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变态和道德责任

精神变态包括下列这些特征某一些（但不必全部）：麻木不仁、反社会行为、流于表面的魅力、自恋、夸大、特权感、缺乏移情和悔恨、乏力的冲动控制和犯罪。[17]为了写本章，我咨询过心理学家凯文·达顿，他说“对精神病态的发生率估计，男性集中在1%——3%之间，女性在0.5%——1%之间”，而在监狱人口中，“大概50%的记录在案的最严重罪行——例如,谋杀和系列强奸——是精神变态犯下的。”[18]但即使在精神变态内部也有灰度，光谱暗的一端栖居着某些CEO、律师、华尔街商人和冷酷无情的老板——他们喜欢咆哮“你被解雇了！”亮的一端盘踞着特德·邦迪（Ted Bundy）的同类，他在1970年代强奸和谋杀了至少30位女性后，自鸣得意“我将会是你们见过的最冷酷的婊子养的。”[19]

1980年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发展了一项测量精神变态的测试，成为精神变态检查表（PCL），由20个项目组成，最高分40分（20个项目的每一项，参加测试的人可能得0、1或者2分）。这个量表scale的一个修订版今天仍然在用（PCL-R），你自己可以在线参加不同版本的测试（不建议）。我得了7分。（精神变态的起始分是27。）当然，存在一些环境如商业、体育和其他竞争性的事业，在其中，有点魅力、意志坚强、有社会技巧、冲动、发现自己无聊时找点刺激是优势。但是，随着这些人格特点攀登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在那里有点魅力变成了操纵的欺诈，在那里自信膨胀为自大，在那里偶尔的夸张变为病理性的谎言，在那里意志坚强蜕变为残酷，在那里冲动变成不负责任，尤其是如果所有这些特征导致了犯罪行为，那么我们就成了一个危险的精神变态。

心理学家斯科特·利林费尔德开发了精神变态人格清单（PPI），包括了广泛得多的人格维度条目，这些通过178个问题测量人格维度被要素性地分析为一系列性格特征组合，如马基雅维利式的自我中心、冲动性的不一致、责备外化和不顾后果的毫无计划等。这个观点是为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具备这些人格特点。利林费尔德在一次访谈中对达顿说，“你和我在PPI上可能总体等分相同。然而我们在这八个构成维度上的人格肖像可能完全不同。你可能在不顾后果的毫无计划上得分很高，相应地在冷酷无情上得分很低，而我的情况可能正相反。”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不得不考虑精神变态的两面，他是从非常个人化的视角出发——在他为了发现暴力的生物社会学成因而研究连环杀手的大脑内部时，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精神变态的蛛丝马迹。当他在《内在精神变态》中复述这一故事时，以一篇有关精神变态的神经科学的论文收尾全书。这篇论文含有一些年轻的精神变态杀人犯的大脑扫描，他们“在大脑额叶和颞叶——通常与自我控制和移情有关——的特定区域分享了一种罕见而危险的低脑功能类型。”[20]这些大脑扫描中还混杂了一张并非来自数据库的图，但显示出明显的精神变态迹象。那张扫描图实际上是法隆的。进一步的测试表明法隆是“一个临界的精神变态”，他的家人和朋友确证了这个诊断，因为他们无视他对诚实的坚持，告诉了神经科学家他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不能相信他。“他们每个人告诉我同样的事。他们说这些年一直在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好人，有趣的家伙，与我共事是巨大乐趣，但我是一个‘反社会者’。我告诉他们我确定他们一直在开玩笑。他们说他们一直对我认真得要死。”[21]他们过去常用来描述法隆的特点都完全与下述的精神病态清单无涉：“操纵、有魅力但狡诈、聪明的欺凌者、自恋、肤浅、自我中心的、无法深爱、无耻、完全缺乏顾忌、狡猾的骗子、无视法律、权威或者社会规则。”

法隆解释精神变态无“法”治疗。“精神变态的趋势很难遏制，尝试的治疗收效甚微。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的药物能够部分地较少冲动和攻击性，通过饮食和冥想的早期干预能够减少行为问题，但导致移情和悔恨缺乏的核心神经心理学缺陷仍然存在。”法隆符合达顿的把趋势引向积极目的而不是消极目的的精神变态者的模型。“我是简版的精神变态，或者说一个亲社会的精神变态，有很多不同于暴力犯罪的精神变态特征，处在这种精神变态中的人为自己的进攻性发现了社会接受的发泄渠道，这种精神变态体现在对人的冷酷、自恋的操纵中。”[22]怎么对待精神变态以及精神变态对于意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回答这些问题的钥匙：选择在其限制下工作，并把这些特点引向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目的。

这是凯文·达顿在《精神变态的智慧》一书中的建议，他要求读者考虑构成精神变态诊断的人格特征的积极和消极两面。达顿在发展一个工具箱，用来训练人们使用他所称的七宗赢（seven deadly wins）——“七个精神变态的核心原则，如果明智地分配并带着应有的关怀和专注进行运用，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得到的想要的；能够帮助我们对现代生活的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反抗。”达顿的七宗赢是：无情、魅力、聚焦、心理韧性、无畏、心智觉知和行动。想法是如果你想要在生活中达成某事（实际上是任何事），那么你需要一定数量的这些特点，但不需要太多。“例如，调高无情、心理韧性和行动表盘可能会让你更加坚定自信——可能会让你在工作同事中赢得更多的尊重”，他写道，“但推得太高，你有变成暴君的风险。”[23]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英雄想象工程已经在寻找这个平衡，教导人们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挑战环境中选择最有效的行动。[24]“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刻，英雄般行动的决定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具有召唤力的选择”，津巴多解释道，“它意味着不害怕其他人会怎样想。它意味着不害怕带给我们自己的负面影响。它意味着不害怕冒引颈就戮的风险。”[25]这里，无畏、聚焦和心理韧性诸特点开始发挥作用。也许我们需要另一个词——另一个标签——描述精神变态的积极面，即光谱的另一端，在那里那些人格维度用于善处——积极精神变态（对立面是消极精神变态）。但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我们都应该一直记住人类行为是多元、复杂和依赖语境的，而我们的标签并不能总是抓住它的丰富纹理。

也许有途径可以训练精神变态者把他们的技能转向行善抑恶。这是神经科学家丹尼尔·雷塞尔（Daniel Reisel）的目标，他用从英国卫生部拿到的拨款一直在探访监狱并研究罪犯大脑，目的是找出原因和疗法。他的初步发现表明，相比非犯罪者的大脑，罪犯——尤其是精神变态罪犯（回想一下，监狱人群中的暴力罪犯至少有一半由他们构成）——对诸如痛苦或悲伤这样的情感表现出了不同的心理反应。“他们没能表现出要求的情感；他们没能表现出生理反应。就好像他们知道移情的语词却不理解移情的乐曲。”大脑扫描显示“我们的犯罪人群有一个有缺陷的杏仁核，可能导致他们缺乏移情能力，并带来不道德行为。”[26]

一种治疗这些神经病学上受损的精神变态患者的方法是神经再生，即成人大脑中新的神经元的生成。以老鼠为例,如果你把它们养在单人囚房一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刺激，那么当它们再次接触老鼠同伴时，它们就失去了与之融为一体的能力。但如果你把老鼠养在刺激富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与同伴形成正常的纽带，而且还长出了新的脑细胞和联结，这些脑细胞和联结不仅让它们“在一系列的学习和记忆任务中表现更好”，雷塞尔说，而且“它们所处的改进的环境还会带来健康的、社会化的行为。”雷塞尔随后引申出与监狱的类比：“只要你考虑一下你就会觉得很讽刺，对于那些杏仁核功能不全的人们，我们当前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放到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进一步成长机会的环境中。”无疑，我们惩罚违法犯罪者的自然倾向导致了一个惩罚性司法体系，但雷塞尔希望我们也考虑通过康复计划和恢复性司法计划治疗这些受损的大脑，下一章我还会详细讨论这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