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大脑词库的组织方式

2.2　双语大脑词库的组织方式

词汇的表征与加工是语言理解和使用的基础。词汇在人脑中的表征是以“大脑词库”（mental lexicon）的形式存在的。大脑词库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一种类似词典的装置，储存了大量的词条，每个词条包含词的正字法（orthography）、读音（phonology）、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语法特性（syntax或grammar）等各种知识。对于双语者来说，大脑中大脑词库的组织方式比单语者要复杂得多，因此，揭示双语者大脑中大脑词库的组织方式，是探讨双语语码转换机制的必要条件。

双语大脑词库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双语者的L1大脑词库和L2大脑词库是异质性（独立表征）的还是同质性（同一表征）的。前者认为，L1和L2有各自独立的形式表征系统和语义表征系统；后者认为，两种语言的形式表征系统与L1语义表征系统相联系。即当两种语言信息进入各自的形式表征系统，经过加工产生的语义信息进入共同的语义表征系统而得到整合和储存。双语大脑词库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双语者的单词激活是否具有语言选择性（language selectivity）。围绕这两个问题，国外双语大脑词库研究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提出的模型强调大脑词库的异质性特点，较为著名的是Weinreich（1953）的理论。其主要思想是：概念／语义和单词存储于双语者记忆的不同部位，双语者的L1词汇和L2词汇也分别存储。

按形式表征和概念／语义表征的关系，大脑词库可分为三类：复合型（compound organization）、并列型（coordinate organization）、附属型（subordinate organization）。复合型大脑词库中，L1和L2的翻译等值词共享一个概念表征，L2单词和概念直接相联；并列型大脑词库中，母语单词的概念表征和L2单词的概念表征相互独立；附属型大脑词库中，只存在一个概念表征，L2单词和概念无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母语单词和概念发生间接联系。Ervin和Osgood（1954）对Weinreich的三分法做了修正，将双语大脑词库类型缩减为两种——并列型和复合型，并认为两者的差异和双语者的L2习得环境有关。Paradis（1978）则认为：双语大脑词库在某些语言层面（如语音）是复合型的，而在其他语言层面（如词汇意义）是并列型的。这些观点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很相似，都强调了双语大脑词库的异质性。异质性的观点在当时引发了研究者对双语使用的极大兴趣，他们对是否存在“双语转码机制”以及双语者使用一种语言时是否必须关掉（switch off）另一种语言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实验和研究，但结果似乎并不支持双语大脑词库异质性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双语大脑词库研究被纳入了一般认知处理模式中，逐步出现了互动的同一表征双语大脑词库模型。Potter等人（1984）的观点是，两种语言存在于两个独立的词汇表征之中，但是共享一个概念表征系统，而概念表征系统独立于词汇表征系统。其中的一个模型是“词汇连接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见图2.1）。

图2.1　词汇连接模型

此模型假设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之间有着直接联系，L1的词汇表征直接与两种语言共享的概念表征相联系，而L2的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没有联系，所以说，双语者对L2词汇意义的提取是先在词汇层面将L2词转换成L1中的翻译对等词（translation equivalents），然后再从概念系统中提取意义。

与此模型相对立的另一个模型是“概念调节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见图2.2），该模型认为双语者的两个词汇系统通过共享的概念表征相联系，两种语言在词汇层面无直接联系，但两个词汇存储都与一个共同的语义表征相连，L2词汇可直接提取语义。

图2.2　概念调节模型

Potter等人（1984）将熟练的汉英双语者和非熟练的法英双语者（美国高中生）在大声朗读词汇、图片命名和词汇翻译3项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与概念调节模型的假设一致，而与词汇连接模型相悖。由此，他们认为L2水平不同的双语者的大脑词库都具有概念调节的特点。但后来的研究（Chen ＆Leung，1989；Kroll ＆Curley，1988）却发现，低水平双语者的大脑词库只具有词汇调节的特点。只有当L2水平提高时，其大脑词库才逐渐获得概念调节的特点。

Kroll和Stewart（1994）认为，应该将概念调节和词汇联系作为不同的路径纳入同一个模型中。他们对16名英荷双语者分别进行了三组实验。在实验一中，被试分别对一组相同语义范畴（semantic category）的母语单词和另一组随意排列的母语单词进行翻译，结果和Kroll和Curley（1988）的图片命名实验相同，都发现了语义范畴的干扰作用（semantic category interference），即翻译同母语语义范畴的母语单词所用时间反而大于非同类范畴的单词。实验二包括图片命名（需要概念调整）和单词命名（需要词汇调整）。同母语语义范畴的图片和母语单词交替排列，被试用母语单词命名图片（如glove）后，接着念出同一范畴的另一个单词（如hat）。结果表明，图片命名的反应时间（response time，RT）较实验一缩短，即语义范畴的干扰减小。Kroll等人认为，语义范畴干扰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母语单词和概念直接联系，对同一范畴中的概念的反复提取提高了概念的激活水平，概念调节首先发生，继而才发生词汇联系。实验三要求被试完成L1－L2的正向翻译和L2－L1的反向翻译，结果发现了翻译的非对称性（translation asymmetry），即正向翻译慢于反向翻译。这说明正向翻译需要概念调节，而反向翻译只需词汇联系。另外，Kroll和Stewart（1994）还进行了英语和荷兰语的同源词（cognate）的命名实验，发现母语同源词的命名不受发音因素的影响，而L2同源词则不然。

Kroll和Stewart（1994）通过图片命名和翻译任务的实验发现：在图片命名任务中，被试用L1反应比L2反应要快；而在翻译任务中，被试把L2翻译成L1的时间要比把L1翻译成L2的时间短。Kroll和Stewart（1994）认为，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都不足以解释上述结果，于是提出了一个整合的层次模型，即“修正的等级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RHM），又称为非对称性模型（见图2.3）。在该模型中，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有联系，只是它们之间的强度不一样。L1到L2的词汇表征强度弱，而L2到L1之间的词汇表征强度强。这是因为在L2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必须经过L1获取语义表征知识，随着L2熟练程度的提高，它的词汇表征与其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也会逐渐建立起来，但是两种语言词汇表征层之间的联系并不会消失。根据这一理论，L1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结也强于L2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结，正因为后者连接相对较弱，所以这一模型预测某一个L2的词汇表征概念需要借助L1的词汇表征。

图2.3　修正的等级模型

双语大脑词库同质性和互动性特点在“词汇／概念特征分布模型”（The Distributed Lexical／Conceptual Feature Model，DLC）（见图2.4）以及双语互动激活模型（The 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BIA）中强调得更为充分。

图2.4　词汇／概念特征分布模型

双语表征的词汇／概念分布模型是由Kroll和De Groot（1997）提出的，认为双语者有两个大脑词库，它们同时与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相联系，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是由于它促进了词目（lemma）、词汇特征（lexical features）、概念特征（conceptual features）之间联系的建立，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激活不是通过词目－词汇的联系，启动必须经概念联系的中介，再传递到另L1言的词目层，最后才能激活词汇。这一模型是在“修正的等级模型”基础上的发展，它更加明确了两种语言间的关系和联系的方式，使模型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一模型可以广泛地用来解释双语研究中的许多现象，如翻译、语义启动和重复启动。语义启动实验以Collins和Loftus（1975）的语义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为依据，该模型认为语义概念表征是一个按概念之间的不同语义连接强度组织起来的网络系统，由于不同紧密程度的概念之间在网络中的距离不同，当语义网络中某个概念被激活时，这种激活就会向周围扩散，从而使其邻近的概念表征得到“启动”，也就是说会促进被试对于对应的词汇表征的反应。

双语互动激活模型主要解释双语者单词识别过程。关于双语者单词激活过程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语言选择性通达假说（the language selective access hypothesis）和语言非选择性通达假说（the language non－selective access hypothesis）。Dijkstra和Van Jaarsveld（1998）指出：双语单词识别过程根本上是一个语言非选择性过程，同时这种语言非选择性过程由于双语者的L2水平、刺激词的语言相似性（linguistic similarity）、实验任务要求（experimental task demand）、语言的混合状况（language intermixing）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语言选择性。任何一个双语大脑词库模型都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单词识别过程的影响。

Dijkstra和Van Jaarsveld（1998）对荷英双语者进行了三组词汇判断实验。实验一使用英语／荷兰语同形词、同源词和英语对照词作为刺激词。要求被试识别其中的英语单词。结果表明，同源词的反应时较英语对照词的反应时短，而同形词和英语对照词的反应时无明显区别。这说明在语义层存在着语言非选择现象。实验二使用实验一中的大部分同形词和英语对照词作为刺激词，同时加入纯荷兰语单词作为非英语词，要求被试对单词做出反应，英语单词按yes键，非英语单词按no键。结果表明，被试对同形词的反应时较英语对照词的反应时长。这说明在字形层面同样存在着语言非选择现象。实验一中，由于任务要求和混合语言两个因素，没有出现同形词非语言选择现象。实验二中荷兰语对照词的出现使得同形词中的荷兰语识别机制被激活，而任务要求被试区别两种语言的单词，这样，同形词的反应时就延长了。实验三使用了实验二的刺激词，但要求被试做一般单词识别，对英语和荷兰语的真词按yes键，对假词按no键。结果表明，任务要求的改变使被试能够利用对同源词的两种语言识别，加快对单词的识别过程，从而缩短了同源词的反应时。以上三个实验说明，单词识别过程中，语言选择性的程度受到刺激词的语言混合状况和任务要求两个因素的影响。

在此类研究的基础之上，Dijkstra和Van Heuven（1998）提出了双语互动激活模型（见图2.5）。此模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包含有特征层（feature level）、字母层（letter level）、词汇层（word level）、语言节点层（language node level）的层级性构建模型。母语单词和L2单词整合在同一个大脑词库中。语言节点表征词汇的语言属性。字母串（letter string）的视觉刺激在最初阶段是语言非选择性的，也就是，母语单词和L2单词同时被激活。被激活的单词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处于最高层的语言节点对非目标语单词施加自上而下的抑制影响（top－down inhibitory effect），这样，双语者就可以成功地选择目标语单词。此外，语言节点的激活还受单词混合状况和任务要求的影响。当某种语言中的单词反复输入时，其相应的语言节点处于积极状态，对另一种语言的单词产生抑制作用；当两种语言的单词交替输入刺激时，两种语言节点同时被激活，同时抑制母语单词的激活。这也解释了实验一、实验二中关于同形词结果的差异。

图2.5　双语互动激活模型

这一模型的互动激活的观点解释了双语者单词加工过程中的语际激活现象，而最终决定单词语言归属的语言节点又合理地解释了理想的双语者为何能够对两种语言进行选择性运用（Sunderman ＆Kroll，2006）。此模型对任务要求和刺激词混合状况两个因素的作用的界定，为今后此研究领域提供了实验范例。其不足之处在于，此模型层级性结构中的特征层和字母层似乎只解释了操有两种字形相似（orthographically similar）语言（如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者的大脑词库，却不适合字形不相似语言（如日语和英语）的双语者。另外，它只描述了理想双语者的大脑词库的构成和单词激活的过程，并未解释语际单词激活过程以及L2熟练程度等因素（戴炜栋、王宇红，2008）。

继词汇／概念特征分布模型和双语互动激活模型之后，Libben（2000）以大量试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了结构同质性假说（The Organizational Homogeneity Hypothesis），将双语大脑词库的同质性特点推向了极致。此假说认为，双语者的大脑词库在所有表征层面都具有同质性，即母语单词和L2的单词属同一存储，两者在语义、语音、视觉形式层面的所有表征都相互联系，具有相互激活效应。语言附码（language tag）表征单词的语言类属，是词条内部的表征之一，并不属于任何分支系统。双语者的单词激活过程和单语者的单词激活过程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一个扩散激活、自下而上的过程，一般遵循三个步骤：①当一个单词形式被激活，其所有的构成成分的表征也被激活；②所有表征的意义、形态、形式方面的联系也被激活；③不适合语境的表征被减弱，并最终被排除放弃。此假说还指出，虽然双语者和单语者的单词激活过程相同，但是双语者对L2单词的激活强度小于以此为母语的单语者的激活强度（戴炜栋、王宇红，2008）。此假说还借用了Grosjean的语言模式（language mode）概念，认为当双语者处于双语模式（bilingual mode）时，两种语言附码被激活，从而激活两种语言的单词信息；当双语者处于单语（monolingual mode）模式时，一种语言附码被激活。对于语言选择性现象，此假说的解释和双语互动激活模式不同，认为是大脑词库外部的抑制性控制机制（inhibitory control mechanism）作用于激活输出（output of activation）的结果，并非由于自上而下程序对激活本身的抑制（Grosjean，1998）。

同一表征假说将双语大脑词库纳入一般认知机制中，将双语者和单语者的大脑词库结构表征等同起来，并认为两种大脑词库中单词的加工过程均为激活扩散的过程。据此可以推想，双语者大脑中的L2词汇和L1词汇的关系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等值词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语言附码的近义词关系，因此L1词汇和L2词汇的各种表征和相关概念以及世界知识之间都具有激活效应。L1词汇和L2词汇构建起来的词汇网络以及激活效应较前面几种模型都要丰富和强大得多。另外，此假说强调双语输入刺激使双语者处于双语模式。这些对L2词汇习得和教学，尤其是以内容为基础的教学和双语教学都颇有启示。应考虑如何帮助学习者建立起丰富的词汇网络，使L2单词和母语单词达到同质性；同时还要加强双语的输入，使学习者建立双语模式，并能够在两种语言状态中自由转码。专业课使用双语教学的做法，无疑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然而此假说的不足之处是：此假说描述的是理想的双语者的大脑词库的特点，事实上大多数双语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兼通双语者，虽然它指出单语者和双语者对同一单词的激活强度不同，但是它对同质性描述显得不够全面。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双语大脑词库理论更为客观和辩证。目前的共识是：双语者的大脑词库整体上属于同一表征，但在某些层面上属于独立表征；双语者单词的激活过程基本上是语言非选择性的，而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显示一定程度的语言选择性。同一表征／独立表征以及语言选择性问题不再是此领域的焦点，大脑词库内部的激活加工过程以及相关的制约因素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除上述Dijkstra和Van Jaarsveld（1998）对任务要求和语言混合状况的研究外，其他研究使双语大脑词库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Dijkstra ＆Van Heuven，1998；Elston－Guttler，2000；Dijkstra ＆VanHeuven，2000；Schwartz，2003）。Dijkstra和Van Heuven（1998）的BIA模型在单词识别系统内部补充了音位层（lexical phonology）和语义层（semantics），在系统外部补充了任务图式（task schema），解释了语言语境（如语义或句法）和非语言语境（如实验条件或任务要求）对单词识别过程的影响（Dijkstra ＆Van Heuven，2000）。Elston－Guttler（2000）和Schwartz（2003）的研究表明，句子语境（sentence context）对语际单词激活有制约作用。Sunderman和Kroll（2006）的研究纳入了L2熟练程度和语法类别（grammatical class）两个因素。他们通过对两组不同西班牙语水平的英语本族语被试进行翻译判断实验，发现在语法类别相同的条件下，不论双语者的L2熟练程度如何，两种语言中的形式邻近词（家族词汇）和意义相关词都会被激活。另外，L2水平较低的双语者对翻译等值词的激活远远高于L2水平较高的双语者。在语法类别不同的条件下，不论双语者的L2水平如何，所有形式相关的单词激活都大大降低，而意义相关的单词激活仍旧存在，且激活强度不受L2熟练程度的制约。这一研究不但证明了BIA模式和RHM模式中母语单词激活的观点，其显著意义还在于界定了L2水平和单词语法类别对激活机制的制约作用。另外，此研究还发现：L2水平较低的双语者表现出的意义激活与RHM模式的观点相矛盾。Sunderman和Kroll（2006）、Kroll和Curley（1988）、Kroll和Stewart（1994）、Kroll和De Groot（1997）认为，这是因为实验条件和任务要求的影响，并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不应是L2习得早期是否存在概念调节，而是L2概念调节的本质和母语对这一过程的制约程度。

国内的学者对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双语大脑词库也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实证研究。董燕萍（1998）指出目前双语大脑词库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①母语词汇和L2词汇在双语者的大脑中是否共享概念表征；②若概念表征共享，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和共享概念的联接强度是否相同；③若概念表征共享，翻译对等词并不共有的概念在双语者大脑中如何表征。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她以共享（分布式）模型为蓝本，提出了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见图2.6）。

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基于以下两个理论假设：

（1）翻译等值词所共有的概念元素享有相同的概念表征，但母语单词和共有概念元素的连接强于L2单词和它的连接；母语和母语元素的联系、L2和L2元素的联系强于母语和L2元素、L2和母语元素的联系。

图2.6　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

（2）翻译等值词不共有的概念元素之间的差异既有被“调和”的趋势——差异在双语者大脑中缩小，也有“独立”的趋势——差异仍然存在。这两个假设分别构成了双语大脑词库的概念表征结构的静态和动态特征。

董燕萍（1998）设计了两个实验分别对上述的两个特征进行验证。实验一为语义启动。在实验材料的360个词对中，主体部分的词对共有81对，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关系共有8种。实验材料通过4个不同的语言条件（英英、英汉、汉英、汉汉）呈现出来。64名英语专业的本科三年级学生作为被试被平均分配到4个语言条件组。要求被试对真词目标词做肯定反应，对假词目标词做否定反应。实验一的结果表明：汉英组和英英组之间、汉汉组和英汉组之间对存在概念关系的目标词的平均反应时无明显差异，即启动词所用的语言（汉语或英语）对同一个语义相关的目标词的判断没有影响，语言内和跨语言语义启动效用相同，这说明概念表征共享。另外，汉汉组和英汉组较之汉英组和英英组，对存在概念关系的目标词的平均反应时显著缩短，即前两个语言条件的启动效用大于后两个语言条件的启动效用，这说明母语单词和概念的连接强度大于L2单词和概念的连接强度，双语词汇具有非对称性。实验二是单词排序。20组单词中的每组单词由1个主导词和8个与之相关或不相关的词构成，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呈现。两组双语被试是英语专业一年级的低水平组和三年级的高水平组的本科生，平均分成英语材料组和汉语材料组，要求他们根据和主导词的关系决定每组8个词的排列顺序。对照组分别是汉语和英语的单语者。实验结果表明：①同一水平组内的双语被试给汉语材料和英语材料排序的相关系数很高，说明语言间的区别在双语者的大脑中变小了；②双语被试的英语水平越高，对英语材料的排序越接近于英语单语被试的排序；③和低水平的被试相比，英语水平高的双语被试给英语材料的排序和给汉语材料的排序均接近于英语单语被试的排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双语大脑词库存在调和的趋势；④双语被试给汉语材料排序时趋向保持汉语的概念系统，而给英语材料排序时，趋向发展一个和英语单语被试相同的系统，说明双语大脑词库仍存在独立的趋势。两个实验证实了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的两个假设。

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是迄今国内双语大脑词库研究中较为完善的模型。其显著性在于：它将双语大脑词库中翻译等值词的非共享概念元素作为一个研究维度，考虑了双语者L2水平和英汉两个概念系统的制约因素，从而揭示了双语大脑词库概念表征的动态特征，对于L2词汇习得和教学及双语大脑词库的实验理论都有指导意义。

李荣宝和彭聃龄（1999）的研究使用句－词联想判断测试，证明汉英双语者在词汇概念层次的语义表征是同一的，不同的语言形式通达同一语义的速度取决于主体对语言形式的熟练程度和语言形式本身的形态特征。张珊珊（2006）的研究使用听－说词汇联想测试证明，母语大脑词库和L2大脑词库结构表征上既存在重叠（名词）又存在差异（动词），词的语法类别是影响L2单词激活的重要因素。

张淑静（2005）通过对外语学院40名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进行的词汇联想实验，得出结论：对于不熟悉的词，母语者和L2学习者产生了大量的语音反应，且都存在误认现象；对于中等熟悉的词，母语者产生的聚合型反应比例较高，而L2学习者产生的语音反应比例较高；对于非常熟悉的词，L2学习者和母语者一样，产生的聚合型反应比例较高，但语音反应比例仍然是L2学习者比母语者高。整体而言，L2学习者产生了大量的语音反应，表明语音联系在L2大脑词库中起主导作用。此项研究对L2词汇教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一，从语言使用角度看，语义联系更有用，因此词汇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建立L2词汇语义网络。第二，认识一个词意味着了解其不同类型的词汇知识，词义和词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联想知识是词汇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L2学习者应重组大脑词库。这不仅是把相关的词进行分门别类储存，还应重新学习通过生词表和卡片学来的词，以确保这些词通过L2而不是母语翻译相联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和加强词汇之间的联系。

张淑静（2004；2005）对30名大学三年级的汉英双语者和30名美国大学生进行了看－写词汇联想测试，以比较L2和L1大脑词库差异。实验结果表明，L2大脑词库与L1大脑词库存在着系统的差异。母语大脑词库的联系主要是语义联系，L2大脑词库中语音联系起主导作用，语义联系缺乏。导致差异的语言因素包括母语的介入、L2者对目标词的理解不准确；非语言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文化、经济、宗教及重大事件的影响。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尽力准确理解词义，多建立词汇的英语联系，而不是英－汉联系，以便更有效地习得英语这种语言。

以上的这些成果势必会推动国内双语大脑词库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似乎缺乏对单词激活过程中语言选择性心理机制的解释，理论不够完整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