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1]由于生产要素未能充分地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中国的城市体系存在着多方面的扭曲，而这也一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上有所体现，并产生一系列连带的后果。从上一章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如果一味地依赖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其效果最多是在短期内有用，而在长期内，其作用便消失了。更糟糕的是，过快增长的投资和政府支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而资源错配所造成的生产损失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有所体现了（Hsieh and Klenow，2009；Brandt，Tombe and Zhu，2010）。在持续低利率的背景之下，投资和政府支出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形成，这使得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偏离了资本积累的最优路径，出现了过度资本深化现象。过度资本深化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充分地创造就业岗位，体现为每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以下简称“就业弹性”）较低。于是，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创造的就业增长却相对较快，以城市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水平就会滞后于用第二、第三产业GDP占比度量的工业化水平。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量的收入被投资者和政府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充分地给居民带来福利增长（陈斌开、陆铭，2016）。

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问题的成因，同时，就业弹性也是在城市化与居民福利之间建立联系时的关键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选择何种生产方式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通常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工资较低，企业将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随着劳动工资的逐渐上涨，企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资本，其资本密集度上升。企业的生产方式会反映在就业弹性上，较高的就业弹性意味着一单位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定其他条件，较高的就业弹性还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劳动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更多为劳动者所分享。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时，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多少就业还直接影响到工业化进程是否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显然，如果就业弹性低，则城市化进程将显著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而在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中，通常是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就业弹性较低。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在1994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9.9%，这一速度领先于全球，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却相对不足。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弹性明显偏低（见后文表9.1），因此，人们认为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2]不仅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出现了持续的显著下降趋势。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的16年（包括1994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32与0.51，分税制改革后的15年就业弹性与非农就业弹性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11与0.26，分别下降了66%与49%。^[3]如果这一趋势不得以扭转，那么，经济增长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但却较少地体现为就业和居民福利的增长，甚至加剧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问题。

基于中国经济资本过度深化的判断，本章特别强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政绩考核体制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之下，地方政府偏好大规模投资，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企业。同时，当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时，也倾向投资于更为资本偏向的项目和基础设施。通过对城市级的数据分析，本章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的确通过两个机制降低了就业弹性，其中，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间接机制是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了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只要地方政府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就一直存在，于是，地方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提高，就业弹性就会持续下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资本深化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资源错配的成因之一。与上一章相呼应的是，大量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不仅在长期对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推动作用，而且也削弱了经济增长创造居民福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