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悟性思维

6．1．2　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悟性思维

6．1．2．1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孕育了中国人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

中国哲学中“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老庄哲学把“道”看成是世界的本源，老子认为“阴”、“阳”的对立统一是万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上》）无限的宇宙正是在一切有限事物的生——灭、始——终这一阴阳周期性交替变化中获得延续和永生，所以老子建议人们知雄守雌，绝圣弃智，“致虚极，守静笃”。受老庄哲学中的阴阳思想影响，中国人倾向于把世界看成一个阴阳对立的整体，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二重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阴阳的对立统一揭示了宇宙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阴阳的对立统一孕育了中国人整体性思维方法，“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逐一进行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连淑能，2002）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讲究阴阳二元对立，但是在对立中看到统一；而西方的二元对立论注重冲突和对立。“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认知模式不主张把客观世界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而是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群体看做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即非常注重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中国人不在世界之外去认识世界，而是把自身契入到认识对象中，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主客混通的精神状态，靠体悟和直觉去认识世界，用心悟道。中国人直观的思维方式不是像西方人那样通过归纳、推理、演绎，而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的思维过程。这种注重直觉体验和整体领悟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对应、对称、对立，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抓住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达到最终的和谐统一。陈江风指出，这种整体模糊型的思维方式已经潜在地孕育着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把世界看成一个相互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统一整体，模糊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思维对象的人和自然之间是浑然不分的，另一方面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之间也是浑然不分的。（陈江风，1996：212）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心”的直觉体悟作用，主张通过内心的体悟来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观念决定了中国人不大可能形成外向型的理性思维，而只能是内向型的自反悟性思维，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直觉和自我证悟，实现主体意识同自然法制的合一。李约瑟曾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李约瑟，1990：337）希腊人和印度人的机械原子论使其思维方式呈现出很强的分析性，促进了其语言的屈折化。中国人在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哲学思想的引导下，形成了一种注重整体和体悟的直觉思维方式，中国人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把握常常是直观的、整体性的、非逻辑性的和富有神秘色彩的，人们习惯于以自然或人事中已见已知之单项现象来比附自身行动时不定不知的现象。

杨自俭总结道：“《周易》把传统的思维方法概括为‘观物——取象——比类——体道’，这种方法推崇直觉领悟和类比推论，从相互关联中整体把握，不讲究逻辑推理和理论体系的形式构造，不注意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层次和过渡环节。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知识一般是具有模糊性、跳跃性、非系统性，当然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用这种方法构成的概念或范畴也大多具有多义性与流变性，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歧。”（杨自俭，2000）这种主客混通的整体型思维模式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当人们按这种思维模式进行思维时，遵循先整体后局部的认知秩序，通过比类取象和个人体悟的方式把握全局，虽然注意了整体，但往往忽视局部缺陷，形成一种整体模糊思维的特征。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孕育了整体性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特点，这种整体模糊型的思维方式又造成了汉语句法的意合特点，连词成句、行文铺排不求句法形式完备，我们既可以说“一锅饭吃了十个人”，也可以说“十个人吃了一锅饭”；我们既可以说“爸爸你想死我们了”，也可以说“爸爸我们想死你了”。汉语句子结构讲究以意役形，靠直觉领悟，致使语义表述常常失于模糊，不如西方形态性语言那样表义清晰。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作者用词非常凝练，“鸡声”不知道是公鸡的打鸣，还是母鸡的啼叫，也不知道是一只鸡还是几只鸡，要正确领会温庭筠这句诗的意思，读者必须从整体结构上把握原文的意境，而非把目光聚焦在个别词语上。受模糊型思维方式的影响，汉语句子中主谓语成分不全，存在大量的无主句，而且没有明显的被动语态标记，汉语句子的语法结构是随着说话者的目光转换而变换流动的，“鸡不吃了”既可以表达“我不想吃鸡了”，也可以表达“鸡不吃食了”，前者从人出发，后者从鸡出发，说话者的视角变换自如；东西既可以掉到地上，也可以掉到地下；我们既可以说“男人30一枝花”，也可以说“姑娘18一朵花”，农民常常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里的“一枝花”我们不清楚到底是a bunch of flowers，还是a flower，要用西方形态语言来表达，我们就必须区分开“一枝花”（a bunch of flowers）和“一朵花”（a flower）的差别，但是中国人是不加区别的，也没有谁会追问它的具体含义。这些语法语义特点都反映了中华民族整体模糊思维在汉语中的映射。因此，“一枝花”牌洗衣粉如果要翻译成英文，就必须具体化。

6．1．2．2　言意之辩与禅宗顿悟

符号学研究表明，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和符号所寓指的事物之间永远不可能达成完全同一的关系，语言符号也是这样，语言符号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完整地反映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更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只能反映某时某地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和人们在某时某地对现实世界的某些认识。先秦时期的哲学家认为，语言作为人类交际和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不仅具有表达思想的功能，还有限制人们思想表达的一面，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辩”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觉得语言、逻辑反而成为体悟”道“的屏障，会屏蔽人们对理的认识，产生思想的因循、僵化、片面、断裂等等。”（徐时仪，1997）儒家始祖孔子重视言传身教，但有时也不免发出“予欲无言”的感慨。庄子声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体悟思维境界超越了语言文字这个中介，如果过分执著于语言文字，那么语言文字就会成为人们认识无言之界的障碍。

中国禅宗认为禅理和文字无关，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经书语言并非真正的实在，语言文字本身不能使人成就佛道，仅起到工具的作用，使悟者达到澄清之境，悟者舍筏登岸。故禅宗推崇“不立文字，直接本心”的顿悟法，大力提倡“顿悟”法门，试图超越语言，回归直觉体验，靠“棒喝”、“机锋”和隐喻使人突然猛醒，体悟“自性真空”的佛教真谛，从而顿悟成佛。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禅宗的顿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依近代心理学家说，灵感大半是在潜意识中所酿成的东西，猛然涌现于意识”。（《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禅宗这种无需任何过程和中介的直觉体验，正与现代意识理论中所谓的体验意识相契合。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人可以用“突变”而不是“渐变”的方式解决问题，心理学家已获得了一个粗略的有关顿悟的脑过程框架。（罗劲，2004）

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论造成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混通，再加上禅宗顿悟学说的模塑，中国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变成了个人冥思般的体认和整体感悟，认为“吾心即宇宙”，悟的境界是追求对人生、宇宙的价值、意义的深刻把握，也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直觉和自我证悟，实现主体意识同自然法制的合一，从而达到对人生、宇宙本体的整体融通，对生命真谛的体认。这样人们认识与实践的博大内涵完全拘泥于人心自我的狭小空间，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抗争被人心自我的苦斗所取代，认识世界变成了感知自我，客观可由主观的自省和冥思而被感知，因而培育了中国人整体感悟与形象思维的特点，形成了含意模糊、用词洗练、语意浓缩的交际模式，历代文人自觉追求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尽的情貌，造成了汉语文化语义词语语义上的多面性与模糊性，人们对许多民族文化词语语义的理解依赖于我们对先辈思想和历代文学融会贯通的联想和领悟。

言意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言意观是由言达意，以意为重，言为中介，言与意间可以有象。人们不仅注重言中之意，而且更注重的是言外之意或意外之意，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认为言词越多，越会限制误导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体悟，因而总想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穷的物象，或者干脆创造出一幅形象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导致人们说话爱使用比喻，强调充分发挥人们内心的认识能力，让听众通过视觉形象直观地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人们追求用最节省的语言符号来传递一定的意象，使符号接收者（听者或读者）能够运用这些意象充分展开想象和联想，悟出符号发送者（说话者或作者）的真意，这样就形成了汉民族独特的重意会轻言传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中国人在作诗时尤爱使用赋、比、兴的手法，汉语中的植物词具有丰富的视觉信息和审美意象，因而成了说话者传情达意的最好载体，古典小说中每当才貌双全的仕女出场时，作家一般仰仗于汉语中的植物词来进行人物的肖像描写，形容她是“眉似青山，脸如莲萼，唇缀樱桃，腰若柳枝，指如削葱……”以便让读者像观照山水一样来欣赏女性的美貌，好一幅植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