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未来之旅走到这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人指责我粗暴地关灯，掩盖收入不平等这头大象。对互联网亿万富豪来说，这是一件在会议上激发灵感的事情，参加这些会议的是富有的梦想家，他们听到的是激光灭蚊和用气球基站为第三世界村庄提供互联网接入的讨论，但他们能够负担这类奢侈的冒险事业，不同于那底层的十亿人，这些人仍然在为了每天一顿饱餐而辛苦劳作，对他们来说恐惧和暴力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举例来说，当华盛顿特区为了治安保护每人每年投入850美元的时候，孟加拉国的年度人均投入不到1.5美元，因此，犯罪、暴力和混乱统治了那里的日常生活。[63]也许如果那些亿万身家中的一部分已经在像涓涓细流一样流向人民大众，那么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可能已经被底层的人们解决了。不管怎么说，许多人就是这么看待它的。

尤其在西方，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富争议的论题，[64]如此多的资本集聚到财富分配等级的顶端，而争议的最惊人的体现则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这些裁决使得金钱和政治的致命鸡尾酒更加水乳交融，正在把美国民主带入财阀统治的方向。例如，政治科学家马丁·贾尔恩斯在他的命名恰当的《财力与势力》一书中发现，“美国政府确实回应公众的偏好，但回应严重向最富裕的公民倾斜。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似乎对政府采纳或者不采纳哪些政策没有影响。”[65]

图12-1　经济增长趋势图（以GDP为尺度）

2013年10月4日，在美国进步中心赞助的演讲中，奥巴马总统称收入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挑战”，强调这些趋势“不利于经济……不利于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凝聚力……不利于我们的民主。”收入不平等和固化。他总结称，这是对“美国梦的根本威胁。”[66]

是吗？也许不是。富人正变得更富。这一点千真万确，并在许多场合被文献记录证实，最近一次是在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的那本惊人的大部头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67]同样，分析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1979年到2010年间的税后收入趋势数据时，经济学家盖里·伯特莱斯发现，富人变得更加富有的速度快于穷人和中产阶级变富的速度，如图12-2所示。[68]

图12-2　税后收入的增长（1979——2010）

总而言之，美国最顶层的五分之一的所得人（income earners）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从1979年的43%增加到了2010年的50%，而同一时段最顶层的1%的馅饼份额从9%增加到了15%。但要注意没有发生的事：穷人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变穷。他们在变富：从穷人到中产阶级，前三个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分别增加了49%、37%和36%。但他们的财富增长比起最富有的人要慢，因此，正是相对差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话题。正如H.L.门肯的俏皮之言，“富人就是那个比他的连襟每年多赚100美元的人。”在这个程度上，连襟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了。

然而，馅饼的比喻可能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最贴切的方式，因为馅饼的尺寸是固定的，如果你的那一片大了，那么其他人的就小了，就像零和博弈那样——如果我的那片是你的两倍大小，那么你的就是我的一半大小，所以，差额之和为零。经济运作并非如此。它们会增长。饼会变大，你和我都能得到比起从去年的馅饼中得到的更大的一份，尽管你那份相对我的增大得更多。例如，美联储2014年早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人的总财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准，因为美国家庭和非营利组织的资本净值2013年上涨了14%，或者说增加了大约10万亿美元达到难以想象的大约80.7万亿美元，这是美联储记录的最高值，也证实了伯特莱斯的发现即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比以前更富有。[69]

当然，在一颗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如果产业不变，这样的扩张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70]，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是资本和财富生产随着产业转变而改变，比如说，从园艺学和农业转变为煤和钢铁，再转变为信息和金融。埃里克·拜因霍克在《财富的起源》中的史诗般的历史分析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有理由乐观……增长曲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当“印度和中国的23亿人民这十年和未来十年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时候，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6亿5千万人民在未来半个世纪登上世界经济列车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拜因霍克警告，它会经受“转折、剧烈变化、甚至崩溃，”但它也能够针对危机作出适应和改变，所以有理由乐观。[71]这类转变在遥远的将来能否会继续下进而维持这一财富膨胀趋势还有待观察（在纪录片《幸免于人类进步》中出镜的专家有他们的怀疑[72]），但增长曲线是令人鼓舞的。

相对差距并不是人们唯一担心的问题。在提供给里奇蒙德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中，经济学家卡提克·阿斯瑞亚（Kartik Athreya）和杰西·罗梅罗（Jessie Romero）写道，随着最近这些年经济流动性下降，收入不平等在增加。他们观察发现1979年美国最顶层的1%家庭带回了7.4%的税后总收入，而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翻倍有余，达到16.7%。同一时间段，“在剩余部分的分配中，所有层次家庭的收入份额要么不变要么下降。”[73]从较底层的五分之一上升的障碍在穷人生活中很早就出现，包括营养不良和认知缺陷。例如，一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发现，78%来自最顶层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小孩到五岁时已经在认知和发育上为上学做好准备，但来自收入垫底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孩子中不到一半（48%）做好了同样准备。[74]

经济学家杰拉尔德·奥腾（Gerald Auten）和杰弗里·吉（Geoffrey Gee）在《国家税务期刊》撰文分析了1987年到2005年间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单，发现年龄二十五岁及以上的个人中，“超过一半纳税人变动到了不同收入的五分之一，并且到了每一时期末，最初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纳税人大概有一半上升到了收入较高的人群。”富人的情况如何？如果你的收入在顶层，你只可能朝一个方面移动，奥腾和吉发现：“那些拥有最高收入的人在一个基准年更可能掉入一个较低的收入群体，并且这些纳税人的实际收入中位数每一时期都在下降。”事实上，他们发现“每一时期的起始年处于顶层的1%的那些人，到了第十年60%会掉到一个较低的1%中。1996年位居前1%的个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到2005年还在原来的群组里。”[75]

在一项包括了基于收入统计——可以从美国国税局的合规数据库（Compliance Data Warehouse）和社会保障总署的W-2和1099纳税申报表记录中获得——的截止到2010年的收入数据的跟踪研究中，作者们发现“处在第一个和第五个五分之一的纳税人中，差不多一半在20年后仍然在原来的五分之一。垫底人群中大约四分之一上升了一个五分之一，同时有4.6%上升到了最高的五分之一。”[76]当然，这不同于极富有的人变穷；从最顶层的万分之一下降到比如顶层的千分之一或者甚至百分之一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以拉面度日（当然这完全没有什么不好）。出差坐头等舱而不是乘私人飞机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导致绝望的苦难。但他们的观点是社会流动性虽然不像我们在一个声称支持机会平等的社会中希望的那样理想，但也不像通常描绘的那样固化和不流动。

不管怎样，如果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那么社会流动性并不像政府能够深度干涉的事情。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使用姓氏作为社会流动性的代表，深入研究了名字被缀到姓氏上的历史，发现你出生时的社会地位对你成年后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决定超过50%。你的姓——即，你出生的家庭——比起任何其他变量更能预测在社会地位方面你的人生会到达什么样的位置。克拉克的提供了海量数据集合的著作被意味深长地命名为《虎父无犬子》（The Son Alao Rises）。“如果所有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他们父母的地位，那么这些持存率意味着所有这些最初的有利或者不利的家庭因素会在三到五代人之内被消除”，他写道。但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克拉克估计，以一代三十年计，家庭遗产的影响持续大概十到十五代。他用文献证明18世纪的财富影响今天还能被测量到，那些今天出生在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为了攀爬上较高的阶层要花几个世纪。[77]

影响是人口学和统计学意义上的，预测的是群体的未来，而不是个人的。你或者我可以通过自我努力在一代人之内让自己跃入龙门，但总体而言 ，尽管政府做出各种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如大众教育、反歧视立法、累进税和财富转移，但这一长期趋势会占上风，并且固化现象即使在最自由的北欧民主国家如瑞典也能发现。（不过，克拉克赞成这些政府行为中的绝大多数，不是为了用来提高社会流动性，而是因为最有天赋、创造性和勤奋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会势不可当地崛起，并且这些措施有其他用处。）甚至中国——社会平等的顶点，在那里命令面前人人平等——也已经较难推进社会流动性。[78]令人鼓舞的是，克拉克在美国确认了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家庭的上升趋势，但他估计总体而言，例如，要到2240年“黑人中的医生比例才能达到一般人群的一半。”[79]

克拉克把这一结果的部分归因于他所称的“社会能力”，进一步的行为遗传学和双生子研究显示，该能力至少50%是可遗传的。可以想到的因素不仅有天然的智力，还有遗传得来的人格特点和渴望成功的动机性欲望，如成就需求。技术上讲这是所谓的“累积优势”。通俗讲就是广为人知的“富者更富。”[80]

不论你怎么称呼它，如果经济在增长并且西方的大多数人——平均而言——变得更富有，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其他人比自己更富？部分答案可能在于我们进化而来的民俗经济学[81]直觉，而民俗经济学是源自演化经济学（evonomics）[82]研究。我们的祖先生存进化在由数十到数百人组成的小的群落和部落中，在这些群体内部，每个人要么有血缘关系要么彼此十分熟悉，绝大多数资源共享，几乎未曾听闻过财富积累，而过度贪得无厌会受惩罚。没有资本市场，没有经济增长，极少有劳动集中，没有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过度的的贫富差距，因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每个人都处在赤贫状态；没有财富积累是因为没有财富可供积累。

生活在收益边际意味着互惠和食物分享生死攸关，这也是为什么甚至当代的狩猎-采集群体采用和执行那些保证相对平等的习俗和道德。没有这样的合作，在这样一个零和世界中一个人的收获可能就是另一人的损失。因为这一点，人类是博弈论专家马丁·诺瓦克所称的“超级合作者”，并且他认为正是合作比竞争更多地导致了利他主义的进化，并导致我们为了生存与成功而需要彼此。[83]我认为这夸大了人类较好的天使面相，低估了我们的内在魔性——我们的超级合作者的一面经常被超级竞争性的一面抵消——但我这里的观点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的收获通常意味着其他人的收获，并且感谢科学、技术和贸易，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和资源。但我们的大脑还像以前一样运转，仿佛我们仍然生活在经济学的零和之地。[84]

因为我们有着合作和竞争的双重冲动，人类应该小心避免把我们的祖先生活的石器时代描绘成嬉皮士风格的1960年代的共产主义式的社区，在那里人们处在某种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状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见过这种乌托邦幻想的实践导致了什么。作为人类学家，帕特丽夏·德雷珀在有关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布须曼人（第一章讨论过）——一个与我们的进化祖先的可能生活方式接近的传统社会——的人种志中写道，“物品公平且或多或少连续共享的原因是，一无所有者在表达需求时会竭力大叫大嚷。这些人是一个生活在公有制和谐中、所有人快乐共享的民族吗？根本不是……在某个层次的分析上，有人能证明物品循环使用，不存在财富不平等，群落之内和之间的交易以和平交往为特征。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有人看到社会行动是持续不断的混战——通常是友好的，但不时在苦涩中继续。”[85]

当七千到八千年前那些小的群落和部落开始联合成酋邦和邦国时，有过一场经济转型，即从群落内经济财富的平等分配转向部落内出现等级化的财富分配——标志着地位和权力，再转向邦国内出现海量财富——以及市民之间的财富差距——的积累。在一个财富相对贫困但没有人比其他人多太多的世界中，人们感觉很公平。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财富，但有些人比其他人多得多，人们感觉不公平。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能力直觉性地理解现代经济如何运作，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制度似乎不正义。坦率说，纵观绝大部分文明史，经济不平等并不是由社会成员——在拥有追求繁荣的平等自由的情况下——在动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导致的；相反，占人口极少数的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以大众贫困为代价，利用不公正和受操纵的社会制度自肥。因此我们的自然（也是可理解的）反应是嫉妒，有时还会是愤怒，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为见证，见图12-3。

图12-3 占领华尔街运动

民俗经济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项2013年研究的结果，即比起真实的收入不平等数据，人们的收入不平等感被严重夸大了。在一项超过500人的在线调查中，心理学家询问他们对于美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感觉，以及他们自己的政治偏好。结果是：参与者倾向于高估了拮据的美国家庭的数量，相信一般来说大概有48%的家庭收入少于每年35000美元，而实际上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低于那个数值的家庭是37%。相比之下，参加者低估了生活很好（尽管还不富有）的美国家庭的数量，相信一般来说只有大约23%的家庭赚钱达到每年75000美元或者更高，作为对照实际的人口普查数据是32%的家庭事实上赚钱多于那个数值。参与者还相信收入不平等差距远比实际的要大，他们估计最富有的20%家庭比最贫穷的20%赚钱大概多出31倍，而实际上顶层的20%比最底层的20%赚钱大概多出15.5倍，差不多是人们感觉的一半。感觉中的实际财富差距很惊人：人们相信最富的20%的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200万美元，而真实情况是16万9千美元，感觉偏差接近12倍。

这是某种对现实的严重扭曲，反映了在任何显著的水平上反对收入不平等的民俗经济学偏见是如此强大。并且，正如所料，自我认同的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最为强烈，该项研究显示，他们比起自我认同的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严重高估收入不平等差距的规模和增长率。但一般效应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都能感觉到，正如主要作者约翰·钱伯斯的解释所言：“几乎所有的研究参与者——不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倾向、种族划分、教育水平、年龄和性别——都严重低估了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估了收入不平等水平。”[86]

大批的学者和科学家用文献证明了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中就有英国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他1996年的《生病的社会》和较晚近的与凯特·皮克特合著的《精神水准：为什么更平等使社会更强大》都是这方面的作品。[87]在他的TED演讲中，威尔金森抛出了大量的图表，这些图表与我在第四章提供的由社会科学家格雷戈里·保罗制作的有关宗教性和社会健康关系的那些图表惊人相似（随着宗教性上升，社会健康度下降）；差别在于水平轴，威尔金森用平等-不平等量度代替了世俗-宗教光谱，他相信是这个量度导致了一些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有较高的自杀率、监禁率、青少年怀孕率和婴儿死亡率，但有较低的预期寿命、数学和语文、信任、肥胖、精神疾病（包括毒品和酒精成瘾）、压力和社会流动性水平。[88]他说在所有这些衡量中，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会有更加贫穷的后果。值得赞扬的是，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在提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时保持了政治中立，表明创造财富的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再分配计划如何能够同等有效。他们认为，比起降低不平等本身，平等化力量来自哪里是次要的。

这项研究中的某些部分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他开创性地研究了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压力对狒狒的生理影响，当然还有相反的社会平等情况——更新在他的令人难忘的书名中，《为什么[更加平等主义的]斑马没有溃疡》。他兼引美国和苏联为例，写道“我们认识到收入不平等、脆弱的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阶级紧张和大量的犯罪一起形成不健康簇。”[89]人类学家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在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对比研究中探索了收入不平等和谋杀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因为加拿大的省和美国的州是被放在一起考虑，因此当地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似乎可以充分解释两个国家之间根本不同的谋杀率。”作者总结认为，“比起平均的物质福利水平，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程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致命暴力水平的更为强劲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较底层的社会经济阶层内男性竞争更激烈，这更可能导致暴力。[90]

对此我不是如此有把握。不论怎样，美国收入不平等缓和得多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正处在全国性犯罪浪潮的中间，尖尖耸立的谋杀率翻了差不多十倍，而此后，当犯罪浪潮在1990年代暴跌，谋杀率回到较低的前1960年代的水平时，收入不平等开始稳步攀升，整个2000年代仍在继续增加，而犯罪和谋杀率一直维持在各自的历史低点。正如我在第四章评估格雷戈里·保罗的研究时所言，所有这些社会疾病——谋杀、自杀、青少年怀孕、入狱率等——有其自身的一组独一无二的原因。所有这些后果都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即所谓的收入不平等，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收入不平等是其他一些因素的代表，这些因素可能会有一些对其他原因高度敏感的后果。

例如，收入不平等似乎影响了那些手握权柄者的心理，从而改变了他们与人交往的方式。社会心理学家保罗·匹福（Paul Piff）和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发现一个深刻而尖锐的例证。让受试玩一个受操纵的垄断游戏，其中的某些受试者会被授予一种不公平的优势，获准掷两次骰子而不是一次，拿到2000美元启动资金而不是1000，每当他们“出牌”赢了都能卷走正常情况的双倍金钱。并且仅仅为了凸显不一般，受优待的受试者拿的是“劳斯莱斯”游戏筹码而不是“旧鞋子”。尽管是通过抛硬币随机分配到正常或者有利地位，但那些在金钱和财产方面占优的人对他们的好运做了合理化处理，不是归因于好运气，而是归因于他们自己的技能和天赋。结果是，他们开始做出彰显更多特权和资格的举动：他们在桌子上移动筹码时制造更多的噪声，占据更大的物理空间，变得更有控制欲，对游戏胜利更有表现欲，通常表现为兴高采烈的言辞，语言变得更具强制性（“给我停车位”），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报告称对自己感到更加自豪，仿佛他们就应该赢。[91]

我向匹福询问了这项研究的含义所在。他回答，“尽管结果还是初步的”，“垄断实验的主题是，即使在一个公开受控的游戏中，行为也发生了如此改变，‘较富的选手’开始做出不同举动——他们变得更粗鲁、更喧哗、更具强制性，并且对他人更漠视。而且他们的态度看起来也发生了如此改变，一个不公平优势的接受方开始更多感觉应得和配得那个优势。”[92]

这个结果是基本归因偏见的一个示例，它是这样一个倾向，即为我们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做出不同于其他人的归因。存在几种类型的归因偏见。一种是环境归因偏见，即我们在环境中确认某人的信念或行为的原因（“她的成功是运气、境遇和有关系的结果”）；还有一种性格归因偏见，我们在人格如持久的人格特点中确认某人的信念或行为的原因（“她的成功是因为她的才智、创造性和努力”）。[93]另外，感谢自利偏见，我们自然地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积极的性格（“我勤奋、有才智、有创造性”），而把其他人的成功归于幸运的环境（“她的成功是因为境遇和家庭关系”）。[94]在匹福的研究中，甚至自己还没有成功的人（诸如学生），因为父母较富有，也会感觉更有资格、更应得。[95]在2009年的一篇标题贴切的论文《社会阶层、控制感和社会解释》中，匹福与他的同事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和Dacher·克特纳（Dacher Keltner）发现，社会阶层“与个人控制感的削弱密切相关，并且这种关联能够解释为什么较低阶层的个人偏爱用背景而不是性格解释社会事件。”[96]

收入不平等的后果可能是有害的，其程度正与相反情况可能是有益的一样。[97]例如，在另一个实验中，匹福和他的团队在加利福尼亚街头的十字路口伪装起来，记录下为即将穿过人行横道的行人停下的车辆（那里的法律规定必须停）。总体情况是，65%的司机停了车，但那些没停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三倍或者四倍的系数——都是驾驶豪车（例如，宝马、奔驰、保时捷），象征着较高的社会阶层。[98]在另一项实验设定中，当受试者填写表格时，他们被告知可以自行从桌子上的瓶子里拿“几块”糖果，尽管他们也被告知糖果“实际上是为进行另一项研究的儿童准备的。”觉得自己富有的受试者拿走的糖果是觉得自己贫穷的参与者的两倍。

这项研究中，匹福的团队实际上是通过控制条件使得人们觉得富有或者贫穷，因此结果甚至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证明影响是暂时的和可逆的。在一个掷骰子的实验安排中，受试者报告他们投掷的结果，但实验者不能看，结果是，仅仅为了获得50美元现金奖品带来的自豪感，较富有的人（年赚150000到20000美元之间）欺骗了四次，和较贫穷的人一样多（年收入少于150000美元）。顺便说一句，这些结果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都存在，从茶党保守主义者到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匹福绘声绘色地向我解释了那些结果，“尽管有钱并不必然使任何人成为什么，但有钱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让人利益之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那些已经定型的与比如说混蛋相联系的特征。”[99]

对这一不平等状态的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向富人征税，把钱再分配给穷人（通常受到自由主义者和穷人的赞成）。[100]不太普遍的应对措施是私人慈善，富人借此向那些帮助穷人的事业捐款（通常受到保守主义者和富人的赞成）。令人惊讶的是（因为他身在加州大学系统中因超自由主义而声名狼藉的伯克利校园），匹福在结束有关他的研究的TED演讲时，首先强调那些看起来与拥有大笔金钱相伴随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什么内在不变的东西。实验中，仅仅向富有的人提示一下那些不太富有的人的处境（通过短短46秒有关童年贫困的视频短片）就会让有钱人更愿意为在他们面前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花时间。“看过视频后，富人接下来对自己的时间变得和穷人一样慷慨，意味着这些差异不是固有的或者绝对的，而是会轻易受到人们价值观的微小改变、同情心的轻微触动和共情感的微弱冲击的塑造。”

匹福没有呼吁“为了他们的公平分享”对富人征收累进税，而是关注美国超级富豪的草根运动——自愿把他们巨额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通过诸如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这样的组织捐给有价值的事业，已经有超过100位美国最富有的人通过捐赠誓言承诺把他们财富的一半以上捐赠给慈善事业。签名人包括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迈克尔·布隆伯格、泰德·特纳、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和拥有平等多样的政治信念的其他人。还有资源生成组织（Resource Generation），它在“组织有金融财富的年轻人为了社会改变利用资源和特权。”[101]

另一种处理收入不平等的心理影响的方法是从内部改革资本主义。这听起来是矛盾的，但这正是全食超市联合CEO约翰·麦基（John Mackey）想要做的。在《良知资本主义》中，麦基着手草绘资本主义的新叙述，他的出发点基于利润动机是商业的唯一动力的神话。我们都知道的旧叙述：资本家是一群叼着雪茄、攫取金钱、追逐利润、看着季报、咆哮着“你被解雇了”、 洋洋得意于贪婪是善的戈登·盖柯式的、冷血的、无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神病患者。尽管事实上有些资本家确实符合这种叙述（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华尔街》中的角色戈登·盖柯部分是以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为原型，米尔肯被控98项敲诈和诈骗罪名），但麦基宣称，“几乎没有例外，开创了成功事业的企业家不会为了利润最大化这样做。当然，他们想赚钱，但这不是最大动机。他们受自己相信需要去做的事情激励。”[102]

尽管他是嬉皮士形象，并且坚持严格素食（他言行一致），但当指责他所称的“裙带资本主义之癌”时，麦基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人。裙带资本主义之下，裙带资本家无法在市场竞争，因此他们转向政府恳请官僚把规则和义务强加给竞争对手。治疗裙带资本主义之癌的药方是良知资本主义，良知资本主义扎根的“伦理系统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为基础”，而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所有者，还包括员工、顾客、社区、环境，甚至还有竞争者、活动家、批评家、工会和媒体。麦基援引谷歌和西南航空公司为角色模型，制药公司和金融集团作为反面角色模型。[103]

麦基责备利润动机为唯一价值尺度的神话时，在一个出人意料的环节上，把矛头指向了资本家自己，因为“他们把一种狭窄的对商业的概念化接受为事实，然后以那样的方式继续实践那样的概念，造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麦基的目标是为资本主义书写一种新的叙述，要求我们关心顾客和人，而不是电子表格上的数据点。比起约翰·高尔特（John Galt），这听起来更像出自约翰·列侬（John Lennon）之口，麦基要求我们“想象这样一种商业，把它的竞争者不是做作有待打垮的敌人，而是看作一个可以学习的老师，以及走向卓越之路上同行的旅人”，“真诚地关心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赞美自然的恩典，思考超越碳和中立性，变成一种使生物圈回到可持续的生命力的治愈力量。”[104]

尽管麦基提供了大量的时间良知资本主义的商业案例——包括并尤其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全食超市，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做什么，并且高层薪酬不超过平均工资的19倍（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平均状况是100倍）——他似乎是在告诉资本家同行，如果他们没有自愿启动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计划，政府将会迫使他们这么做，并因此消除了有意识选择的道德因素。

政府要扮演角色，建立和实施资本主义赖以运转的法律，但防止过度的自上而下的对市场的干预，公司应该自发启动自下而上的计划，寻找牟利的同时把公司提升到一个崇高水平的方式。当公司的全职员工不能赚到足够的钱为他们自己和家庭提供哪怕只是适度水准的生活时，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商业本身。调整可能会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自愿的或者非自愿的。自愿的解决办法是降低高级管理层的薪水，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且如果必要的话，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如果未这么做，那么非自愿的解决办法，通过较高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的税收转移会导致同样的调整，但因为必须给作为中间商的政府官僚机构支付酬劳，会给繁荣带来一个总体损失。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2014年的研究，“不平等可能会至少部分地阻碍增长，因为它催生了再分配的努力，这本身会削减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平等不利于增长，税收和转移准确说可能是错误的补偿。”[105]因此，不论是出于道德还是实践理由，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愿改革是致力的目标。

今天的经济问题是真实的，但不难驾驭。不仅如此，经济趋势处在正确的方向上，如果历史是我们长期趋势的向导，即使在地球上最贫困的地区如非洲，也将会远早于本世纪末享受到我们今天拥有的西方水准的财富和繁荣。[106]就全球而言，丰裕的后稀缺世界非常可能在2100年实现，如果图12-4的增长率延续下去的话，那时可以保证任何地方的几乎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的生存和繁荣。

图12-4　以世纪为单位的全球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