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辽东古“襄平”，东晋以后高句丽又称为“辽东城”。晋唐间由辽东城北行陆路，史书中有所谓“南苏道”的记载。
《隋书·段文振传》：“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疾笃……后数日，卒于师。”[59]
唐《翰苑·蕃夷部》“高丽”条：“南苏城在国（高丽）西北……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0]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皝十二年，遣度辽将军慕容恪攻高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61]
欧阳修《新唐书·高宗本纪》载，总章元年二月“壬午，李勣败高丽，克扶余、南苏、木底、苍岩城”[62]。
以上诸史所载，经由“新城”以北去“南苏”的陆路孔道，应即晋唐以来辽东之“南苏道”。
此“南苏道”地名应来源于古“南苏水”和“南苏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这条古交通道更因经由“南苏城”而著称于晋唐史籍。
关于“南苏水”和“南苏城”的地理位置，古今中外学者众议纷纭。摘引诸家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是苏子河说[63]；二是东辽河（赫尔苏河）说[64]；三是松花江上游辉发河说[65]；四是北流松花江说[66]。
由于对“南苏水”的故道考证古今众说纷纭，致使对“南苏道”交通路线的考证亦成为千古之讼。考察晋唐以来史料，并参证考古发现，如据唐张楚金所撰《翰苑》中雍公叡注引《高丽记》云：南苏“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7]。由于“新城”已确认为今辽宁省抚顺北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山城，推知“新城北七十里山上”，正值今抚顺高尔山以北的铁岭市南凡河流域。特别是近年凡河北岸的铁岭催阵堡北山上和河南青龙山上，发现了周长约5公里和2.5公里的两座重要高句丽山城。其城雄踞凡河南北岸之山脊，南距高尔山城恰30公里。城内散有大量晋、唐高句丽时期的遗物。其建置方位、地理坐标与道里远近，或与《翰苑》中记载的建于“新城北七十里山上”的“南苏城”相合。而如以传统的“南苏水”即今苏子河，又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境“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方向相合。如是则南苏城又有苏子河流域的萨尔浒山城或新宾县五龙山城或得胜山城等，仅姑备其几说，以求深研。但本节可进一步肯定，古“南苏城”所指的今辽东苏子河流域，应即为古“南苏道”的东西必经交通之道。
南苏水故道的基本确定，使古今湮闻的晋、唐间的辽东“南苏道”得以指证。自前燕慕容皝东渡辽河征高丽破“南苏”以来，以至隋、唐东征，所奔袭之“南苏城”，均应沿“新城道”以进，即从辽西渡辽河，再由浑河（新城道）高尔山以北进入汛河河谷或苏子河谷陆路。从交通自然地理上看，今凡河与浑河平行西流入辽河，两河道间的平行距离在抚顺高尔山以北的位置上正当30多公里。而由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城隘口，东北行通往苏子河，古今也一直有大道相通，至今陆路按验有证。以古今交通地理排定，由此道西去辽河可进入今法库县境而通向辽西“营州”（今朝阳）。由此道南行至“新城”，经“盖牟”，又可达“辽东城”（今辽阳）。而由凡河谷道东行，接浑河上游之今南杂木或经苏子河，可由北路东行集安，会途于高句丽旧都“国内城”和“丸都城”。晋唐以来，上述这条经“新城”道和古“南苏水”和“南苏城”上的辽东陆路，应即史书中屡屡提及的古“南苏道”。这是进入“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发轫点前，即在到达“玄菟郡高句丽县”（今新宾南二道河子古城）以前的辽东重要部族古交通道之一。这也是开辟于汉魏时代的辽东之“候城”—“玄菟”戍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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