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主要表现

（一）“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

当执行机关和部门所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执行者就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上一致，实际却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使上级的政策难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中央要政企分开，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摇身一变成为行政性公司，即翻牌公司，照旧行使政策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力，或者以组建集团公司名义把已经下放给企业的自主权重新收回来。根据199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件》，中央政府给企业下放了14项基本权利，这一政策对搞活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这些下放的权力真正落到企业的并不多，其中的大部分权力被各级地方政府截留收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

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中对政策的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出现与初衷相悖的结果。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为例。改革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搞活房产建筑企业，实现住房商品化，解决住房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在实际贯彻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自行“变通”，规定了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内容，结果使得这项政策明显向占有较大面积和较高质量住房的既得利益者倾斜。还有相当多的地方甚至公然曲解政策原意，把住房商品化解释为低价出售公房。正因为各地各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有意曲解政策，使得国家的几次房改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地执行。

（三）“软拖硬抗，拒不执行”——象征性执行

政策执行的最高准则在于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执行机关或人员有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有的只是采取象征性的执行措施，甚至抗拒执行。例如，国务院一再强调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先后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打假办”，开展诸如“质量万里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活动。可是假冒伪劣产品仍然禁而不止，打而不死。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从局部利益出发抗拒中央政策，包庇、维护本地制售假冒伪劣者有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利益，对假冒伪劣犯罪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任其发展；有的地方政府认为打假“怕影响本地经济发展，影响当地财政收入”。执法部门刚要查处，一些领导就出面说情开脱，甚至要求要“一致对外”等。河南周口地区假药、河北省无极县假药案都是此种表现。结果一些地方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

附加性执行指的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附加一些原政策目标没有的内容，把本不可行的事情变为可行之事，影响了目标的实现。所谓“土政策”，就是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实际的旗号，自立一套，自行其是，牟取私利。例如，我们搞市场经济，要建立社会主义大一统市场。但一些地方往往立足本地，搞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在生产快速发展时期，为保护本地利益封锁信息、技术和资源，禁止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搞“土政策”，到处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大战”此起彼伏，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危害中央宏观政策的贯彻实施。

（五）“机械照搬、无视政策精神实质”——机械性执行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公共管理主体基于特定的条件为处理相应的公共问题而制定的。它不仅具有时效针对性、部门行业性、区域性，而且还应该具有程度不同的灵活性。政策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各种因素或条件，政府部门最主要的职责和职能是执行。只有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各项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实质，把政策实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效地结合起来，科学合理地选择公共政策的执行方式，才能使政策的执行取得理想的效果。然而，我国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却普遍存在机械执行的现象：一是无视公共政策的精神实质，不考虑客观环境条件，对相关问题不能因时、因事、因地做出具体分析，机械地照搬其他地区、部门或行业的公共政策；二是无视公共管理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机械照搬陈旧的、过时的公共政策；三是无视公共事务的时效性，在公共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面对急需解决的公共事务问题无所作为，因坐等上级政策而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机械执行使公共政策失去了针对性，不仅阻碍了政策实施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浪费了公共资源，降低了执行效力，给公共管理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