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赢得党心民心

现代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政党政治。政党的性质、纲领、组织、行动，直接反映着乃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发展；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发展状况，更是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以及党的运动水平及其所领导的事业。[30]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归根到底要求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居于关系全局、决定根本的要害位置，是推进其他三个“全面”的根本保障。正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党，关键在能否全面从严治党。

正处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提升自身建设科学化、现代化水平的艰巨任务。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建设现代化，实质是要使我们党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消除党内存在的体制、制度弊端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自觉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始终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高度自觉和自我担当，从严要求抓党建、从严管理抓干部，取得了突出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全面从严治党，有力开辟了党的建设现代化新视野、新境界。

（一）强化问题导向，解决要害问题

以现代化的标准和改革的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要求必须突出重点，聚焦现实问题、解决要害问题。党的建设方面突出问题和要害问题是什么？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害是作风问题，而最突出的则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不除，党风政风不可能好转，党很难有坚强的凝聚力、战斗力担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策划和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以解决“四风”问题开局亮相，以正风肃纪先声夺人，以专项整治寻求突破，对“四风”问题进行了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由于抓住了要害、“打到了七寸”，找准了靶子、点中了“穴位”，整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效，发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作用。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常抓抓出习惯、抓出成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要长效”[31]。

（二）加强制度建设，凸显制度治党

突出制度的制约和促进作用，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牢牢扎紧“制度之笼”的密度与出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特点，深刻体现了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32]的党的建设新思路。从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出台并严格贯彻，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以及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再到禁止公款送礼、公款吃请、公款消费等一系列具体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严格的制度几乎覆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和党员领导干部的一切行为，制度治党的作用的效果正在愈益凸显，党的作风建设正在逐步进入制度化、常态化。这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制度问题的确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是决定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党员干部能否充分做好事的刚性因素，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决维护和贯彻执行。

（三）坚持标本兼治，坚决惩治腐败

能否坚定不移反对和消除腐败，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全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33],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腐败，深入探索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取得了重大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呈现出许多鲜明特点：一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扼制既得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侵蚀。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努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对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苏荣等高层官员的严肃查处，有力提振了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士气，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二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有力发挥制度反腐的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严格制度的出台与执行，逐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有力铲除了某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三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充分释放用好的制度管住人、管好人的政治效应。“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34]在选人用人上坚持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坚持公开公正，坚持能上能下，严厉查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腐败之风，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这一系列实际举措，在全党和全国范围有力倡导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风气。

（四）严守规矩纪律，优化政治生态

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习近平在深刻分析我们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存在的严重危险中作出的重大判断。2014年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35]2015年1月13日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尖锐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36]。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吉林、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要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37]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他着重强调要“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完善。”[38]这些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净化、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实现党的建设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大政治任务。

政治生态是指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决定，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优化，不仅对所有党员干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表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一靠制度，二靠规矩，三靠纪律。制度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完善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使好人更好地做好事、使公共权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谋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规矩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规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最重要的党内规矩。纪律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也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制度、规矩、纪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规矩和纪律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的，规矩和纪律归根到底通过制度得以保障和固化。全面从严治党，促进党的建设现代化，必须从制度、规矩、纪律三个方面共同用力，努力形成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良性政治生态。

（五）践行“三严三实”，实现常态治理

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切实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三严三实”，则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相互联系、整体促进的高度，为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如何践行政治担当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严以修身，侧重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人生观问题。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党员领导干部的人生观，则突出表现为他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否具有远大的精神境界。严以修身，就是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努力追求高尚生活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侧重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观问题。权力观是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在如何看待权力、如何运用权力上的集中体现。权力观回答权力从何而来、归谁所有、为谁所用、归于何处。严以用权，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手中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绝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侧重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在是非判断标准上的集中反映。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选择，不仅仅决定着领导者个人的兴衰荣辱，而且在相当领域和范围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 ？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严以律己，不趋炎附势、不盲目攀比。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始终做到为政清廉。

有了“三严”，才有“三实”。这就是在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指导下确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把“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切实落实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上来。谋事要实，这是成事之要，集中反映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事业观和工作视野。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出主意、定政策、制方案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之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绝不好高骛远，绝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这是为政之道，集中反映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政绩观和为政风格。创业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追求业绩与政绩，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这是修身之本，集中反映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处事观和做人准则。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归根到底决定于做人要实，这就是对党老实、对国家忠诚、对人民负责，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

“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优化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四个全面”的政治现代化价值指向即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党的建设现代化，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政治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关键要素，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整体进程，鲜明昭示着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注 释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2]《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2页。

[3]《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1页。

[4]《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7页。

[5]《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7]《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8页。

[10]习近平：《2014年11月1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5年3月4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2015年3月5日。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1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8]习近平：《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316页。

[2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22]《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5]习近平：《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

[2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29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版2014年版，第4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31]习近平：《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委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

[32]习近平：《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3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34]习近平：《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35]习近平：《2014年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36]习近平：《2015年1月13日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

[37]习近平：《2015年3月9日、3月17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吉林、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3月18日。

[38]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

【注释】

[1]包心鉴（1949—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济南大学“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