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社会影响的形成机制

第一节　会展社会影响的形成机制

一、旅游领域中的影响控制研究

在旅游社会影响控制研究方面，刘振礼(1992)、郑向敏(1996)、吴必虎和余青(2000)、张波(2004)、唐凡茗(2004)提出了解决消极社会影响的措施;刘赵平(1999)提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框架，重视在旅游影响形成前融入社会文化目标的旅游规划。肖佑兴(2006)指出，旅游影响调适研究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旅游单项影响研究多，综合影响研究少;缺乏系统性，未能基于旅游影响动力系统分析旅游影响的产生和形成，未能从旅游影响形成机制和调适机理角度系统分析旅游影响调适问题。

二、会展社会影响中的基本概念

会展社会环境:会展社会环境是一个系统结构，它包括的范畴极为广泛和复杂。会展主办城市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及文化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即为会展社会环境。它是会展主办城市吸引力和魅力再现的重要内容，是会展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会展社会影响:因会展活动的开展而导致的对会展主办城市及其居民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语言、文化习俗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分为积极社会影响和消极社会影响。

会展社会影响控制:指的是为了扩大会展活动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和降低消极社会影响，从会展活动相关利益者角度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的过程。当然，在本章研究中更强调对会展消极社会影响的控制。

参展者:本研究中的参展者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主要包括参展商、采购商、采购代理商、专业观众等。

场:本文所称的“场”是指会展主办城市地域空间里物质、能量等构成要素的输送与传播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

流:按空间经济系统的观点，“流”是支撑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研究中采用的“流”的定义是维系会展主办城市地域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

三、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变迁的动因分析

会展主办城市在没有会展活动介入以前，相对而言是一个以自循环、自流通、超稳定为基本特征的地域空间系统。当会展活动举办后，伴随着大量参展者的流入，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便在外界各种“流”的注入和影响下，从相对均衡的状态转向失衡状态。

图6－1简要描述了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的变迁模式。

图6－1　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变迁模式

资料来源:在杨俭波(2001)研究基础上修改。

从图6－1可以看出，当会展活动以各种“流”的形式对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发生涵化作用时，社会环境系统可能从相对均衡状态转向失衡，如果不加以有效地引导与控制，可能导致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的失控。当然，如果在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出现波动和紊乱时，果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仅可以有效恢复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系统的相对均衡，甚至实现系统优化。

四、会展社会影响的形成机制

会展社会环境在会展流动力和主办城市本身应力的共同作用下，进行自组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不断失衡、平衡的过程。引发会展主办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是介入会展城市系统的各种“流”。不同因素组合而形成的“流”对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能对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参展者的影响

参展者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对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第一是参展者对会展主办城市居民的心理和需求的影响。第二是参展者对会展主办城市的影响。

1.参展者对居民的影响

参展者的主体需求(吃、住、行、游、购、娱)特征和客观上具有的社会、经济优势使他们在会展活动中形成的“空间心理场”具有的“综合心理势能”要高于会展城市居民的相关量。因此，会展主办城市“场”系统中，参展者以优胜者的形象出现，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会展城市居民对参展者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生活方式等进行迎合、追求和模仿。这种示范效应的结果就是会展主办城市居民进而对本地社会文化传统等开始怀疑、离弃乃至反叛。会展主办城市固有的社会文化模式出现裂痕。

该现象随着会展活动的深入发展而愈加明显，会展主办城市的社会环境变迁开始出现。如果这种变迁属于良性运转的结果，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环境则会出现质量优化和系统改善的良好局面，系统循环也会向更高层次的方面转化。否则，当该变迁的方向与会展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环境背景意向格格不入，且变迁力度超过会展城市的社会承载力时，必然导致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质量的恶化，社区冲突、文化变异等问题发生。

2.参展者对会展城市的影响

参展者来到会展主办城市参加会展活动，就避免不了与会展城市的社会影响发生作用。比如，参展者的衣、食、住、行必须通过会展城市环境系统来维持和保证;参展者在参展之余的娱乐活动也要求会展城市能够以充足的物质实体和精神文化氛围来支撑。

对参展者各种需求的满足，无疑将改变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物态格局。参展者“高势能”物质能量需求的消费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会展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参展者对异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也促使着主办城市有意识地挖掘和开发重整相关的社会文化资源。同时，参展者特定时间和空间场内的行为和需求具有暂时性、随意性和非真实性等特点，它很有可能会蒙蔽和误导会展主办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观念的转变，使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变迁步入非现实的歧途。

(二)会展城市构成要素

作为参展者行为与活动特定地域空间的会展主办城市，其社会文化环境无疑会受到以参展者为核心的外界物能流输入的影响，同时，存在于其中的会展城市政府机构、公益事业单位和居民对会展的不同态度和实际行动也会改变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使其产生分化与变迁。

(三)政府部门

会展业在中国方兴未艾，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部门对发展地区会展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广州市政府为改善广交会展位不足、周边交通拥挤的问题，大手笔兴建了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即为明证。除此之外，政府还在政策上、资金上、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努力。这些努力在客观上必然促进会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和提高。但是，政府更多的是关注会展业的乘数效应，关注会展业在GDP、地方税收中的显著作用。而对会展活动对广州和居民的社会影响关注不足。

尽管政府部门为了会展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必须指出，政府部门未能对会展活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消极社会影响引起重视，更谈不上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四)会展主办城市的居民

毫无疑问，会展业在给地方经济、城市形象等诸多方面带来收益的同时，会展主办城市的居民是其中的受益者;同时，主办城市的居民也毫无选择地承受会展活动带给主办城市的消极作用:交通拥堵、房价上涨、治安恶化等。居民在会展业的发展中，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不能决定哪个会展是否在其居住的城市举办，他们只能尴尬地一边同享会展活动带来的社会收益，一边承担会展带来的社会成本。

(五)会展主办机构

专业的会展主办机构专注于会展活动的技术层面，诸如会展活动的策划、营销、控制、评估等。他们对会展社会影响的关注极为有限。最关键的问题是:衡量会展主办机构是否胜任的指标没有包含社会影响方面的评估。也就是说，居民的社会影响感知如何，基本上不影响对会展主办机构的评判。评判的关键指标可能更重要的是:参展商人数、成交额、采购商入场人数、参展商满意度、采购商满意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