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大寨虎头山上,一片小松林下,灰石块砌成一座长方形的坟墓。两只石雕老虎,守护在墓地的两边。墓碑上刻着五个大字:陈永贵之墓。
最引人注目的,是贴在墓墙上的纸币,虽然都是一分两分的,却似乎也能安慰一下曾让全国农民为之兴奋的“永贵大叔”:大寨精神没有填饱中国农民的肚子,邓小平的一张“桥牌”却使农民富了。
这张惊世“桥牌”便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把田分给农民自己当家做主,这项当代人看来并不复杂的改革,在当时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因为这是对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第一次否定。
历史已经证明,当年农民的选择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设计是正确的。49年的改革风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全面的解放,农业生产得到了惊人的发展。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是461亿元,到1996年达到23429亿元,这还未包括乡镇企业的产值。尽管可比口径不一,但增长之显著却是举世罕有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到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60元,是1978年的16倍多。绝大部分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
农民手里的钱多了,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1957年,每个农业人口的商品购买力只有36.94元,1977年仍只有58.57元,刚够称点盐,打点煤油的水平。而到1996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1582元,比1977年增加了近30倍,比1990年增加998元,并且消费结构明显优化,用于吃穿的费用进一步下降。1990年,农民用于吃的比重占59%,1997年下降到55.1%(据《瞭望》1999年第6期),农民的副食支出首次超过主食支出。过去农民家庭娶媳妇,最大的奢望是单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而现在这已成为农民家庭最基本的日用品了。1996年,全国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9辆,电冰箱7.3台,电视机88台,与1977年自然无需比,与1991年相比也分别增长15%、500%和63%。
中国农民不只是自己富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农产品,让我们的米袋子满了,菜篮子沉了,餐桌上丰富了。1998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9亿吨,比1994年增加4750万吨,国家粮食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棉花产量440万吨,肉类和水产总产量分别为4355万吨和3854万吨。走进我们的菜市场,新鲜的猪羊肉挂满了店铺,水产品林林总总,水果堆积如山。现在我国的物质充实,物价平稳,农民立下了第一功!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农民也值得骄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农业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8%,加拿大是1.9%,美国为0.7%,日本是负增长。在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总产量中,中国占一半左右。近12年里世界粮食每增加50公斤,中国就占24.3公斤;世界棉花总产量每增加50公斤,中国就占34.9公斤。中国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1978年前,中国农产品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仅有烟叶一项,而现在,粮食、棉花、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和油料均跃居世界首位。世界肉类增长的80%、蛋类增长的9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在世界水产品总产量中,有1/4以上是由中国农民生产的!
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农民的勤劳与智慧举手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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