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籍史的研究

1 .研究维度

本书关注的是书刊形态中的现代性问题，即通过剖析现代书刊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探索变化之中所含的物质之变、社会之变与文化之变等，而这一目的的达成，与“新书籍史”的研究维度不谋而合。因为“新书籍史”正是通过书刊形态这一中介，返观形态形成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等诸多原因的一种研究方法。

（1）“新书籍史”的维度

“新书籍史”的维度区别于传统书籍史的研究方法。传统书籍史侧重对目录与文献的研究，而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者的努力下书籍研究有了新的取向与角度。新社会史学使传统历史侧重于“政治史”的结构建构面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打开，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切入社会生活中琐碎主题来展开历史的演绎，从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立体图景。与之相应的，是发生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的转变，语言也由描述转为阐释。由于书籍是物化的精神产品，其生产与传播中编织的社会网系特别发达，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了新史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夫贺早就注意到书籍史不可小觑的价值，他坚信“通过密切地研究一个时代所提供的所有可阅读的材料，而不仅是研究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这样一种历史能使我们把握一个时代”。而他与学生马尔坦撰著的被视为新书籍史滥觞之作的《印刷书的诞生》（也有译作《书籍的诞生》）着力于打通技术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壁垒，在广阔的社会史的角度下重新审视书籍的历史，从而创造了将新社会学史研究范式运用于书籍史研究的范本。

人文学科与跨学科的概念兴起，以及书籍与社会多维度的关系，将书籍史的研究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书籍的历史从此以后可以通过它与社会历史本身的联系加以理解”，书籍史不再是一个学科体系内部的自我检讨，而更像是一个瞭望其他学科的窗口与触摸其他历史的感应器。随着新书籍史研究的扩散，欧美的书籍史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中坚人物罗杰·夏蒂埃即在这种视野下将书籍史的研究方向指向阅读史。他从三个视角（教育史、书籍史和文化制度社会学）出发，关注于“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将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美国学者达恩顿则对书籍史的开拓作出了极大贡献。他提出了社会书籍史的理论模型——书籍的“传播循环模式”，而对这一过程细节的展开，则充分表现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之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 ”。其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即是这一模式操作的典范：它将视角延伸到了庞杂的社会群落，而且对史料进行了精心梳理，将晦涩难懂的数据与文献进行了清晰的分析。

新的研究角度又寻回至书籍研究的旧有路数，企图以新的维度重检目录与文献学所覆盖的传统领域。目录学家不满足于考据式的挖掘与陈说性的表述，这种渴求突破的欲望使文献学背景出身的马尔坦在《印刷书的诞生》后相继撰写了《17世纪法国的印刷、权力与人民》《书写的历史与权力》等著作，从而给书籍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可实践的道路。英国的目录学者则由对书籍生产过程中干扰因素的排除的分析方式找到了与书籍社会史研究范式相通的途径，从而将文本的具体形式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强调排字者和印刷者的活动对文本的传播产生的影响”。

将如此绚丽多彩的研究场合置换于中国的背景之上，可以看到外国学者运用新书籍史研究角度进行的研究为中国图书史的深度描述作出了贡献。例如美国学者贾晋珠的《为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展现了市场运作中的图书商业结构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面貌。美国的周启荣运用了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考察《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对中国出版的生产成本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文化变迁的社会场景。美国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详实的资料描绘了11世纪至19世纪中国书籍与士人文化的复杂图景，揭开了出版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中国文学研究近年来也以文化与文学的角度对书籍展开研究，如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8）、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何楠的《〈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都是以书籍为窗口来进行观察考量的。“新书籍史”的角度也成为文学、历史、社会各种学者往来奔突的肥沃疆地。

（2）新书籍史角度下书刊形态研究

书籍的形态一直是书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形态的具体描述被纳入艺术史的范畴；或者透过形态去确定版本的谱系与变化，这一研究被纳入版本学的范畴。而在法国年鉴派与新文化史学的眼光中，费夫贺的《书籍的诞生》就对书籍产生的环节进行了分析，英国的图书史研究者也将书籍的物质型态和生产过程放到显微镜下进行剖析。夏蒂埃也注意到书的物质形式对阅读接受效果的意义。这些研究结果形成了新的语境，而研究也可以再次返回这个语境构成的方式与逻辑中去，从而梳理生成不同的研究方式与路径。对中国书刊形态的研究，也存在于书史研究之中，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史》、李致忠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等。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与钱存训的《中国古代书史》（《书于竹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5）对技术的复原与描述，使得书史向社会与文化史的角度打开。

但这些资料都侧重于对古籍的描述，对现代书刊的形态尚未有深入的描述。本书将目光锁定于古籍转向现代形态的这一段历史。书刊形态作为一种结果与诸多因素发生或近或远的关系，只有借由新书籍史的维度才能揭示形态背后的大量史实。比如，这种书刊“形态”是在何种思想与何种物质条件下被创造出来，这种结果又是如何表达了创造者的何种意愿并且如何影响了其他形态的产生等等。

《苦闷的象征》封面
《苦闷的象征》，［日］厨川白村著，鲁迅译，《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代售，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陶元庆封面画
（图像来源：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编《鲁迅论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2 .研究思路

研究旨在现代性思索之下重新梳理这一时期的书刊形态，为此，必须建立一个纵向的时间行进轴系，通过前后的对比，来进行流变规律的描述。而时间纵轴上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必须以横向的例案来进行对比描述，以达到流变特征的强有力的说服效果。

因此，论文研究首先要建立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有鉴于民国杂志出版的数量，论文必须做好遴选的工作，既能反映出版的真实状况，又能反映出流变的方向。通过对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大致确定了研究的范围。为此，拟以最大的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作为类型出版的基础材料，以其他出版单位的杂志作为类型的补充。

本书研究的立场，是本着出版的立场、大众的立场与传播的立场来思考杂志形态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站在出版的立场，则需在出版的学科领域中详尽地展开出版事项的描述，关注杂志被生产与销售的状况；站在大众的立场，则关注书刊图像与社会图像间的关系，不回避通俗杂志的形态描述；站在传播的立场，则从接受的角度来关注其真实的市场效果。

图1：主要书刊形态研究对象分布框架图（作者制）

以上确定了大致的研究范围。从研究的类型上，以文学类书刊作为考察的重点，这是因为在对书籍的统计之中，民国时期总的出版种类前五名的依次为文学类、政治法律类、经济类、教育体育类与历史地理类。文学类出版物与大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出版物形态也最为活跃。

以上是具体形态研究的对象图表。（图1：主要书刊形态分布框架图。图2：主要研究的出版机构分布图。）

图2：主要研究的出版机分布框架图（作者制）

3 .研究方法

本书以图像分析为基本框架，从文献学出发，从量化的数据开始，尽可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书刊图像的本真面目，梳理书刊图像的种类、分布、视觉特征，反映当时大众对现代性的集体建构的图景；同时剖析书刊形态产生的物质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继而进行理论分析。鉴于此，论文的研究方法也不再是纯粹叙述性的，而是阐述性的，是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地分析和解释，注意图像背后传达的文化意义与传播意义。

具体研究方法有：

一是考据与文献法。有关于书刊形态的具体数据零星地散见于新闻、历史、文学著作中，从大量史料中捕捉资料，进行甄别与综合，形成尽量详实的资料，并使其逻辑化和条理化。其中，对图像资料的收集、对书籍广告的收集，以及对民国报刊资料研究虽是辅助性的，但工作量较大。

二是个案研究法。民国出版物数量众多，本书在进行论述时先将其锁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再选择个案研究，以达到窥一知十的目的。个案选择的原则是：一、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二、具有较大发行量的。这两原则贯穿于对出版机构、出版例案与出版人物的选择之中，以此表现辐射力和纵深度。

三是综合比较法。通过纵向的比较来梳理形态发展的演变，通过横向的比较认识形态的个性等。

《黑假面人》封面
《黑假面人》，［俄］安德列夫著，李霁野译，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陶元庆封面画。
（图片来源：作者实物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