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主要探讨非理性行为的稳定性。大量的研究一致地发现，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偏离理性决策的预期。Roth等（1991）的研究将最后通牒博弈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开启了公平博弈研究的新篇章。
Roth等（1991）的研究旨在验证两个假设：①竞争的影响；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易行为是否有差异。为了验证这些问题，研究者设计了一个与最后通牒博弈类似的市场交易实验：多个买家出价来买一个卖家的物品，这个物品对每个买家的价值是一样的，但对卖家来说一文不值；卖家可以接受或拒绝最高的出价，如果接受，则卖家拿到高出价，而出价最高的买家拿走物品价值与出价之间的差值，其他的买家什么也拿不到。在这种方式下，竞争可以消除公平考虑。研究者将最后通牒博弈和市场交易实验在四个不同的地区重复进行：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美国的匹兹堡和日本首都东京。由于是第一个进行文化差异研究的实验，所以研究者探索性地控制了若干可能出现的混淆变量。例如，为避免实验者效应，所有的实验者都参与匹兹堡数据的收集，并训练使用统一的程序。这个研究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这个研究得到了对实验经济学而言非常重要的三个结果：①理性自利经济人模型不能解释大部分的观察到的行为；②理性自利经济人模型可以解释涉及较大范围的实验情境下的行为；③制度很重要。这种制度可能是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比如公平、公正、合作、互惠等，还有以正式规则或制度的方式，比如物品交换、聚集、信息传递等规范化的市场制度。最后通牒博弈与市场交易实验结果的比较，显现了制度或规范的重要性。而四个地区的不同行为则体现了文化差异的影响：日本和以色列提议者的出价比美国和斯洛文尼亚人低，但对不公平出价的接受率则更高（Roth，et al.，1991）。
这个研究至少有两个突破：①根据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构，设计了类似现实经济交易活动的市场交易实验，有助于将实验室研究结果推广到市场行为；②将四个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发现文化背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显示了该研究的开创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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