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纳粹是什么样子

为了理解不道德心理，我们必须攀登进入邪恶之山的稀薄空气，这方面可以说没有比纳粹更尖锐的先例了。贯穿全书我都在强调换位思考的重要性——穿着别人的鞋子走一走，试着感受他们的感受。为了真正理解制造一个纳粹需要什么——就是说，如何控制住一个像德国这样明智、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的民族，并使他们在一种政治制度下变成行纳粹礼、穿长筒军靴、走正步、宣誓希特勒万岁的参与者——我们必须想象真正成为一个纳粹是什么样子。

事实是大多数纳粹领导人是明智、博学、有教养的人，他们在工作时间完全能够安排大规模屠杀，而在工作之余他们表现得像有爱的甚至溺爱的顾家男人。甚至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他在分开营房和焚尸场的火车站台上扮演上帝的角色——被一名俘虏描述为“能够对孩子很友善，让他们喜欢上他，带糖果给他们，考虑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并能做一些我们真得会称赞的事情……然后，在边上……焚尸场还是冒烟了，而这些孩子，明天或者半小时之内，他将会把他们送进焚尸场。呃，这就是反常之处所在。”[16]《纳粹医生》是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经典研究，他在书中描述了门格勒在巴西从残暴成性之人到售货员的表面转变；门格勒战争结束后逃到了巴西，并且在1979年死去之前的34年里逃过了追捕。当他的遗体在1979年被发现并确认时，利夫顿说很多奥斯维辛幸存者“拒绝相信巴西墓穴中的残骸是门格勒的。确认后不久，门格勒研究过的双胞胎中的一位告诉我她完全无法相信她在奥斯维辛知道的这个傲慢专横的的人可能会经历‘人格转变’，变成藏身于巴西的惊弓之鸟般的隐士。她说，实际上，她和其他人从未有过这样的心理经验，即从邪恶的神到邪恶的人的‘变形’。”甚至在奥斯维辛，利夫顿写道，门格勒也不同于电影和小说中塑造的彻头彻尾的魔鬼形象：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多面性既是他的传奇的一部分也是其世俗化的根源之一。在集中营，他可以是空洞的意识形态专家、高效杀人的公务员、“科学家”、甚至“教授”、多个领域的改革者、呕心沥血的野心家（正如多尔夫），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变成杀人犯的医生。他让自己看起来是人而非魔鬼；他与奥斯维辛的多面和谐让我们得以窥见——也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人类从救人向杀人转变的能力。[17]

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准确刻画了人类道德心理的复杂性：“这样的事情让人震惊，因为我们想象中人的形象是与自身和谐的、一致的、统一的，而它们与我们对人的想象冲突；它们不应该让人感到震惊，因为那不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情和无情可以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同时共存，而无视一切逻辑。”[18]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的《罪恶：内在的人类暴力和残酷》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它从施害者和受害者两个角度考虑了罪恶问题。鲍迈斯特勾画了一个罪恶三角，包括三个方面：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对陈旧观念的真正冲击在于人与罪之间的不相称”，他写道，“头脑震惊于这个人做的事情的罪恶程度，因此头脑也会预期被施害者仪态和人格的力度震惊。如果不是这样，会让人感到惊讶。”[19]对照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对惊讶的解释。斯蒂文·平克称鲍迈斯特的区分为“道德化鸿沟”，站在鸿沟的两岸注视着黑暗的无底深渊富有启发意义——甚至是令人震惊的。[20]道德化鸿沟的每一侧都存在两种叙事，一种是受害者的，另一种是施害者的。鲍迈斯特和同事1990年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很明了，《受害者与施害者对人际冲突的不同解释》，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这种双重解释（平克做了归纳总结）。[21]首先是受害者的叙事：

作恶者的行为不合逻辑、没有意义、无法理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就是变态的施虐狂，驱动他的仅仅是看到我受苦的欲望，尽管我是完全无辜的。他造成的伤害是剧烈且不可修复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人应该忘记。

接着是施害者的叙事：

当时我有充分理由那么做。也许我是在直面挑衅。或者我只是以每一个理性人都会采纳的方式应对那种情况。我完全有权利去做我做过的一切，因此谴责我是不公平的。伤害微不足道，很容易修复，我道歉。是时候跨过这段了，置之身后，让过去的都过去。

为了透彻理解道德心理学，考虑两方面的视角是必需的，尽管我们的自然倾向是站在受害者一边，道德上反对施害者。如果罪恶是可以解释的——我相信是，或者至少能够被解释——那么保持超然就是必需的。正如科学家李维斯·弗赖伊·理查德森在对战争的统计研究中给出的立场：“因为愤怒是一种容易出现且让人满足的情绪，这种情绪倾向于阻止人们注意到任何相反的事实。如果读者反驳我，认为我为了一个错误的教条即‘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放弃了伦理，那么我会这么回应，这只是暂时悬置伦理判断，这么做是因为‘谴责越多理解越少’。”[22]

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并不把自己看作好莱坞电影中的魔鬼般的“纳粹”。大屠杀史专家丹·麦克米伦告诫我们，“我们不值得去妖魔化德国人，因为这既否认了他们的人性也否认了我们自己的人性。”[23]纳粹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完全相信依照宣称的高尚目标，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国家复兴、生存空间以及格外重要的种族净化。例如，在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诸多著作和骂战中，人们会听到作为如此多的施害者共同特征的道德化口号：受害者罪有应得。在1941年8月8日的一条日记中，对于斑疹伤寒症在华沙犹太人区的传播，戈培尔评论道，“犹太人总是传染性疾病的载体。他们应该要么被集中在隔离区自生自灭要么被消灭，否则他们会传染文明民族。”11天后的8月19日，戈培尔在造访希特勒的大本营后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元首确信他在国会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再次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这次会以他们的灭亡来结束战争。数个星期以及数个月以来，预言以一种近乎不祥的确定性成真了。东线的犹太人正在付出代价，在德国他们已经付出了部分代价，将来他们还要付出更多。”[24]

不过，在我读过的数千份纳粹文件中，没有一件像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3年10月3日的谈话那样让人不寒而栗，这份记录在氧化铁磁带上的讲话的对象是（波兰）波兹南市党卫军中将。（YouTube上有这份讲话，并且带有德译英字幕。[25]）在一些笔记的基础上，希姆莱的讲话长达令人瞠目的三小时十分钟，涉及一系列广泛的论题，包括军事和政治局势、斯拉夫民族和种族混合、德意志种族优越性等。演讲开始两个小时后，希姆莱开始谈论“灭绝犹太人”。他把这件事与1934年6月20日纳粹党内对叛国者的血腥清洗相比较（“长刀之夜”，期间纳粹党徒为了争夺权力和权位互相残杀），然后，他谈到在屠杀中仍然做一个高贵的人是如何困难，但坚称这一阶段是未来的千年帝国的光辉历史的必要部分。人们听到的不是纯粹的邪恶之声，而是炽热的正义之音：

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明白一百具、五百具甚至一千具尸体堆积如山时意味着什么。目睹这一切之后，还要——在除了人性的弱点之外——保持高雅，让我们觉得艰难，并且这光荣的一页未曾被提起也永远不会被提起。因为我们知道事情会如何的不易，如果在炸弹轰炸、战争重压和物质匮乏的当下，每个城市仍然有秘密的犹太破坏者、鼓动者和煽动者……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道德权利也有这样的义务这么做，杀死想要杀死我们的人……腐化堕落，哪怕是一丁点，只要外在的与我们相关或者内在的扎根于我们，我都永远不会容忍。相反，在它可能试图扎根之处，我们将把它彻底毁灭。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因为人民的爱戴，我们已经承担了这项最艰难的任务。[26]

种族灭绝与正义扭曲在一起的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定义你自己是好人，但夸张到不相称的地步，宣称自己是优等民族。定义优等民族是完美的顶峰。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最为惊人的是，纵然你杀害了一百万人，你不会在你的灵魂或者性格中发现缺陷。因为你定义自己是善的，你不可能犯错。这对希姆莱及其同僚来说，效验如神。

最后，我们可以敲开终极施害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灵，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道德化鸿沟是巨大的，文件记录了很多希特勒正当化灭绝犹太人的例证。早在1922年4月12日及随后发表在纳粹党报《民族观察报》的一次慕尼黑演讲中，希特勒对听众称：“犹太人是人民腐败堕落的酶。这意味着破坏是犹太人的本质，他必须破坏，因为他根本缺乏任何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的观念。他天生具有某些特征，他永远不能使自己摆脱那些特征。”[27]1945年2月13日，战争到了最后的黄昏时刻，在柏林的地堡中，世界正在他的周围崩塌，希特勒带着恐吓性的骄傲宣称：“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我公开与犹太人作战。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对他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我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再一次设法把世界拖入战争，他们这一次不会被饶恕——直白地说，这个寄生在欧洲的害虫将会被彻底消灭。”[28]甚至在1945年4月29日凌晨4点他即将自杀的时刻，希特勒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命令他的继任者继续反犹太人的战斗：“最为重要的，我命令国家的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严格遵守种族法律，无情反对所有民族的共同毒害者，国际犹太人集团。”[29]

在这些例子中，通过应用交互视角原理，采用纳粹施害者的视角，我们见证了基于事实错误的道德判断的一个范例。国家社会主义者在事实上对犹太人的栽赃——在数个世纪的遍及欧洲的反犹主义文化中，绝大多数都是现成的——明显都不是真的。犹太人不是希姆莱所称的破坏者、鼓动者和煽动者。犹太人不需要如希特勒所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实际上，犹太人不是一个生物学上不同的种族，也不是像瘟疫鼠诅那样意图席卷国家，如优生学理论家理论上想象的那样。这些全部是悲剧性的错误想法——事实错误，如果以事实来检验这些想法，它们早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它们被真诚地相信着；因而，灭绝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无论此逻辑多么怪诞。

这不是为无知盲从的情感暗流卸责，而是提醒如果你真的（不论多么错误地）相信X是你所珍视的所有一切毁灭的原因，那么随即产生消灭X的想法就会像夜之继日一样自然。例如，中世纪的人们烧死女巫才是自然的，因为她们通过众所周知的取悦魔鬼的举动导致疾病、灾难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不幸。当然，女人们不会取悦魔鬼——因为魔鬼事实上不存在；因此，那些降临在人们头上的灾难很明显并不是源于女巫与恶魔的共谋。整个的观念是荒谬的，但正如人类的很多错误一样，这是基于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同样地，反犹主义的最终原因是（并且仍然是）一组有关犹太人的彻底错误的信念；因此，反犹主义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对事实的更好理解（与此同时，短期的解决方案是立法反对歧视）。这里是科学和理性的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人类很多道德错误都是事实错误，而事实错误又是基于有缺陷的思维方式和对他人的错误假定。因此，我们会在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化地理性理解中找到一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