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阅兵演进史

文/ 王戡

1918年11月28日，感恩节，太和殿大阅兵上的军队，此次阅兵是为庆祝一战胜利。

很多八路军第129师的老兵，都忘不了1937年9月6日的雨中阅兵。这是原红军援西军接到改编命令后的第一次阅兵，对来自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干部战士而言，更是参军以来第一次参加阅兵。

早晨8时，受阅的九千余官兵集中在陕西三原石桥镇外一片空旷的田野上。大雨倾盆，师长刘伯承泰然自若，宣布改编命令并进行动员讲话。政训处主任张浩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向干部战士颁授红军十年纪念章。

换帽仪式、授旗仪式后，阅兵指挥员、第386旅旅长陈赓宣布仪式开始，九千人整齐有序地分列到会场四角，刘伯承上马绕场一周，检阅到场各部。随后，他回到检阅台，带领全体官兵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此时大雨如倾，但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雨虽大，阅兵仪式仍照原定计划举行完毕。到家后，已近黄昏，大家都是身无干纱。”陈赓在日记里写道。10天之后，第129师开赴太行山上，投入抗战前线。

现代阅兵仪式引入中国已逾百年

严格说来，三原阅兵并不是一次完整的阅兵仪式，只进行了检阅式而没有举行分列式，但是其强烈的仪式感给参与者烙下极深的心理印记。相比之下，作为中国军队实施现代阅兵仪式标志性事件的河间阅兵，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了。

河间阅兵举行于1905年10月26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是晚清第一次陆军联合大演习“河间会操”的最后一个环节。参演部队——陆军第3镇、第4镇全部，第1镇、第2镇、第5镇、第6镇各一个混成协组成的受阅方队集结在校场，接受主持会操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署理兵部尚书铁良两位大臣的检阅。

仪式开始于凌晨，随着号音吹响，袁世凯、铁良身着新式军礼服，带领观礼人员莅临阅兵场。阅兵指挥官一声令下，军乐声起。两位阅兵大臣骑上战马，逐一检阅各方队。步队“双手举枪！”、马队“举刀！”、炮队“向右看！”的口号此起彼伏，士兵随着口号行礼如仪，带队军官向阅兵大臣行撇刀礼，汇报本部番号兵力。

检阅完毕，各方队变换阵形，按照步队、工程队、过山炮队、陆路炮队、马队的顺序“走排”，进行分列式。受阅各镇统制官、各协统领官集中于检阅台前，待所部方队经过，便向前汇报带队官佐姓名。袁世凯、铁良向经过部队行礼致敬。仪式结束，还在河间府学设西式宴会招待观礼人员，“举杯相赠，用志不忘，济济跄跄，宾僚欢洽”。

对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军队而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仪式，产生的原因则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中，仅以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练军屡战屡败。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全盘引进西方现代军事制度，组建新式陆军。军衔、军服、军礼制度以及军校教育、实兵演习、阅兵典礼等等陌生而崭新的事物随之而来。

1905年的河间会操正是对新军的第一次检验。袁世凯向清政府报告，“此次会操非第以齐步伐、演技击、肆威容、壮观瞻而已”，而是要“增长将士之识力，发扬军人之精神”，并自诩这场会操和阅兵“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各该镇协成军之先后不齐，训练之久暂各异，一旦调集会演，已骎骎乎有整齐划一之观”，“将来推之各省，行之通国，但使教育普及，又何难万众一致，积健为雄，以畅皇威而张国力”。

阅兵的参加者未必意识到，河间阅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现代陆军规范举行的大规模、多部队、诸兵种联合阅兵。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都参加了这场会操，分别担任南军总评判官、会操阅兵处总参议、南军总统官，王士珍还担任了阅兵指挥官。日后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当时是第6镇的队官（连长），但他回忆往事时只记得阅兵前所发的皮鞋、礼服不合尺码、阅兵后举行的西餐宴请不知道怎么吃，以及事后发了个瓷质纪念杯而已。

学者追溯中国阅兵史，常以《周礼》中的“中冬教大阅”，甚至大禹治水记载中的“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作为开端。但当时的典礼如何实施，此后数千年中又如何演变，已经难以考证。明清两代仍保有“大阅”仪式，在《明史·礼志》、《大清会典》中有所记述，但这种以“演阵”、“阅射”为主的典礼与现代阅兵差之千里，在具体操作细节上更是付诸阙如。

与此相反，河间阅兵有极其详细的仪式程序，从部队编组、进场顺序到各兵种的行礼规范、口令内容甚至方针距离都一一作出详细规定，并为此后的中国军队所继承、发展，成为军队检阅仪容、欢庆盛典、纪念胜利的重要仪式，无论北洋军、国民党军、工农红军都不例外。当年对阅兵懵懵懂懂的小连长冯玉祥，也在17年后成为北洋政府专司校验阅兵的“陆军检阅使”。

北洋阅兵重在宣示法统

七年后的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再度站上了检阅台。此前一年间，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退位，与孙中山南京政府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从大清内阁总理大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他下令在北京办起阅兵。

阅兵检阅台设在当时作为临时大总统府的前清陆军部衙门（位于今日张自忠路与东四南北大街交叉口西北角）前。受阅部队11000余人在崇文门外集结列阵，沿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大街北上，行至陆军部东南角后转向西，逐次经过陆军部前的阅兵台，接受袁世凯的检阅。

坊间对袁世凯筹办阅兵议论纷纷。南北议和之初，南京政府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但被袁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为由推托，到北京城发生兵变、前门一带遭抢劫之后，终于实现了他留在北京就任的目的。而这次阅兵的部队，并非他一手训练的北洋新军，而是前清遗留的拱卫军、禁卫军等卫戍部队。舆论认为，这同样是袁世凯在向南方表示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能力，以及自己对清政府遗产的正式继承人地位。

如果说在陆军部前阅兵是表示谦逊，那么1913年、1914年双十阅兵的地点改为天安门，更能昭示袁世凯的野心所在——两年之间，他已经将国民党在各地的武力和组织扫荡殆尽，并且废除《临时约法》，将大权集于一身，正在迈向那条权力的不归路。以至于1915年北洋政府宣布暂停阅兵，也被市民议论为袁世凯要当皇帝，不再庆贺民国的国庆了。

袁世凯病亡之后，民国四分五裂的状况愈加严重，黎元洪、冯国璋历任大总统都通过阅兵来昭示自己的法统地位，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更是将阅兵视为炫耀武力的最好方式。北京政府宣布为节约财税而不再阅兵的年份到来之际，报纸上各地大帅、将军阅兵的消息依然连绵不绝，吴佩孚在洛阳、张作霖在奉天都修筑了巨大的演武场用于检阅部队。

北洋时代最独特的一次阅兵，发生在1918年。这年10月9日是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法定任期的最后一天，在直皖两系军阀派斗的局面下，冯国璋难以继任，后来者又迟迟未能产生，原定举行的双十阅兵只好告停。政争的结果，是左右逢源的老政客徐世昌当选总统，并于10月10日就任。

面对掌握参战军又控制国会的前总理段祺瑞，缺乏权力基础的徐大总统迫切需要展示自己的机会。当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宣布停火之后，徐世昌便迫不及待地宣布要在11月底举行“庆贺战胜”阅兵。这次阅兵的地点别出心裁选在了故宫太和殿内，参加阅兵的部队除了北洋军，还有依《辛丑条约》进驻北京东交民巷等地的英、法、美等各国驻军。

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身份很快被证明只是自我陶醉的泡影，随之而来的便是巴黎和会上的挫折，以及国内汹涌爆发的“五四运动”。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上的步兵分列式。

国民政府少有庆典阅兵

和北洋时期的总统、大帅频繁举行公开阅兵不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虽曾宣布在每年双十节举行阅兵，实际上只举办了1928、1929、1931年三次，另在1929、1931两年举办过元旦阅兵。坊间传言，蒋介石不同意举办庆典阅兵，并非单纯因为事务繁忙和开支浩大，还有面子问题。

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下长沙之后，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此对桂系第7军、湘系第8军进行了一次检阅。第7军军长李宗仁回忆，当时的第7军士兵“身材特别瘦小”，而且身穿“土制军服，久历风霜，颜色也已败褪，不堪入目”，阅兵必要的仪仗旗帜和军乐队更是一概没有。相反，第8军则是士兵“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

没想到的是，蒋介石骑马检阅第7军完毕后，第8军军乐队立刻奏乐，蒋介石骑马走近第8军队列，号官一声口令，又有十多名号兵齐声吹奏。这一套仪式吓到了蒋介石的坐骑，大红马“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把蒋介石摔到了马下。

自此之后，蒋介石对检阅部队的兴趣便大为降低，更不用提在庆典上公开检阅部队。193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郊区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演习，结束之后没有按惯例举行阅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近八年时间里，也没有举行过一次庆典阅兵。国民政府时期著名的阅兵仪式，多是由军校、部队自行举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年9月3日，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接过了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递交的投降书，国民政府宣布9月3日全国放假一天。

国民政府曾经考虑过举行庆祝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但政府各部会尚在陪都重庆办公，南京的修缮工作要到1946年春才能完成，于是决定推迟到次年，初步选择在1946年10月10日举行国庆阅兵典礼。但因政府财政紧张，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阴云又未能散去，最后只在预定的日子里举行了一次伞兵跳伞表演便草草了事。

国民党政府退往台湾后，从1951年起恢复了双十节阅兵，在1951到1964年间断断续续举行了11次。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台湾又陆续举行过几次双十节阅兵仪式。直到2015年7月4日，台湾当局才举行了第一次以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仪式。

解放军阅兵彰显时代变化

坚持时间最长的国庆阅兵，还要数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1959年共举行了11次。不为人所知的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举行开国阅兵。早在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仪式上，红军便举行了一次阅兵。

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检阅部队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则是彭德怀。这次的仪式与常见的阅兵稍有差别。天亮之前，仪式便已开始，朱德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今日正式成立了”之后，受阅的红一方面军各军方阵和红军学校、赤卫军、少先队依次通过检阅台。

仪式之后，朱德等人才骑马检阅了分别集中的各部队。阅兵顺序的颠倒，主要是为了避免举行分列式的部队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所致。1934年8月1日在瑞金举行的红军建立8周年的阅兵典礼，便是由于国民党空军袭击，分列式只进行到了一半便仓促结束。

对空袭的防备延续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曾在华北军区保卫部工作的张鼎中回忆，前一年5月毛泽东的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造成不小的伤亡。保卫部门判断军区内部有国民党特务，但到1949年10月1日前仍未破案，情报部门又获悉国民党空军将会轰炸开国大典，更让保卫部门焦头烂额。

“我们压力很大，别人一提飞机，我们就头皮发麻。”张鼎中回忆。预定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华北军区航空处26架飞机，由于飞行员多是起义投诚人员，被保卫部门认为“不敢说底数清楚”，甚至向阅兵总指挥部提出要求空中方队不参加检阅，后被周恩来直接否决。

张鼎中还参与到“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指挥组中，负责对天安门城楼后面的4门高射炮实施指挥：一旦发现国民党空军，或者阅兵飞行方队有飞机俯冲天安门，便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发令、张鼎中传令、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命令高射炮射击，“三人举旗，立即开炮，一定要保证中央首长及民主人士的绝对安全”。

防空体系的简陋，体现了当时军队的一个侧面。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的部队，装备全部来自缴获，坦克第3师受阅方队装备的是日本97式战车，步兵受阅方队则是清一色日本三八式步枪。

随后的10次阅兵，见证着解放军装备的发展变化。1950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大批装备苏式武器，著名的喀秋莎火箭炮便和志愿军方队一道出现在1953年的阅兵仪式上。1955年阅兵时，官兵都换上了新式军服、佩戴军衔标志，装备也几乎是清一色的苏式武器。到1959年文革前最后一次阅兵时，59式中型坦克、歼5战斗机等国产武器已经成为列装的制式装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再度被提上日程。1981年3月的一天，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听取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方案的汇报时，提出“这么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而且“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通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

1981年华北大演习全部科目结束后，9月19日在演习地点张北举行了阅兵式，邓小平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的跟随下，检阅了海陆空三军53个方队，随后举行了分列式。3年后的1984年，又在时隔24年后再度进行国庆阅兵，海陆空三军和第二炮兵部队10370人、205辆坦克和装甲车、2200余辆汽车组成了46个方队接受检阅。

此后，国庆阅兵形成了“十周年一大阅”的传统，在1999年、2009年相继举行阅兵仪式。2015年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则将成为中国阅兵史上一个新的辉煌篇章。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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