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相关规划的局限性

三、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相关规划的局限性

上面我们重点分析探讨了新中国两次大规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对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积极影响与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两次国家辞书规划中涉及外语类辞书规划的内容方面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首先，前两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对英语类辞书的编写出版规划考虑得较为全面和细致，而对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相关规划安排尚比较粗略。这主要体现在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数量与类别规划方面，即数量较少，功能类别不够完善。具体来说，英语类辞书的大中小型层级特征明显，所涉及的类别也较为丰富。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英语类辞书涉及语文类和专项类两个功能类别，而其他非通用语种除少量语种有专项类辞书规划外，大部分仅有语文类辞书的规划。到了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时期，英语类辞书的功能类别进一步丰富，增加了专科类，共有三大类别，而非通用语种的情况仍主要以语文类为主，极少数的语种有1—2部专项或专科类辞书。这样的辞书规划在语种功能类别的考虑方面不够均衡全面。详细数据请见表2-8：

表2-8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英语类和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功能类别规划情况

其次，在两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对于各类辞书的修订工作未能体现足够充分的延续性考虑。

表2-9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新编、编译和修订辞书规划情况

如表2-9的数据对比显示，第一次全国外语类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中，新编辞书共107部，修订辞书共22部，修订辞书的比例占规划总数的17.05％。第二次全国外语类辞书规划中，新编辞书共61部，译编辞书2部，而修订辞书仅3部，占规划总数量的4.55％。根据我们对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实施情况的了解，“广州会议讨论制订，经国务院批准的1975—1985年编写出版的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的规划，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下已基本完成”⁽³³⁾，也就是说，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所规划的外语类辞书已经基本按计划完成，即大部分规划外语辞书（78部）的完成时间在1980年或之前，而少部分外语辞书（51部）当中大多数也是在80年代初完成的（主要是1981—1983年）。因此，等到1988年制订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时，大部分外语类辞书已经出版5—10年，应该考虑进一步修订的问题了。然而，从上述图表中的这组数字对比来看，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修订辞书的比例相对较少，对于一些在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实施早期就完成的辞书的修订工作未能考虑到，修订周期相隔比较长。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各相关出版机构局部规划的一个合理考虑与安排。

第三，两次全国外语类辞书规划中，部分辞书类型的规划工作缺乏应有的前瞻性，比如专科类辞书、百科类辞书、外向型辞书以及内向编码型辞书这四个方面。据我们所掌握的辞书规划相关资料，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专科类和百科类辞书的规划数量总体均较少，即第一次国家规划中未考虑专科类和百科类辞书，而第二次国家规划中也仅有专科类的6部。这种规划比例表明此类别辞书的编纂出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样，在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向型外语辞书规划涉及8部辞书。这8部外向型的双语辞书涉及8个语种，应该说比较好地考虑到了当时“供外国友人学汉语用”⁽³⁴⁾的需求。然而，到了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时，外向型的外语辞书却未见任何考虑，这显然与我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不相适应的。此外，关于内向编码型辞书的规划情况也基本相似。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内向编码型辞书的规划基本合理，涉及的语种面较广。根据相关历史资料，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内向编码型的汉外辞书共28部，涉及14个语种，包括汉英（5部）、汉日（2部）、汉俄（4部）、汉法（3部）、汉德（1部）、汉西（2部）、汉语—阿拉伯语（2部）、汉朝（2部）、汉语—阿尔巴尼亚语（1部）、汉越（2部）、汉语—印尼语（1部）、汉语—印地语（1部）、汉葡（1部）以及汉语—世界语（1部）词典。应该说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在汉外编码型辞书方面考虑到了满足各主要语种的基本需求，因为这些汉外辞书的规划篇幅普遍属于收词在5万条以下或略高于5万条目的中小型辞书。到了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内向编码型的汉外辞书总体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是，就我国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的规划内容来看，内向编码型辞书的规划数量却远远不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说，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内向编码型的汉外辞书总共13部，涉及9个语种，包括汉英（3部）、汉日（1部）、汉俄（1部）、汉语—阿拉伯语（2部）、汉朝（1部）、汉语—罗马尼亚语（1部）、汉越（2部）、汉语—印尼语（1部）、汉语—印地语（1部）词典。这个数量占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辞书规划总数的19.70％，要低于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中的同类比例21.71％。显然，这是与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时我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对编码型外语辞书的需求不相适应的。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相关资料统计与分析，改革开放30年当中，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数量最大的就是专科类辞书，共3 123部，占外语类辞书出版总量（6 624部）的47.15％，但如前面相关章节分析的，其学科小类的分布方面却很不均衡。百科类辞书在这30年当中的编纂出版数量也较少，仅60部，占外语类辞书出版总量的0.91％，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外向型外语辞书的编纂出版总共21部，占外语类辞书出版总量的1％都不到，为0.31％。至于我国汉外类（主要是汉英双语语文、专项类和汉语—非通用语种双语语文、专项类）的编码型辞书，改革开放30年当中共出版了387部，远远少于外汉类（主要是英汉双语语文、专项类和非通用语种—汉语双语语文、专项类）的解码型辞书编纂出版总数1 727部。这些出版数据反映的情况无疑是与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相关导向缺失或不足有很大关系的。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次规划的前瞻性还有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