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体结构中的排斥与控制

政策问题建构中的主客体分化使公众成了消极的、被动的客体，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成了理性和科学的化身，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处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即便是被作为“理性经济人”看待时，人们也相信，制度以及程序设置可以对他们的自利追求行为作出有效防范，并保证他们去为着公共利益而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和富有责任心。这就是美国学者罗斯诺所说的，现代主义假定承担着社会治理职责的“他（她）‘勤’字当头，‘尽’心‘尽’力，并有着‘努力工作’的自我形象。他（她）总是未雨绸缪，做事有头绪，不满足于现状。现代主体可以献身于政治计划并且为实现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各种目标而努力。他（她）可能相信自由意志和个人自主权利，但是一旦采取表决的形式并且作出了决定，他（她）就会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或党的路线）。换句话说，现代主体愿意使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他（她）尊重理性规则、总体意志、社会传统和看似公正的固定标准。他（她）真诚地追求真理，并希望这种追求最终不会一无所获。这意味着现代主体对理性、合理性和科学充满了信心，并且把所有这一切都放置于情绪性事物的前面”^[77]。

与之相反，不拥有科学知识的大众则被排除在社会治理主体之外，人们深信，“政治智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意识问题，而是依赖于专业化的技能，这种专业化技能是知识分子贵族的内在特性。普通大众——大多数是穷人、未受教育者和乡下人——总是无法超越偏见、歪曲的意见和狭隘思维，不能对公众生活作出一个有识见而又连贯的决定。”^[78]在很多情况下，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是因为拥有科学技术等专业化知识而被假定为同时拥有高尚的品德，进而被委托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即便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所确认的政策问题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也被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在社会治理科学化、技术化进程中，政策问题建构完全成了一项科学活动，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在科学的名义下实现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垄断，也因科学和技术而获得了社会治理权威。到了20世纪，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都是由技术专家做出的，技术专家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运用科学的流程来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目的就是要将作为客观实在的社会问题揭示出来并转化为政策问题。人们对此不会产生疑问，因为对科学方法的信仰让人们总是看到，“如今人们通过它们已能控制原子，被应用于‘控制社会行为’，人类的问题将迅速得到解决，将确保所有人的安宁与富足。”^[79]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这种信念，促使政策问题建构逐步演化为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

实现了科学建构的社会治理体系使主体与客体成为对立的两极，并形成了一种单向监视和控制的关系，而且将两者凝固在了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位置上了。“作为一种‘标准’的社会权力技术，开始被运用于大范围的不均衡性监视中。它把作为权力对象的大多数人，永远放在了‘被监视者’的地位上，后者既没有权利，也不可能有希望来实现相互之间的监视，或者与他们的监视者换个位子。”^[80]人们因为对知识的拥有不同而有了不平等地位，社会治理主体与客体正是因为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而被区分开来，使得社会治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表现为知识的应用，而且也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在这一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主体垄断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实现了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甄别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实现科学创新，而公众则被视为盲目无知的“乌合之众”，被视为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客体，成了社会问题本身和社会治理的对象。

根据后现代主义对作者和读者的观察，“现代作者不仅是一个个体。他（她）还是一个‘维度’，一个心境，一个功能原理，一个信息源，一个模型，一个为某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强权和权威（作者）提供的手段。”^[81]政策问题建构所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幅图景：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拥有相对于客体的权威，通过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去指认社会问题，并宣称其指认出的社会问题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这样一来，无论政策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偏差，政策问题建构主体都可以把政策问题宣布为真实的，也可以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宣布为虚假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从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社会治理的科学追求不断地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在某种困境中却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治理越来越倚重于政策工具，而政策问题建构则因为对科学和技术的强化而走向了脱离社会问题的方向，在崇尚科学和注重技术的前进道路上越来越显现出了反科学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政策问题建构为了科学而过分地注重方法时，成了与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无关的科学活动，尽管满足了科学追求，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以致社会问题不断地被积累起来而孵化出了风险社会，让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

在民主的逻辑中，公众应当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社会治理却以科学的名义剥夺了公众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导致了主客体的结构性分化。按照民主的要求，“如果社会机构的运转要符合‘民众’的利益，则真正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自身。但是，如果‘人民’将权力移交或无力调动潜在的权力，它就会发现这些权力被用来同自己及自己的利益作对。在拥有理性之效用最大化者的社会中，掌握权力手段的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权力获取最本原的个人效用。没有任何一个强力者会自愿为无权者的利益行使自己的权力。”^[82]之所以来源于民众的权力会与民众相对立，并不能仅仅从掌握权力的人的道德方面作出解释，而是需要在社会治理的主客体结构中去寻找答案。是因为精英与大众分别以主体和客体的形式出现，致使社会治理精英不仅失去了维护大众普遍利益的动力，反而利用权力去为自我谋取利益。

显然，一个具有充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社会将无法维持一种不变的结构，同理，如果社会治理具有充分的开放性，也就无法实现主客体的结构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治理精英总是借助于科学知识及其方法而把政策问题建构打造成一个封闭性的过程，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也因此而变得封闭，公众则受到了排斥。当公众被排斥在了政策问题建构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之外时，当公众本身被视为社会问题时，其实是被作为不正常者对待的。“被持续地建构为不正常者目标群体的人在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主要留下的是消极负面的印象。他们接收到的大多数信息都暗示他们是‘坏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会给其他人造成麻烦。除非他们能够改变自身的特性或者避免同政府发生联系，否则他们往往要接受惩罚。因此，这些人在要求政府给予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些利益的时候也会屡屡遭受挫折。”^[83]

在社会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治理精英之所以能够成为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排他性主体，是因为他们能够依靠科学和技术再造确定性，以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安全感中解脱出来。其实，社会治理精英不仅不能为人们提供真正的安全感，反而会借助于不确定性而实施对公众的控制，一方面，社会治理精英会通过普遍性规范的设立去营造形式上的确定性，安抚公众和让公众确立起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精英又会利用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而达到操纵公众的目的。“尽管控制的政治反映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情绪，但它并非自发地、主动地出现。恐惧已经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了。贯穿整个历史的是，恐惧已经被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装备为一件政治武器。”^[84]

也就是说，“恐惧的政治被正确地视为一套操纵计划，其目标是阻遏公众的反对意见。它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同时也是一种咒语，凭着它，孤立的精英阶层在其隔绝的状态中也可以轻易地做出反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恐惧的政治的魅力之一是，它为其执行者解除了不得不系统阐释其真实立场的重担。”^[85]恐惧被用来强制和恐吓，并为声言维持公共秩序的一切做法提供合理性证明，恐惧也常常被用来激发某种反应以推动某个共识的达成。“今天，恐惧的政治的目标是赢得共识并制造一种手段，借此手段围绕着否则就将被孤立的精英阶层形成团结的局面。但是，不论其发明者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主要效果是强化了‘没有选择’的观念。”^[86]社会治理精英利用了已经深植于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并把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政治化，通过操纵公众的恐惧心理来赢得道德共识，制造出一种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的场景，从而推动那些有助于精英的共识被达成。

在社会治理精英所营造的恐惧的政治氛围中，公众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依附于社会治理精英。随着恐惧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一种相应的文化和心理状态也告以生成。“这样的恐惧最终不会限制于特定的论题，而是会弥漫到每一件事物上。自主性日益削弱导致人们变成只能抱怨‘我们被吓到了’的消极的屈服者，这种感觉再加上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共同加强了恐惧的文化。”^[87]一旦恐惧取得了主导地位，此时即使没有一个全能政府来提醒公众，公众也会成为非常脆弱的顺从者，在“没有选择”的理由下赋予政府更大的强势地位，接受社会治理精英的一切安排。而“政府不断地着手发动改革运动，目标直指人们的饮食、健康、性生活、养育子女的策略、饮酒，以及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态度或行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政治化与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具有一种反向的均衡。因此，典型的公共政策过去需要与负责任的公民论战，如今则只需把他们当作似乎仅仅是生理成熟的孩子来对待。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将公民转变为顾客。在更近的年头里，负责任的公民地位下降的趋势加速，并让位于将作为顾客或父母或需要支撑的脆弱个体的人们幼儿化的模式”^[88]。在公众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得到了利用的条件下，即使公众被给予一定的机会参与到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来，也会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定势：他们是一群脆弱的孩子，是“被治疗”、“被扶持”的对象，他们所具有的能力和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足的和没有价值的，因此，他们只能是被动的顾客，需要依靠精英来代为把握和安排。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进步，“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但是人们可能很想知道那个许诺是否得到了证实。”^[89]事实上，在社会治理科学化的追求中，在政策问题建构主客体的分化中，人们却发现，“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90]当现代性体现在了现代社会的理性设计和管理需要中，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科学的迷信反过来造成了主客体的分离与对立。也正是在主客体结构中，科学的发展走向了反民主的方向，或者说，主客体结构就是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各样反民主行为的原因。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排斥客体，而在客体被排斥的情况下，主体与客体之间也就出现了无法跨越的壕沟，以至于主客体结构中的任何制度和程序的运行都无法改变民主的没落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