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研究

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研究⁽¹⁾

——以香港言语社区为中心

邓小琴

提　要：香港是粤方言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香港粤方言书面化是香港言语社区汉语标准书面语的语体变异标记，呈现出三种变式体：文白词句杂糅体；叙白相间体；粤方言口语体，其语体变异呈规律性的功能分布，适用于不同的语域。粤方言书面化的语体变异不但是香港言语社区言文一致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成员有意保有和参与建构的一种言语行为模式和交际规约，具有语体变异与身份建构的作用。

关键词：香港　粤语入文　语体变异

一　引言

香港位于中国的东南端，由香港岛、大屿山、九龙半岛以及新界（含262个离岛）组成。面积1104平方公里。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0年年中人口数字》显示：2010年年中的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061，200人，其中常住人口为6，856，900人，流动人口204，300。与2009年年中人口比较，增加57，500人，增长率为0.8%。其中不包括来港旅客，2010年年中，来港旅客为405，900人^[1]。

香港总体语言使用的分布状态于香港政府1996、2001、2006年十年间的三次调查中显示，惯用语言的人口比例分别为：广州话88.7%、89.2%、90.8%，普通话1.1%、0.9%、0.9%，其他中国方言5.8%、5.5%、4.4%，英语3.1%、3.2%、2.8%，其他语言1.3%、1.2%、1.1%^[2]，超过两个百分点变化的是广州话，占90.8%的人口使用广州话，英语和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或语言均处于一定的下降趋势。这三组数据表明回归后的香港，广州话作为香港社会的强势方言持续增长，英语地位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影响力开始微跌，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增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一直是香港社会的主要生活语言，以2006年为例，在总数为6，640，344的人口当中，粤方言使用总人口占6，030，960，其他汉语方言占289，027，英语为187，281，普通话为72，217^[3]。粤语、英语、普通话的“三语”和中文、英文的“两文”，构成了香港“三语两文”的语言生活状态。“三语两文”既是香港社会独特发展过程的历史沉淀，也是社会变化在语言上的投射，由此而衍生的语言变异现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不仅仅反映了社会群体分类和社会变化的存在，而且还是建构这些社会群体类别和参与社会变化的一种语言资源，所呈现的言语变异特征是语言符号资源的使用，并被赋予建构新的社会身份的意义（Zhang，2005）。

社会语言学对变异的研究，拉波夫奠定了语音变异为其主要研究范畴的地位，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语音变异研究发展至今卓有成效。然而“语言变异可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可反映在语段特征、叙述语体的组织结构等较大语言结构方面。”（徐大明，2007）¹⁵²如果说语音、词汇的变异研究在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探讨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那么对于较大语言结构的变异研究，尤其是语体变异研究方面则显得相对滞后与薄弱。语音与词汇的变异多集中于口语方面，涉及语段、语篇特征的变异则体现为话语与篇章建构方面，这些变异的扩散，在深度上会引起语言结构的改变，但由于结构变异的缓慢性及对标准语书面语体更加紧密的依赖性，其变异考察的反馈从即时性角度而言，存在研究的难度。但书面语依然是语言使用的重要层面，对书面语变异的关注与研究也许可以完善语言变异在理论建设上的系统性。对较大语言结构变异上的尝试性探讨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也是本文选择香港粤方言书面化作为变异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粤方言书面化，指具有粤方言特征和交际功能的不同语言层级单位被文字记录下来转化为书面文本，其书面文本既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个语段或语篇。粤方言的书面化推行，主要以香港为中心，其书面化的用字及语体模式对粤方言区形成了强烈的辐射影响。以粤方言特征词“点解为什么”为关键词，于2010年9月21日至2010年9月22日一日时间段内对慧科新闻数据库进行限定时间搜索，结果为该词使用语篇数共计40篇（每篇文本内不计原词重复率），有效语篇39篇。39篇的分布媒体为：香港37篇（《太阳报》（6）、《东方新地》（6）、《东方日报》（5）、《明报》（5）、《am730》（2）、《新报》（3）、《都市日报》（2）、《文汇报》（1）、《头条日报》（1）、《recruit》（1）、《星岛日报》（1）、《信报财经新闻》（1）、《市民日报》（1）、《信息时报》（1）、《经济通》（1））；澳门1篇（《澳门日报》）；广州1篇（《羊城晚报》）。以上媒体区域的分布状态及“点解”使用数据实证了粤方言书面化是以香港为中心，对粤方言区呈波浪型扩散的推断。

粤方言书面化现象在香港、澳门、广州、其他珠江三角洲地区及海外粤方言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在香港，粤方言书面化已经达到可以如实记录口语的程度，并趋成熟。粤方言书面化是香港中文书面语的区域性特征，作为一种标记性的表达手段，全面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书面化程度则由媒体受众定位的不同，根据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通俗的不同表达需求来决定，因而粤方言书面化会产生正式度、典雅度层级不同的各式文本。由于方言的一致性，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近年本地文化弘扬及“文化强省”的政策下，方言保护意识增强，逐渐在报刊杂志中开辟刊登粤方言书面化文本的专栏，如《南方都市报》的“副刊·白话广州”、“广州读本·早茶”、“同声同气”；《信息时报》的“云山论见”；《新快报》的“阳光社区·享乐派”；《广州日报》的“民生·时政”；《羊城晚报》（全国版）的“广州城事·粤讲粤兴”。当然与香港地区相比，粤方言书面化所使用的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基本只出现在版面较小的副刊中，一般也没有固定的刊出周期，但其用字特点和语体风格几乎与香港一致，是香港粤方言书面化模因的传播复制。

粤方言书面化在共时层面上有两种较为常见的文本类型：文白夹杂文本和粤方言口语文本，根据粤方言书面化程度的不同可细化为三种体式：文白词句杂糅体；叙白相间体；粤方言口语体。对香港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研究，本文主要以影响力大和受众面广的报纸杂志作为考察及语料收集的对象。报刊类：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为代表；杂志类：以《壹周刊》、《东周刊》、《快周刊》为代表。同时，本文还抽取广州、南京部分销售量很大的报纸杂志做一定的横向比较。广州：报纸《羊城晚报》；杂志《新望》。南京：报纸《扬子晚报》；杂志：《东方》。

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对香港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现象进行分析，试图阐释语言变异除了“所指”意义外，使用者的社会标记意义和象征意义也是语言的“隐喻”意义。语体变异不仅是引起注意，而且是展现个性与身份的一种言语策略（Coupland，2001）。当然粤方言书面化，必然涉及方言的文字化问题及其用字规律，但此暂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将在后续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　粤方言书面化发展的社会基础：香港作为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

“根据言语社区理论，一个言语社区是一个有确定人口和确定活动地点，进行频繁言语互动的社会群体。”，“具有人口、地域、互动、认同、设施这些要素”（徐大明，2004）^18-28。

虽然香港经历了15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但在人口结构上从1851年至今华人基本保持占据95%的比例，^[4]香港政府发布的《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六年按种族划分的人口》^[5]数据也显示，2001年和2006年，华人人口在香港社会占的比例分别是94.9%和95%，依然保持95%的稳定比例。而且香港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香港政府2004 2009年人口密度统计数字^[6]表明，香港人口密度除了香港岛外，五年来基本呈增长态势。以2009年为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九龙最高：43，970，其次为香港岛：16，220，第三为新界及离岛：3820。高密集的人口分布，以及文化背景相一致的社会网络，使香港在资讯的快捷和人际互动密度上闻名于世。

香港市民获取新闻与资讯来源的主要途径，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2010年9月7日至11日所作的电话访问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是电视，占84%；其次是报章，占69%；互联网42%；电台27%^[7]。而港大民意调查研究所2003年曾经进行过的一项传媒使用情况调查也表明，在拥有大专教育以上水平的香港人士中，每天看电视新闻者为72.5%，每天看报者占64.7%，每天上网超过两小时的为31.3%。而最常看的报纸：《苹果日报》49.5%，《东方日报》22.4%，《明报》15.7%^[8]。社会小网络和大众媒体互动是香港社会重要的交际互动模式。人口密度高，媒体密集，文化多元，通讯发达，使香港社会的聚结性极强。而传媒的有效互动所促发的强劲动力往往是任何一种有认同感的社会变革或者言语新模式得以扩散持续的基础。

回归后的十三年里，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数字也在发生着变化，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意网站》从1997年12月7日至2010年6月1日每半年进行一次，共26次的《市民身分认同感》调查数据表明，有两组数据一直居较高的比例，即以“香港人”为身份标记和以“中国人”为身份标记，“香港人”指的是“香港人”和“中国的香港人”，“中国人”指的是“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其中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最为强烈，最高比例是1999年6月，63.4%，最低是2006年12月，46.8%，2008年至2010年的五次调查数据显示，“香港人”的认同感从2006年的低谷，重新攀升，2009年12月认同率为61%，最新一次的调查是2010年6月，比例为56.5%^[9]，此次下跌，相应提升的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认同感的上升^[10]。可见，身份认同感的强弱有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身份认同感调查的各个项目中“香港”是最为高频的关键词，其意味着“香港”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定位。身份认同与语言忠诚、语言转移和语言活力的表现也是紧密联系的。邹嘉彦和游汝杰（2001）^183-194认为，香港的华人社会主要由广府人、四邑人、潮州人（另有部分为福佬）、客家人和外省人构成，与之相应的是广府话、四邑话、潮州话、客家话和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从传统观念与他们的语言及社会同化关系来看，四邑人最容易接受与广府人同化，所以四邑人的语言转移最为明显，83.78%的人在家说广州话；相对于广府人、四邑人和潮州人，香港的客家人家乡观念比较淡薄，只有50%的人保留客家话为家庭语言；外省人的语言忠诚介乎四邑人和潮州人之间，只有34.38%的外省人在家说固有的方言；潮州人一般不自认为是广府人，以潮州人为荣，仍保留潮州话作为家庭语言，43.38%的语言忠诚转向广州话。从语言转移程度的强弱，依次为四邑人、外省人、客家人，潮州人，语言转移的主要指向是广州话。这就形成了香港华人社会中，虽然广府人只占人口的55%，但语言的广州话转移逐年增强，上文所列数据表明，香港惯用广州话，十年间已从1996年的88.7%升至2006年的90.8%。语言忠诚转向广州话，说明了作为“香港”言语社区的身份在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成员中得到认同，其中地域、互动、设施的共有是先决性的，其中经济优越也是认同选择的影响因素之一。语言强势的形成也使语言富有活力，并衍生出对其书面化的需求和发展（此点下文将作探讨）。

粤方言在香港社会的中心地位，即使在殖民统治时期，与英语也没有在口语交际上呈现出低变体和高变体的语码转换区别，因为粤方言作为香港社会最为重要的中文交际语言，在历变的自我调适中，其“文学语言”化也渐生层级上的变异，以应对不同语域的需求。同时，粤方言也没有发生如泰国华人社区闽语在第三代逐渐出现的语言转用现象，而世界上大部分的华语社区第三代都面临着放弃本民族语转用英语或其他强势语言的趋势（新加坡语言转用现象例证来源于徐大明先生《儿童双语发展与家庭社会网络》，《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增刊）。但1949年至回归前，港英政府加大对英语的推广力度及弱化中文的语言政策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港英政府为了加强对高端人才的控制，规定：“公务员的任用和升迁英文水平必须达到E级以上。”，并全力扶植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早自1985年开始，凡新设的学校，若不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均不能获得政府补助”，这些政府措施从而造成了“中、英文中学的比例从1960年的1：2.5发展到1970年的1：4.3，从1980年的1：7.4再发展到1：10。”（闵海霖，2008）^48-51。政策上对中文的削弱，是一种极其强劲的语言规划，会深刻影响语言发展的走向，因为语言存在的意义最根本的是使用的功利及所赋予的价值评判。加之从1949年至1978年，香港与内地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关禁使文化交流几乎中断，由此加剧了作为共同语“国语”和“白话文”与粤方言互动关系的丧失。而此前，香港虽属殖民统治，但其文化教育仍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确立了国语以北平音系为标准音的地位，而白话文运动也奠定了“白话文”成为书面语的典范代表。“战后初期，香港中英文中学的课程多采用1933年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或郑文瀚、张文治编的《中华文选》及《新编高中国文》”（陈必祥，1987）^333-334，1949年，香港政府教育司开始不批准中学采用内地编印的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课本（陈必祥，1987）。

社会的相对独立，是言语社区疆界构成的基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以及近30年与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环境的几乎隔绝，使占据人口95%的华人社会把粤方言认定为自己的母语。由于欠缺政府的规划与支持，缺乏官方机构的监察与指引，香港中文书面语变异的多样化成为必然。港人因汉语共同语（国语、普通话）制衡力量的瓦解，以及英语作为法定语言的强势以及现实语境中汉语共同语作为二语习得地位的劣势，终使粤方言书面化成为港人母语文化的重要标签。而回归后，香港社会粤方言的强势持续，以及清末民初以来粤方言书面化的历时积累，1970年随着粤语歌曲所代表的本土文化的流行，粤方言书面化由民间地位上升为香港社会的文化（以广府文化为基础）象征和华人群体标记，1980年粤方言书面化的群体标示意义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全面认同，并在用字、粤方言特征词及句法特点上与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存在差异。

三　粤方言书面化是香港中文书面语的语体变异标记

“语体变异指因情景、话题、说话对象和地点等外界因素的不同而改变的口语或书面语形式，表现为语音、词语、句子结构等语言形式的变化。口语中的语体变异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进行中的语言变化（Labov，1966），而且，语体本身就是语言变异的社会分布过程个体内化的体现。”（Eckert，2000）（谷晓娟等，2007）⁷，Bell（1984）认为影响和决定说话者语体转换的不仅仅是受众，还可以是仅存在说话者心目中的一个参照点，即说话者想与之达成身份认同的个人或群体。Coupland（2001）进一步指出，个体对社会群体规约的趋同与复制，体现了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建构，语体变异与说话者的人格面貌相联系，语体变异其实是一种语言策略的选择，其基础是某种语言形式被赋予了社会意义。

粤方言书面化是香港言语社区在中文书面语使用中最具特征意义的语体变异，是建构港人身份及表达香港社区群体交际语体风格的重要表征。粤方言书面化是一个语体变项^[11]，表现为在现代标准书面语系统中存在着三种语体变式：文白（粤）词句杂糅体；叙白（粤）相间体；粤方言口语体。邹嘉彦、游汝杰（2001）⁸⁷把口语和书面语分为三个层级：顶层语言、高层语言、底层语言，以此考察当代香港社会中文书面语，顶层语言是现代白话文标准语，高层语言是带有“粤语入文”特点的港式书面语，底层语言是粤方言口语化的书面语。粤方言一直有书面化的传统，但却有特定的使用语域，一般限于底层语言的语域范围，用于民间文学（如木鱼书、粤讴等）或清朝圣经读本及粤方言教材，正式语体如新闻体一般不采用方言入文。当代香港社会粤方言进入高层语言书面语的语域范围，主要表现在“文白词句杂糅”和“叙白相间”这两种语体变式中。文白词句杂糅体是有限度的粤方言书面化语体，“文”即现代白话文，“白”则为粤方言，其全文的语法基础^[12]依然是现代白话文，但有程度不同的粤方言夹用；叙白相间体指的是叙述部分采用现代白话文，对话和直接引语部分采用粤方言口语，是香港报刊中最为常见的语体特点，属于正式语体。其与现代白话文最大的不同便在于直接引语和文中对话基本都是“粤方言口语的记录”，叙述的现代白话文与对话、直接引语的俚俗夹杂是粤方言书面化在汉语当代语中的交际调距结果^[13]。现代白话文通过语言距离让人严肃，粤方言口语通过语言的地域同构使人亲近，由此形成粤语书面化文本的普世优势。“粤方言口语体”是与粤语口语一致的书面语，有独特的方言用字、方言特征词和方言句式。

粤方言书面化变项的产生，也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使用的现实，对于香港这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粤方言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底层方言，而具有高层语言的地位，香港社会一直以来都以粤方言学中文，朗读课文，社会媒体和专业人士也经常对粤语正音，港人关于中文的概念是根植于粤方言环境中的。为了考察粤方言书面化是汉语书面语在方言社区的语体变异现象，本文以香港、广州、南京三地报纸和杂志作为语料对象进行研究。以下是三地报纸和杂志书面语使用情况抽样调查的对比分析。

表1　香港、广州、南京报纸版面内容及书面语使用情况

注：1.报纸每日版面页数一般不固定。

2. A叠：新闻、体育；B叠：经济；C叠版：娱乐（内地报纸A叠内容基本与香港相同，但BC叠分类及内容不同。）

3. D叠：马经；E叠：副刊（含少儿不宜娱乐文本）。

4.语言使用考察以语篇文本为单位。

表2　香港、广州、南京杂志内容及书面语使用情况

（续　表）

注：1.以销量高为抽样标准。
2.不含广告文本，只计有效文本。
3.《壹周刊》（综合）含：时事、财经、优质生活、专栏四个板块。此期娱乐内容较少。
4.以语篇文本为考察单位，少数变异字词不计入。
5.文本类别归属取相对值。

从以上报纸杂志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

（一）粤方言书面化是香港汉语书面语最主要的变项标记。

（二）香港与南京报纸书面语使用情况的差异巨大，广州报纸的书面语使用情况与南京保持一致，可以说明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和变异产生拥有控制力量，语言政策中标准语的确立和推行是维持共同语顶层语言地位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三）在经济与文化上拥有强势力量的语言，具有一定的同化力量。广州娱乐杂志大量采用香港的书面语模式，是因其娱乐文化的强势而产生的模因^[14]复制。而香港回归后，普通话所代表的政治强势，也对香港中文书面语产生影响，普通话标准书面语文本数在报刊中有所增加。

香港粤方言书面化的三种变式，是汉语在香港言语社区语言状态下的自我调节和顺应。从更大范围的汉语言语社区来考察，虽然香港汉语言文脱节，但标准语书面语教育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传承的使命没有终结。香港初、高中所选的语文课文大部分为经典的传统名篇，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以启思出版社出版《生活中国语文》为例，中一上（初中一年级上册）讲读部分的课文目录有（不列教材中导读和自习篇目）：1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郑子瑜）、2岳飞之少年时代（佚名）、3桃花源记（陶潜）、4燕诗（白居易）、5背影（朱自清）、6木兰辞（佚名）、7风筝（鲁迅）、8羚羊木雕（张之路）。中五（高中二年级）讲读部分的课文目录有：1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2青玉案.元夕（辛弃疾）、3［中吕］山坡羊.骊山怀古（张养浩）、4停车暂借问（节录）（钟晓阳）、5庄暴见孟子章（孟子）、6六国论（苏询）、7孔乙己（鲁迅）、8请客（王力）。汉语书面语中以现代白话文为典范是维系汉语作为母语文化稳定性的基础。而粤方言书面化的差异又使其在方言社区层次上具有标志意义。“历史和政治进程总是引发语言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随时选择一种共同的地道的说法（无意识中形成的共同语或者说被普及的方言），然后就采取的形式加以固定或者严格规范化，使之成为规范语言的典范。”（罗郎.布洛东，2000）⁶⁷。粤方言书面化不能说是一种规范语言的典范，但作为香港言语社区约定俗成的语体模式，具有语言思想和身份建构的互动关系。

粤方言书面化从语言使用的本质上来说也是言文一致的需求所致。“香港作为一个世纪以来相对独立的华语社会，粤方言成为这一社会的共同语。言文脱节使人们再一次感觉记录的困难，一种言文一致的书面语体便应运而生。但汉语的文学语言自始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化积淀，使白话文依然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因此，以粤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体一般只出现在消遣类的文本中。”（邓小琴，1998）^37-46，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语体变异表面上是个人语体的选择，实则是群体规约的产生与再现。

四　粤方言书面化语体类型及其功能分布

粤方言书面化可根据其入文程度分为三个层级的变体：文白词句杂糅体、叙白相间体、粤方言口语体，并在功能的层级上也体现为高低变体（C.A.Ferguson，1959）的使用状态。其语体特点如下：

（一）文白词句杂糅体

文白词句杂糅，是有限度的粤方言书面化语体。主要是粤方言词入文，兼有少量粤方言句式。以下例子中文字加粗者为粤方言词，粗字下标小字释义，下划“　　”为方言句式。

（1）哥頓平日滿口生意經，好少將足球掛口邊，原來佢他唔聲唔聲默默支持港足多年，早喺在六十年代已擔任南華會主任，最大嗜好係是踢波踢球，仲还專踢前鋒。講起踢波，哥頓特別興奮，自嘲射十二碼唔及比不上陳七陳肇麒醒机灵，但球場以外佢為港足開路，兩年前禮聘克羅地亞球隊教練來港擔任港隊總教練，力谷强迫球員體能及球技，令整隊波脫胎換骨，今次吐氣揚眉，哥頓一於仍旧派錢发钱振奮士氣，尋日昨天同太太胡郭秀萍及公子胡文新喺在合和中心嘅1的旋轉餐廳頒贈支票，仲还特製咗了一個巨型足球大蛋糕慰勞球員。（《东方日报》2009 12 21 A15，港闻）

（2）台下有社民連的¹任亮憲聲大滔滔，從回歸前講到回歸後，有冇料到？得個桔有没有什么情况？什么也没有，冇乜没什么實質的²建議。反而，周日《論壇》之¹後的³周一及周二，同是港台節目的⁴《左右紅藍綠》，講者亦係是講「屋」，與《論壇》相比，就有天壤之²別。該講者唔使不用大聲、唔使怒氣生气，頭頭是道，有紋有路，點樣怎样出「橋」“窍门”谐音教政府解決「屋」的⁵問題，相信電視機前的⁶觀眾也心服口服。（《成报》2010 09 24 A16，成中讲台）

（3）佢話他说自己實在好焦急，因為十八歲之³前嘅²的青少年係一生最旺盛嘅³的成長期，除咗了學知識外，仲还要建立正確價值觀，貧困家庭嘅⁴的青少年連學習嘅⁵的榜樣都冇没有，點樣怎样可以獲得呢啲这些無形資產呢？所以蔡元雲好明確咁地話说，希望今年嘅⁶施政報告唔不好再係是快捷咁地派糖。至於普羅市民，佢都認為大家對施政報告提出好多經濟資助、復建居屋等意見，但就忽略咗了貧困下一代，所以佢期望香港有心人多啲点關注貧窮下一代。（《太阳报》2010 10 03 A17，政情）

文白词句杂糅一般出现在新闻、议政文本中，如上文中的“港闻”、“成中讲台”、“政情”板块。在（1）中主要是方言词入文，在（2）中则不但有方言词，还有方言句式夹用，（3）是文白夹杂转换最为成熟的文本，在句中副词和语助词部分全部采用粤方言特征词，而句法是以现代白话文为基础，“文”“白”语码转换自然流畅。这是因口语言说与书面表达的矛盾渗透影响有关。上列3例的文本基础依然是现代白话文，非通粤方言者可读懂大部分文本内容。

（二）叙白相间体

在言事议事中遵循庄重之风，在转述与话语引用中遵循再现原貌，从而造就了叙白相间，适用于多种语域需求的变体。由于亦文亦语，对港人而言，是一种严肃度与庄重度高于纯粤语口语文本的语体，而又不会与口语语感相去甚远。当然与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的诉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而成为港式传媒书面语变体中最富生命力的语体模式。下划线部分为“粤方言口语文本”，下标行文为释文。如：

（4）「做好呢这份工」並不容易，有兩名郵差除了做好份內事，更多行一步，連教人怎樣以更便宜價錢寄包裹、提早送信等份外事也兼顧，甚至有人反問「乜你咁好？唔係你工作都做埋」你为什么那么好？不是你的工作都一起做了。他們付出的努力，市民均看在眼裏，兩人過去一年獲得共逾80封讚揚信，成為同行之⁴冠。（《明報》2010 10 04 A10，港聞）

（5）工聯會副會長陳婉嫻曾聯同食家蔡瀾，向當局提交名為「百味園」的⁷計劃，建議在該幅地皮開設最少一百個大牌檔，為居民提供大量基層就業機會，但計劃最終被政府否決。她批評負責批地的⁸發展局只着眼於批地的⁹成本效益，忽略最重要的¹⁰活化社區和提供就業訴求：「創造就業機會唔係發展局範疇，佢哋諗得唔夠全面，做培訓中心根本係行錯路，滿足唔到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不是发展局的范畴，他们考虑得不够全面，做培训中心根本是走错了路，满足不了需要。（《東方日報》2010 10 10 A23，港聞）

（6）鄧健泓（Patrick）昨日以環球唱片歌星身份出席TVB《新派煮意》節目擔任嘉賓，他透露無論跟唱片公司的¹¹歌星合約及TVB的¹²經理人合約，都將會在明年約滿，而今年將是他做歌星的¹³第10年，故在工作上將會有特別的¹⁴安排。

Patrick又表示，一直也有跟陳志雲以SMS聯絡，甚至近日才跟對方食飯，對於有傳TVB下令禁止旗下藝人與陳志雲會面一事，他直言：「冇啲咁嘅⁷事没有这回事（有傳陳總做DJ時邀請嘉賓上其節目要收取酬勞？）咁好唔公平这样很不公平，電台訪問應該不論名氣多少都可以上。」近日，Patrick被拍得與女朋友龔嘉欣（小圖）到深井拍拖食燒鵝，對此他笑言：「其實嗰次係誤中副車，據了解佢哋（記者）其實係跟緊高海寧，但既然都斷到正，不如索性公開，咁冇咁大壓力。」其实那次是搞错了车，据了解他们其实正在跟踪高海宁，但是既然都撞了个正着，不如索性公开，这样就没那么大压力了（《新報》2010 10 02 C03，八爪娱）

叙述部分基本是现代白话文，偶尔也会夹杂一些方言词，只有在直接引语部分才采用粤方言口语书面化的形式。叙白相间是香港报刊书面语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模式，既可用于严肃类的新闻报道，也可用于娱乐消遣文本中。

（三）粤方言口语体

粤方言口语体是粤方言书面化最为彻底的成熟变异语体，也是与汉语标准书面语相差最大的一种变体。其特点就是“言文一致”，既粤方言口语（言）与书面语（文）基本相符。由于粤方言语音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面貌，加上古壮侗语在词汇与句法上的底层残留，能如实记录粤方言的汉字有限，为弥补文字记录语言的不足，汉字在粤方言文本中既表意又可表音，并创造了约200多个粤方言俗字，其呈现的粤方言文本，完全脱离了共同语书面语的语法规范及用字标准，在用字、词汇和句法上具有粤方言特征。如：

（7）咪住！大拿拿使二千二百幾萬起嘅⁸靚場，居然變相成為某啲團體話晒事嘅⁹「私人俱樂部」，市民次次望門興嘆，畀人剝奪咗享受單車樂趣嘅¹⁰權利，好過分啫！納稅人科水興建體育設施，當局竟然「請」番佢哋食閉門羹，打完齋唔要和尚不特止，直頭連隻齋缽都霸埋，有冇離譜啲吖？（释文：先打住！花两千两百多万的大价钱起的漂亮场馆，居然变相成为某些团体说了算的“私人俱乐部”，市民每次都望门兴叹，被别人剥夺了享受单车乐趣的权利，真的很过分哦！纳税人出钱兴建体育设施，当局竟然“请”回他们来吃闭门羹，不单是和尚为你念完经，就不要和尚，简直连碗都要霸占，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东方日报》2010 09 25 A22，节选，港闻|功夫茶）

（8）早幾日，八姨太見到霍震霆喺中環名店Prada揀西裝，佢一見到八姨太即刻周身唔聚財咁，然後匿埋一二邊打電話求救，見八姨太企喺門口等咗十幾分鐘唔捨得走，霍生皺晒眉頭忍唔住急急腳走，之⁴後係咁喺置地左兜右兜擺脫八姨太。（《東方新地》2010 10 06，八姨太首手記，P044）（前几天，八姨太看到霍震霆在中环名店Prada里挑选西装，他一看见八姨太立刻浑身不舒服似的，然后躲到一边去打电话求救，看见八姨太站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不舍得走，霍先生皱起眉头忍不住急急忙忙走了，之后在置地广场左拐右拐摆脱了八姨太。）

这些文本中最明显的变异标记是汉字除了表意字外，还有不少的表音字。其中有两种变异类：一类为固有汉字（含被现代汉语废用的古汉字），但在上述文本中几乎丧失原义，只表音。如：使（花钱）、晒（体貌助词标记，“V～”）、畀（被动标记）、番（体貌助词，返还体V～）、埋（体貌标记，V～）。第二类是粤方言俗字，大部分采用形声造字法，“意符”比较抽象，一般以“口”字为旁，意指口语词：咪嘅啲咗啫哋吖喺咁，“冇”是会意造字。这些独特的方言用字也是粤方言书面化的特征词。此外，V咗、V番、V埋、V晒是粤方言句法特征的书面化标记。

（四）“嘅”、“的”、“之”结构助词语域使用的个案考察

“嘅”是粤方言中表定中结构或“的”字结构关系的粤方言字，“的”是现代汉语白话文常用结构助词，“之”则是古汉语常用结构助词。之所以择取“嘅”、“的”、“之”三个结构助词在香港中文书面语的使用状况中做个案研究，是因为这三个结构助词的功能分布在体现香港粤方言书面化的变异特征及其规律上具有典型意义。

以上文所举的9个文本语料为考察对象，“嘅”、“的”、“之”的使用情况见表3。

表3　“嘅”、“的”、“之”的使用频率及出现文本语境

注：1.上列9个文本语料为一个随机集合单位，文本中用上标数字表示出现的次序，如：“的5”表示“的”在此为第五次出现。
2.表3中词的下标数字则表示该词在此集合单位中共出现的次数。如：“之3”表示一共出现了三次。

从“嘅”、“的”、“之”文本使用个案的考察，三个结构助词的使用功能分布如下：

（一）“嘅”主要使用于文白词句杂糅体和粤方言口语体中，是粤方言书面化在语法层面上的标记项，“嘅”是用于记录粤方言结构助词“的”的方言字，作为粤方言书面化的特征词可出现在高低变体中，但在粤方言口语体中一般只出现“嘅”，很少出现“的”。

（二）“的”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说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规范的制约作用在香港中文文本中依然占有强势，尽管缺失了与汉语共同语口语互动的语境，但汉语书面语的历时渗透和汉文化认同的内核所在，使粤方言书面化呈限度存现。在香港常用中文文本中，彰显文雅及庄重语体风格的文本基本采用“的”字为结构助词。

（三）“之”在粤方言中具有独特的语用地位，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属常见词。从上列文本考察中，可见“之”可出现在文白杂糅体和纯口语体中^[15]，这也实证了粤方言保留大量古语词的事实。

本文对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所离析出的三种变式，是以一种语音变异方法来考察语体变异的尝试，如果说语音变项中存在着旧式、新式、还有过渡式的话，一般意义上，新式与旧式没有逆转发展演变的可能，即新式逐渐代替旧式，但并存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这种代替论对于词、句，甚至语篇的新旧变式而言，则未必是可以成立的。新词未必能够最终代替旧词，句法的丧失有复生的可能，而本文所探讨的三种变式很难称得上绝对的新旧式。相对而言，粤方言口语体是新式，文白词句杂糅体为旧式，但前者为低变体，后者为高变体，有各自适用的语域，有功能上的分布。而过渡式的叙白相间体，由于最能体现香港言语社区言文一致的语言使用需求，而最富活力。任何变异的肇始，均与语言使用的功能需求有关，语音的不可逆转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词句语篇的变式最终是否演变为功能的细化，这是本文引发的思考。

五　结论

香港粤方言书面化的发展形成了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的语体变异，语体变异是一种交际功能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语言标识，并在字词句的选择和使用上建构语体变异的语法属性（广义）。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俗白两组范畴，是调节交际关系距离的坐标系。粤方言书面化的三种变式，文白词句杂糅体是以粤方言口语为基础的香港社区当代语对现代汉语正式书面语的渗透，在语体意义上产生“推远”感，从而实现适度庄重、正式，而又不失现实感的交际功能。叙白相间体，是共时距离感（现代白话文）与拉近感（粤方言）相结合，在香港社区中是最具普世性价值的中和语体。粤方言口语体是语言文白转化与相互促进普遍性规律的再现，俚俗语地位的上升与社会对其语言价值的评判密切相关，只有赋予了社会的文化意义和主体意识的象征，底层语言才可上升为高层语言，并作为一种言语行为规约，成为交际互动的语言手段。粤方言口语体以直接引语的文本形式进入香港言语社区现代白话文为基础的正式语体中，是俚俗语摆脱方言书面化“曲俗”的传统，实现口语向书面语的高位转变。语体变异是香港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选择，它既是语言同质发展的必然，也是香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方言意识”增强在书面语使用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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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小琴，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注释】

(1)本研究得到“汕头大学文科科研基金项目”（SR10010）、“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STF110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GD11CZW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10）的资助。笔者曾就“言语社区”理论对香港粤方言书面化语体变异现象研究的意义及方法请教过徐大明教授，在此致谢。同时论文两次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极其重要而富有启发的修改意见，在此亦深表谢意。文中谬误，则概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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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Gov H K香港政府一站通。2009年06月19日。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_releases_on_statistics/index_tc.jsp?sID=2174＆sSUBID=11920＆display Mode=D

[2]数字资料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一九九六年、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六年按惯用语言划分的五岁及以上人口》（不含失去语言能力的人士）。2010年11月15日。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tableID=140#1＞

[3]数字来源同②。

[4]“香港2004·历史”，香港政府一站通。2010年11月14日。http://www.yearbook.gov.hk/2004/tc/21_05.htm347.

[5]《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六年按种族划分的人口》，香港政府一站通。2010年11月14日。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tableID=139.

[6]数字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按区域划分的人口密度》。2010年11月10日。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s_by_subject/index_tc.jsp?subjectID=1＆charsetID=2＆display Mode=T。袖珍资料指南“香港统计数字一览”《按地区划分的人口密度》。

[7]此次调查采用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电话访问成功调查样本为1011名香港市民，回应率为65.3%。数据来自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2010年9月14日新聞公報＞，取读时间：2010年11月15日。

[8]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22.html＞的问卷调查，本文只提取表三《传媒使用情况》的数据，取读时间2010年11月15日。直接问卷调查人数为1323，成功个案1154，回应率为87.2%。

[9]数据来源：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alfyr/datatables.html。取读时间：2010年11月15日。26次调查方式均为透过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以电话进行访问。人数最少为1002人，最多为2210人。

[10]见《港大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2010年6月22日新闻公报《＜港大民意网站＞今日发放香港市民身分认同数字》分析。

[11]徐大明认为，变项和变式是一组概念，一个变项由一组变式构成，两个以上变式才能构成一个变项。《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 101页。

[12]这里的“语法”指的是广义的语音、形态、词法和句法。见冯胜利《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2010年第5期。

[13]冯胜利（2010：403）认为，正式语体是“推远”距离，“非正式”是“拉近”距离，因此，正式与否是一种调节交际关系的语言机制。文献来源同上。

[14]“模因”为何自然先生对“meme”一词的翻译，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散播开来的思想或主意，具有传承性，是人们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行为。（何自然主编，谢朝群、陈新仁编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15]由于语料篇幅所限，“的”“嘅”“之”的考察只是一种有限的分布描写，其实即使是顶层语言，香港中文书面语与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也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之”在香港中文书面语顶层语言的使用个案就较多，但由于顶层语言限制粤方言入文，因此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