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痘引证说》和《辱委论》

在阅读《申报》时，笔者发现了戈鲲化的两篇佚文，即《牛痘引证说》（上、下）和《辱委论》，这是除戈氏诗作外仅见存的重要佚文，弥足珍贵，现介绍如下，并作一些相应的探析。

（1）在光绪元年正月廿九日、二月初一（1875年3月6日、8日）《申报》上，连载有《牛痘引证说》上、下两篇，署“人寿主人稿”，转录如下：

牛痘引证说上

人寿主人稿

尝读贵报有《论牛痘》暨《书牛痘后》及《牛痘续论》共三篇，言至尽，意至美，蔑以加矣，无非欲人广信牛痘也。所言机器诸事，损益互见，即医道恐亦未能万全。惟牛痘为西洋中之有益无损者，诚哉是言也。夫轮车、火船、气球、电线，皆一机器耳。即使无损，不过省人之力，兼人之功而已。试问未创机器以前，数千年兆民将如何耶？机器未行之处，又将如何耶？无怪汉阴丈人有抱瓮灌园之事。至于医道，必须有病方治，未闻有未病以前，先设一法免其后病也。惟痘则不然，因思人人均得同患之症，固莫如乘其幼稚而预种之。

中国宋时始得神痘之法，相传至今，已称便益，然有顺逆之不同，乃不谓西国竟于数十年前悟得牛痘一诀，实为万无一失，可免若干夭殇之惨容。引一事以先证之。宁波朱云山者，向开云蓝阁裱画店于郡城之鼓楼前有年矣，年逾五旬而始得一子，固不啻掌上之珠。前年欲为种痘，惟传浆与鼻苗二事，左右未决者久之，遂谋之于妇。妇曰：“闻牛痘仍欲复出，不若厚赠谢金，延请名医种神痘之为愈。”云山惑于妇说，乃延本城著名痘科之韩姓种之，未几而夭。去年云山死，继其嗣者侄也。云山听信无知之妇人，致颇噬脐之恸，而妇人者，诚如贵报言，惑于巫医各毒不能尽泄之说也。巫医必欲创此复出一语，易地皆然，无识乡愚，易受其惑。

余家子女均种牛痘，固不待言，且再引一事以证其实。余移砚明州，十载于兹矣。斯地之医士，与余交往者居多，但风俗非若外省之专治一科也，宁郡则大书男妇、方脉、儿科、痘瘄字样。向有痘科马逢春者，甬上固无人不知也，去年已作古人，其徒万政扬，初名景扬，亦无人不知也，并非青出于蓝，乃因其招纸遍贴城厢内外街衢，以此人人得而见之知之也。虽不与诸医并驾齐驱，然在江北岸一隅，可称庸中矫矫者。或问何以知之？曰：上中医士之轿，垂帘蔽面，恐有拦路请诊者；中下医士之轿，卷帘露面，欲使知其有人延请也。政扬系乘卷帘之轿，故知之。且能言博辩，遇病之先轻后重者，豆之先顺后逆者，必多方设词推诿。曰此必冒风矣，此必误食矣，必受寒受热矣，另请高明也。须卸却干系而后罢。余每每劝其不可。政扬住桃花渡地方，离余家仅里许，无事时辄至余家。与余相识有年，然余终未请其诊病，嫌其少年浮滑不任关系故也。一日谓余曰：“牛豆之法，我中国神豆不如也。”余怪其言之有因，答曰：“君素辟牛豆，今何所见而云然？”曰：“此言仍由辟牛豆而来也。木匠张美元有一女，昔年曾种牛豆。去岁甲戌之春，我效仪、秦舌以说之，美元惑，乃请我下鼻苗焉。我选苗之螺纹而浆足者，双倍下之，并令周十二时取出，如法而行，竟不复出。此非牛豆之效验也。”余曰：“虽知牛豆之美矣，其奈下此毒手何？”政扬不解，叩问其故。余曰：“施以双苗，又下十二时之久，万一复出，必非轻症。君则小试其技，而人之性命不管也，且将曰冒风矣，非豆之过也，问心安乎不安？”政扬自悔失言。按张美元开木匠店，亦在江北槐花树下，此人诚实无欺，故受其惑。前日遇于盐仓门渡船中，询之果有其事。现当春令，正医生招种神豆之时，用特赶紧录请登报，俾鄞地诸君见之，可以互相广劝，使凡百婴孩同登寿宇，则固余所愿也。

牛痘引证说下

贵报屡次论及沪上引种之家，往往不肯任人取浆之患，此乃沪地风俗浮华，而局内章程似未尽善所致。宁郡则较为朴实，章程亦胜一筹，容赘述之，庶沪局有所采择。查宁局经费由善举生息项下每年提拨洋钱二百元，延请天台赵君兰亭设局于府署土地祠，于丙寅至今已十载矣。虽不肯任局取浆者亦间有之，而甚愿传浆与他人者实多，可谓取之不竭也。何则？良由章程之美也。凡花童之愿施浆者，如传一人，局中给果金六十文，而一花童有痘□数颗，因可传六七孩、十余孩不等，即可得果金三四百、六七百之多，以是几有争相愿与之象，故赵君反得于广中选其浆足而纯美者取之矣。此宁郡取浆较易情形，与外省各异，所有经费二百元，除各花童果金以及局用盘缠、佣工而外，悉归赵君为修脯，每年约正二月到局，四五月间方去，近来鄞邑已有千数百号之多。至于外省所用之浆，来自外洋，此则又与赵君不同也。赵君起始未尝不购诸外国，今则不然矣。每逢春初至宁时，询花童之父母愿随行者，给此白金，沿途递种。至宁后，先种于育婴堂，嗣于堂中选浆传于局，由局再选浆，始传于延请之家。却非重富轻贫，因其已多给果金、舆金、谢金，并广招徕富室传种之地也。夏季去时，仍雇一花童而去，按方而行，由夏而秋而冬，至春又至宁矣。周而复始，迨无虚日。经此多年，所种多人，恐牛豆之名已失，早经变为华豆，不过易鼻苗为传浆耳。

曩昔赵君兰亭素业医，于道光八年伊子患天花殇，遂弃医习种牛豆，立心寿世济人，行之三十余年，引种何止万人，从无一失。而赵君精益求精，尝以邱浩川先臑曾受西法，每后种两颗或三颗，见人增至五颗，仍豆五颗，有外间发小之，乃思天花之一二颗，有遍体无完肤者，盖由先天伏毒盛衰，故症有轻重，若此简法施之于毒盛之童，未免无济于事。且观西人之畏天花，尤甚于华人，与其泥于西国成法，补种于五七年后，莫若一次多种于今时，以免日久因循之误。故加外关等四穴，计臑六臂四，共二十颗，正与金陵查吉人先生遥相脗合，此不期然而然也。余昔寓海上时，与黄春甫先生颇有交谊，但春甫在局，悉依西法布种，未曾变通耳。倘再酌量加多尤妙。

赵君著有《增补牛痘三要》一书，叙事详明精密。宁绍台道顾子山方伯为之序曰：余之子若孙共二十余人，自幼皆种牛痘，迄今四十余年，从未有重出之患，此尤成效之著于亲历者。然牛痘之法行，而习神痘之医皆无所施其技，于是百端簧鼓，谓种牛痘者后必重出，愚民无知，为其所惑云云。可见胸有成竹者，言行自当高人一筹。赵君今年寿高七十，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去秋八月生一子。余方谓其子前因殇于天花，赵君能刻意讲求，诚心保赤，三十余年如一日，此岂非因种牛痘而得乎？天之报施善人，俾之以寿，使之有嗣，不亦厚乎！较之富与贵，何止霄壤耶？吾愿世之庸于医者，改习牛痘，既能积福，且牛豆一科，其人甚少，并可获利。又愿世之为父母者，广信牛痘，切勿轻听浮言，因循自误，以致后悔，如朱云山也。近因街衢遍贴乘春种痘字条，故不敢以不文而缄默不言，亟引有其地有其人之事而印证之，而爰为是说。

按此处“人寿主人”即戈鲲化。戈字砚畇、研畇、彦员，室名人寿堂，故自称“人寿主人”，并编著有《人寿堂诗钞》、《人寿集》。戈氏《人寿集自序》称，其集编成告竣，名为《人寿集》，“人寿者，余自额其读书之堂也。”^[6]在《华质英文序》中也谈到：“因友人怂恿，遂付剞劂，并字之曰《人寿堂诗钞》。人寿者，自额余家之堂也。”^[7]另，现哈佛档案馆收藏的戈氏两封亲笔书信，信笺上印有粉红色的梅花图案，上录有其所作《题梅花笺》诗，末署“人寿主人并题”^[8]，这两件实物也可证“人寿主人”即是戈鲲化。

戈鲲化撰写此文的缘起，是先前《申报》刊登了《论牛痘》、《书论牛痘后》、《牛痘续论》等文，当时关于种牛痘是采用中法还是西法，不单是医疗手段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戈氏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文分上下两篇，集中讨论了关于西法种牛痘及其方法、措施的问题，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文中指出，《申报》上所言机器诸事，损益互见，即使是西方的医学恐怕也未能万全，然而，“惟牛痘为西洋中之有益无损者，诚哉是言也。”戈氏论述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知种神痘之法，相传至今，已称便益，然而不料“西国竟于数十年前悟得牛痘一诀，实为万无一失，可免若干夭殇之惨容”。文中称道西法种牛痘是“万无一失”之举，并引宁波朱云山因听信妇人之言，延请名医为其子种中国神痘而死，以及戈氏自己子女均种牛痘，宁波医生万政扬种痘等事，以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来说明西医种痘术的先进性与好处，“以证其实”。指出现当春令，正是街道上医生招种神痘之时，故特地撰文登报，以俾宁波地方的诸君见之，“可以互相广劝，使凡百婴孩同登寿宇，则固余所愿也。”

在下篇中，又通过比较上海、宁波两地的差别，指出沪地风俗浮华，章程亦未尽善，而“宁郡则较为朴实，章程亦胜一筹”，并详细记述了宁波聘请赵兰亭设立牛痘局及其具体措施，希望能通过介绍，庶使“沪局有所采择”。文中所说赵兰亭，为浙江天台人，原先一直行医。道光中，因其幼子患天花而死，沉痛之余，遂至武昌牛痘局学习西洋种痘法。学成返杭，开设浙江首家牛痘局。同治五年（1866）又应宁波知府之邀，至甬开设牛痘局，传种牛痘。并著有《增补牛痘三要》一书。戈氏在文中称道此书“叙事详明精密”，并引当时宁绍台道顾子山方伯所作之序，说明“此尤成效之著于亲历者”，而不要为所谓种神痘之医所惑。正如顾序所说：“惟牛痘之法，传自西洋，其用力甚省而奏效甚捷，较之神痘，难易悬殊。”^[9]戈氏谓顾序言之有理，“可见胸有成竹者，言行自当高人一筹”。文中最后从行医和为家庭父母两方面，期盼说：“吾愿世之庸于医者，改习牛痘，既能积福，且牛豆一科，其人甚少，并可获利。又愿世之为父母者，广信牛痘，切勿轻听浮言，因循自误，以致后悔。”表示在这一问题上，自己不能“缄默不言”，故亟引“有其地有其人之事而印证之”，再次加以申说。

就全文来看，戈氏撰写此文的宗旨，在于宣传倡导西法种牛痘之术。一方面以切身的事例，说明西法预种牛痘的好处，以使人“广信”牛痘之法；另一方面批评中国庸医误人，希望人们不要因循守旧，轻信浮言，以致贻误招悔。上述论述，清楚地表明了作为当时比较先进的口岸知识分子，戈鲲化对西法种牛痘乃至西学的鲜明立场，显示了其对西医、西学持欢迎、开放的态度，并力行倡导。透过这篇佚文，真实地反映出了其思想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

当然，同时也应指出，其对机器的态度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某种复杂性的一面。如文中说到《申报》“所言机器诸事，损益互见”云云，在他看来，《申报》上所说有关西方的火车、轮船、气球、电线等，那些机器诸事都是“损益互见”，有其矛盾的两重性，并反问道，“试问未创机器以前，数千年兆民将如何耶？机器未行之处，又将如何耶？”联系两年之后他写的《偶乘火轮车放歌》，他认为飞车曾是中国祖先的发明，“轩辕皇帝善物物，偶见飞蓬制为车”。此后周公、诸葛亮又改进为指南车与木牛流马。但后来它在中国失传，而为西洋人所发展，“中国失传泰西出，曰英圭黎尤杰殊”。虽说火车机关精妙，巧夺造化，坐在车上犹如风驰电掣。但其结论却是：“然而百利一大害，覆辙每遭肝脑涂。所以圣人摈不用”。一方面认识到西方物质、机器的先进性，同时又受当时“西学中源”的影响，认为这些不过是西方的奇技淫巧，故而中国的圣人摈弃不用。最后感叹说：“何必奇巧师贾胡！吁嗟，何必奇巧师贾胡！”^[10]就可更清楚地看到他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与局限性的一面。事实上，当时一些文章也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状况。如戈氏提到《申报》上刊登的《书论牛痘后》文中，同样谈到：“轮船、火车以及各机器并其他诸事，必损益互见，并所费亦较大”云云。^[11]可见这也是在当时洋务运动初期流行的一种较普遍的认识，故也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此文还透露并提供了有关戈鲲化在宁波新的资料和情况，与前此所知可相互佐证。如文中谈到：“余移砚明州，十载于兹矣，斯地之医士，与余交往者居多。”按戈鲲化《人寿堂诗钞》自序云：“岁乙丑，移砚甬上。”陈劢《人寿堂诗钞序》也称：“砚畇游幕江浙间，以能诗名。同治乙丑间，始来吾郡。”^[12]乙丑即同治四年（1865），可知戈鲲化于1865年至宁波。自此至戈氏写作此文，正好十年。同年戈氏在《四十生日自述》中也说到：“十年橐笔甬江滨，磨墨磨人老此身。”^[13]

文中又讲到宁波著名的牛痘科医师马逢春，“其徒万政扬，初名景扬，亦无人不知也”，在甬江北岸一带行医，“可称庸中矫矫者”。其人与戈氏相熟悉，文中谓：“政扬住桃花渡地方，离余家仅数里，无事时辄至余家，与余相识有年”云云。由此并可知其在宁波的寓所靠近甬江北岸的桃花渡地方。关于万旌扬，戈编《人寿集》中有鄞县王世濬和诗云：“插架牙签蓄异书，拟将同访子云居。一江间隔人非远，践约何时愿不虚。”小注中说：“屡约君门下万旌扬同访未果。”^[14]可知万政扬是其门下之士。此文中讲到万氏“与余相识有年”，无事时辄至戈家，正说明两人经常走动。证以《人寿集》中廖祖香和诗小注说：“华居近桃花渡。”陈达焕和诗注谓“君与徐君松坪同寓江北”；卢葆宸和诗称“家近桃花古渡滨”；方云和诗云：“侨寓桃花古渡滨，年年幕府且安身。”^[15]均说明戈鲲化居住在宁波甬江北岸的桃花渡一带。

按桃花渡在宁波东门外甬江北岸三江口处。宁波自1844年“五口通商”开埠之后，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此后，那些外国领事、商人、教士和外侨侨眷等大多居住在江北岸槐花树下至桃花渡法国天主堂沿江一带。英国驻宁领事馆、税务司浙海关（俗称“洋关”）及各洋行均在此处。戈鲲化当时在驻宁波英国领事馆工作，因此也住在这一带附近。《人寿堂诗钞》有《久寓甬上，见闻所及，有足喜者，各纪以诗，得绝句八首》，第三首诗下小注说：“东门外有桃花渡，新江桥未建前，以渡船达江北岸。”^[16]戈氏的另一诗作《三续甬上竹枝词》，其中一首云：“琛赆招来海国商，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画，楼阁参差映夕阳。”^[17]描写的正是这一区域繁华洋气的景象。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说到：“余昔寓海上时，与黄春甫先生颇有交谊。但春甫在局，悉依西法布种，未曾变通耳。倘再酌量加多尤妙。”这里说到他在上海时与黄春甫“颇有交谊”，并谈到西医种牛痘法的问题，对我们研究戈氏在上海时期的活动及其与西学的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按黄春甫即黄，字春甫，原籍江西，幼长上海松江，是当时上海仁济医馆的一位西医。仁济医馆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设立的一家西医医院（即今仁济医院前身），又称为施医院，其创办人是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west）牧师与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医生，与教会及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与其兄黄吉甫均是在沪伦敦布道会在开埠初期发展的基督教徒，后都在医馆工作。据潘恂如《传道教友黄吉甫逝世传》，黄吉甫于咸丰五年（1855）从西国返沪，次年即受洗入教，“学道津津不倦，稍习讲书之职。嗣后偕艾牧师至松江等处传道。越数年，派定在上海北门外仁济医馆，每日宣讲圣道，给赴诊人等听闻，而受洗者不少。”^[18]并做过艾约瑟夫人的中文教师。黄春甫也曾出洋研习西医，后长期受聘该医馆，并对在上海推广西法种牛痘起了重要作用。如《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第182期《上海仁济医馆近事》报道说：“上海仁济医馆之设，于今二十五年矣。……此馆济众之功……而种牛痘者亦复不少。近来中国官员颇信牛痘之大有益也，于城内邑庙后之豫园中设立一局施种，系华医黄君春甫独肩其任。”^[19]《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初七（1877年3月21日）《同仁医院兼种牛痘》称：“牛痘之加惠婴孩，本报屡经述及。上海向惟邑庙园中由应敏斋观察设立牛痘局，延黄君春甫施种，计此数年来，保全幼孩当不可以数计。观察固好善，黄君能不遗余力，是亦与有功焉。”^[20]均可见其在这方面的成绩与作用。

作为当时上海最早的西医及基督教徒，黄春甫是当时上海比较西化的人物。他结婚时，便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西俗婚礼。如《王韬日记》所载，婚礼那天，王韬前往美租界裨治文室，“往观其合卺。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并记载了“行夷礼”的具体仪式，“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辑。礼成即退，殊为简略。”^[21]从而成为近代上海社会最早采用西方婚俗的典范之一。除行医之外，黄春甫与当时上海的不少传教士、外籍人士、地方官员和文人学士都有密切的交往。在王韬、张文虎、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日记中，均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22]有意思的是，《王韬日记》还记载了他与黄氏的一段对话：

薄暮，春甫来闲话。言：“今年西国所寄来之牛痘浆种，人多不出，想系经日已久，其真已失，故不堪用也。”予问云：“近西人至中国，多有染时痘毒气而复出者，则牛痘之法，固不足信欤？”春甫谓：“以人痘浆种者后必再出，用牛痘浆者必无此害。近年中国渐行此法，虽祁寒盛暑多可种，但浆不可过十日，过十日则力薄不效。”^[23]

谈论的正是有关西法种牛痘的问题。王韬在另一首诗中还称道：“泰西医术能者谁？黄君所造当今稀。”赞誉他“三十年来活人众，其学愈工心弥慈”。^[24]此外，他还曾任格致书院董事，襄理红十字会，在捐助灾赈、施济贫困等方面甚为出力。

从上述戈鲲化称自己与黄春甫“颇有交谊”的话来看，他不仅与黄氏熟稔相知，很有交情，而且对西学包括西医在内也有相当的认识。他在文中称“余家子女均种牛痘”，即应与他对西医知识的了解及与黄的交往有关。他一方面盛赞西医种痘方法，同时又说，黄氏“悉依西法布种，未曾变通耳。倘再酌量加多尤妙”。说明他既对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抱着开放欢迎的态度，同时又主张不能一成不变，应予以某种变通，以取得更好的疗效。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近代西医所抱的基本态度，即在开放运用的基础上，又应结合具体实践而有所发展。虽说由于史料的缺乏，现尚不清楚戈、黄两人具体的交往情况，但通过探讨他与黄春甫的人际脉络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戈鲲化的思想认识，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2）在光绪二年六月初四日（1876年7月24日）《申报》上，刊有戈撰《辱委论》一篇，内容主要涉及当时宁波官员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殴打事件，其文如下：

辱委论

凡事之不得其平者，即在局外亦为一鸣不平焉。查委员系奉宁绍台道宪委解满得利船凶犯至沪，并非无故也。余局外人，第就《申报》所见，鄞地所闻，已略知委员受伤甚重，万一因伤身死，岂非又一马加利之案乎？案情虽异，而官则一也。马加利之被戕，出于不知王法之土匪，尚疑千数百里外之滇抚主使；宁委员之被殴，出于知法犯法之法捕，其法领事公馆与捕房同一租界，岂真毫无闻见？即谓非其主使，倘援英国之请，须将法领事出为审问，似亦未尝不可。要知外国巡捕者，即中国捕快之役也。中国捕役诬良为贱，殴辱官长，罪有攸归。如遇误拿之事，一经其人说出，断不敢稍事稽留。非若法捕之，闻说委员，格外痛打。此谓明知故犯而玩法者也。

查法国条约第一款，内载两国商民毋论何地方，彼此侨居，皆获保护身家等语，此次委员正在侨居客寓，既不保护，反伤其身，此其违约者一。第八款，内载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等语，今已殴伤虐待矣，此其违约者二。第三十二款，内载倘有中国人役负罪逃入法国寓所或商船隐匿，地方官照会领事官查明罪由，即设法拘送中国官，彼此均不得庇匿等语。可知隐匿者尚须设法拘送，而华捕既犯殴辱官长之罪，闻至今仍未交出，此其违约者三。第三十五款，内载法国人有怀怨挟嫌中国人者，应先呈名领事官等语，是法捕不先呈明，擅自私打，此其有违条约者四。第三十八款，内载凡有法国人与中国人争斗殴伤致毙者，系法国人由领事拘拿，迅速讯明，照法国例治罪等语，现在虽未致毙，确有重伤，尚未由领事讯拿，法捕讯明治罪，此其违约者五。又遗补第一二款，内载西林县知县将传教神父杀死，将知县革职，永不莅任，并将事由备载《京报》各等语，此知县杀教士尚须革职，而巡捕殴委员，系下人犯上，罪当加等，虽不能载《京报》，亦宜大张晓谕也。今法人事事违情悖理，既不将法捕治罪，反将华捕庇匿，视条约几如废纸，不妨将此案细情详明总理衙门存案，日后遇有法国官员被中国贱役殴辱垂毙者，即照此次办理，是或一道也。惟华捕身犯重罪，居然逍遥事外，而堂堂道宪，竟无法以处之。

或曰：言不可若是其易也。君僻处甬东，民皆乐利，鼠雀无争，中外相安，早已贯通融会，岂可与上海同年而语。且英国尚能顾全大局，而君以法国为何如人耶？余曰：是何言欤？闻之圣人云：“拂人之性者，灾必逮之。”总之，办理此事，视冯观察之力与不力，法领事之公与不公耳。余草茅下士，无能为力，且又不在局中，不过作井底之蛙，仰天一鸣而已，即以余之鸣为蛙鸣也可。

此文末署“人寿主人稿”。之下另附录有《申报》馆的一段《本馆附识》：

此案前据报称节经登述，至于孰是孰非，自有中西会议，本馆不敢妄赞一词。顾揆情度理，皆不能无过也。夫委员职官也，巡捕巡役也，委员之不衣冠，巡捕之无号衣，彼此皆莫可辨认也。惟因一二文之小事，屈委员之体统，与车夫负气争闹，殊多不值也。虽然洋捕可诿为不知，华捕固不能诿为不知也。以中国之人凭借洋势，以辱中国之官，更不可不究也。执情理以争，使纪纲不废，是观察沪上者之责也。谬赘数语，质之阅者以为何如？本馆附识

关于戈鲲化撰写此文，起因于当时宁波派遣委员来沪，后在法租界被巡捕殴打事件。此事的具体经过情况，据《申报》闰五月十九日（7月10日）《委员被殴》记载：“前日宁绍台道派委四员押盗犯五名来申，委员寓于法界源发栈内。礼拜五晚十一点钟时，内有一委员在东棋盘街雇东洋车一辆回寓，因争车价二文，致与委员之跟役陈福相殴。车夫高叫救命，适有华捕经过，上前询问，岂陈福等反将华捕肆打。在后又来一外国巡捕，便将委员主仆一并扭至捕房。外国捕头因言语不通，遂将委员拳足交加，以致身受重伤。礼拜六解送公堂讯究，华捕、外国捕、车夫供词如前，惟委员则席坐于地，言身上俱有擦伤。陶公商于阿翻译曰：‘既系宁郡派来之员，自应送道办理。’翻译不准，故即一并释去。闻委员欲具辞禀道，而阿翻译亦欲将此事原委照会道宪云。”^[25]虽说因付车费小事而起争端，然由于法租界的外国捕头拳足交加，殴打宁波委员，致其身受重伤，从而引起了中外纠纷。

两天后，闰五月二十一日又刊出《辱委撤委》的报道，称：“前报列《委员被殴》一则，经阿翻译释放后，委员即至道署声冤请验，陶大令亦随至道宪，具陈始末”云云。当时上海道台冯焌光命陶大令偕委员赴县验伤，照例查究，并谓陶氏办理不善，次日下令撤差，由他人代理。《申报》对此处理显然不满，报道中质疑说：“查法租界华捕往往在外行凶，私行殴打，今辱及搢绅，倘竟失手致命，岂非酿成大事。官且撤委，捕不重办，何以肃功令而儆凶顽？”^[26]而陶大令因此被撤职，也未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后闰五月二十三日，《申报》还刊出《论巡捕》的社说，指出：“洋场为西人租地，故经理一切，均用西法”，即如募用巡捕一事，而巡捕究系贱役，“至华捕尤多无赖，往往狐假虎威”，“故领事、翻译诸官，与巡捕诸人几有分庭抗礼之势”。至于中国方面的会审委员，也不能自立，“甚至有时巡捕所定是非，会审官明知冤枉，常曲从巡捕之言”。社说指出：“此其积习实非一日矣”，“日前本报所列《委员被殴》及《辱委撤委》二则，是其明证矣”。因此要求处理好这一纠纷，并称：“委员可撤而巡捕不可得而治也，于此又可觇冯观察办理洋务之本领矣。”同时论说道：“第洋场屡屡如此，将使各处华人闻之，皆畏洋场威势，裹足而不肯来”，“故以此事而论，法领事亦须稍为体恤人情，将华捕送出，小加儆戒，方可免不讲情理之讥也”。同日还刊载了《法公堂停讯》的报道。^[27]

戈鲲化此文正是在此情况下写出的。戈文一开头便指出：“凡事之不得其平者，即在局外亦为一鸣不平焉。”称自己虽然是“局外人”，然而“就《申报》所见，鄞地所闻，已略知委员受伤甚重，万一因伤身死，岂非又一马加利之案乎？”当时中英之间发生了云南马嘉理案，又称“滇案”，由此造成外交纠纷。戈鲲化认为，现在宁波委员在法租界被巡捕殴打致伤，两者“案情虽异，而官则一也”。文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宁委员之被殴，出于知法犯法之法捕，其法领事公馆与捕房同一租界，岂真毫无闻见？即谓非其主使，倘援英国之请，须将法领事出为审问，似亦未尝不可。”指出外国巡捕，担任的实即中国捕快之役，现在法国巡捕闻说是宁波派遣的委员，还格外痛打，“此谓明知故犯而玩法者也”。对法租界巡捕殴打宁波委员之事，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严正态度。

随之，文中列引《中法条约》第一、八、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八等各条款的相关内容，说明此次宁波委员正在法租界侨居客寓，既不保护，反而遭到殴伤虐待；而华捕既犯殴辱官长之罪，却至今仍未交出；法国巡捕擅自私打委员，虽未致毙，但确负重伤，而尚未由法国领事讯拿，将其讯明治罪。以此一一说明“此其违约者一”，“此其违约者二”，“此其违约者三”，“此其有违条约者四”，“此其违约者五”。又据条约《补遗》第一二款，指出巡捕殴打委员，“系下人犯上，罪当加等，虽不能载《京报》，亦宜大张晓谕也。”由此可以看出，戈鲲化利用他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熟悉中外条约与情况的优势，以《中法条约》的具体条款为依据，论证法方行事违反理应共同遵守的条约。文中条分缕析，可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而显得说理明晰，理直而气壮。

在戈鲲化看来，今法人事事“违情悖理，既不将法捕治罪，反将华捕庇匿”，视条约几如废纸，因此不妨将此案细情交总理衙门存案，如果日后遇有法国官员被中国贱役殴辱垂毙者，即照此办理，也不失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种方法。然而，现在华捕身犯重罪，居然逍遥事外，而堂堂的中国道宪竟无法处置。因此，他不禁为之感到愤懑而不平。中国古人有“不平则鸣”之语，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8]谓遇到不平之事，就要有所抒发或表示，发出自己不满和正义的呼声。戈文最后指出：“总之，办理此事，视冯观察之力与不力，法领事之公与不公耳。余草茅下士，无能为力，且又不在局中，不过作井底之蛙，仰天一鸣而已，即以余之鸣为蛙鸣也可。”尽管自己“僻处甬东”，只是民间的一介“草茅下士”，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立场、尊严与感情，戈鲲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讲话，即便只是井底之蛙，也要“仰天一鸣”，发出自己正义的呼声，表达自己愤激的情绪，为追求正义、公道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由《申报》刊登戈氏此文来看，《申报》显然是支持、赞同戈文的立场与主张的，也表达了报馆作为民间舆论的力量与作用。从文后《本馆附识》来看，其中虽称此事孰是孰非，“本馆不敢妄赞一词”，说得比较委婉。但又指出：“顾揆情度理，皆不能无过也。”既指出作为中国官员的宁波委员未穿官服，而租界的巡捕也未穿制服，从而导致“彼此皆莫可辨认”；又称宁波委员与车夫为一二文钱的小事而争闹，“屈委员之体统”，殊多不值。然后着重指出：“虽然洋捕可诿为不知，华捕固不能诿为不知也。以中国之人凭借洋势，以辱中国之官，更不可不究也。执情理以争，使纪纲不废，是观察沪上者之责也。”末称：“谬赘数语，质之阅者以为何如？”显然也是要读者引起进一步的思考，从而显示了报馆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不可忽视的舆论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戈鲲化《辱委论》发出的呼声，正是社会民间对当时租界治外法权不满，及追求中外关系公正、平等的一种舆论表达。结合黄树棠、夏献钰和诗小注曾说：“公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力持大局，时论韪之。”又称：“君于某案，守正不阿，中外悦服，口碑载道。”^[29]虽不清楚说的是否就是此事，但此事也应是其中之一，当无疑问。

以上揭出的戈氏两文，一论述有关西法种牛痘的问题，一牵涉上海法租界中外纠纷事端问题，均鲜明地表达出戈鲲化在这方面的立场与态度，无疑是两篇十分重要的佚文。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至今所见仅有他的诗作，而未见其文，那么，这两篇新发现的佚文不仅填补了其文的空缺，而且反映出戈氏对西医西学和中外纠纷事件的实际态度，凸显出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介入，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他在未赴美国之前的思想状况与作为，因此，显然是十分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