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德性”政府理论

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社会及人的现实社会生活。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地考察规律的客观性、知识的真理性，而是应在立足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还要把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思考的范围。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研究政府，“人类生活为什么需要政府”、“人类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通过政府的行政协助民众达到理想生活的目标”……对以上种种问题的追问形成了政府理论的元问题，而对这些元问题的阐释与解答又从根本上构成了对政府存在之正当性的有力证明。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与政府相关的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更要坚持人的尺度。因为只有人才是一切存在和关系中的主体，政府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人，“好政府”理念的践行与评判也始终离不开个体公民的参与活动。国家与政府建立之目的，均在于谋求公民个体的生存价值的不断升华与发展。无论任何历史阶段，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何差异，都应体现其对于人性、人伦、人生的意义探寻与价值依归。应该说，政府的存在不仅体现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或政治制度，它同时也应内化为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公民个体的实践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恰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认为的那样，“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1］对此卢梭进一步作了说明，他觉得“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就转化为如下的问题:什么是适合于形成一个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从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的那种政府的性质。基于此维度，政府哲学已演化成为一种充满人性关怀的人生哲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哲学。政府不仅是为着人的生活而存在，而且实在应该是为着一个民族更悠长久远的优良生活而存在。我们只有在“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大框架下，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里，在纷繁芜杂的精神性的对象化成果中才能更好地审视、挖掘政府问题背后深藏的理论与现实关怀。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关于政府产生、政府的法治和内部分权原则、政府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政治合法性的界定等问题仍然没有超出卢梭政府理论的基本构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上问题，也是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思想发端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而其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则是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国家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古希腊的政治法律思想是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夺目瑰宝，它的影响不但繁盛于当时，更波及之后世西方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相关领域。卢梭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崇敬之情，并称其为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卢梭构筑理想政府蓝图的思想之源亦来自这里。施特劳斯曾指出，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导致了一种对过去尤其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推崇。“古老的共和国、城邦，特别是斯巴达，是真正的人的避难所，它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稳定和独立。在重新提出对那个古代城邦国家的辩护时，卢梭复燃了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争论。这个城邦国家不是建立在舒适、自我保存，或科学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美德——关于纯粹灵魂之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典意义上的美德意味着好公民以及必然与其相伴的那些性质。只有在勇气，自我牺牲，和节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大多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城邦国家。”［2］萨托利则认为，所谓的政治权威应该是“一种由特定的道德能力、被证明为合理的权利和主张的权利构成，在道德上被合理证明的身份形式。”［3］回溯西方政府思想发展史，“道德”是古典政府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苏格拉底以降，众多政治哲学家、政府论者在裁断、判定一个“好”政府的重要标尺之一就来自于其权力框架下公民的德性推行状况，人们对“恶”政府的攻击与反抗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由它管理的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降低或者沦丧。因此，将古典政府理论定性为“德性政府论”是恰切的，是符合当时时代精神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具体实践状况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道德不可能运用于政治共同体之外;它们在一种圆满的人类生活中的发展和实现，要求这种生活是在城邦内部度过的，是与其他从事一种旨在过上善的生活的共同计划的人们一起度过的。只有城邦国家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才允许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诸如勇气、忠诚以及友谊这样的美德，既构成了这种共同体自我保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生活于共同体以内的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便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必须是政治的动物的意义所在。”［4］城邦为公民提供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人只有参与其中，以城邦的制度、规则作为自身生活的准则，才可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德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