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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时间:2022-03-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地制宜地解决好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是破解甘肃农村发展难题,促进甘肃转型跨越的关键之举,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之所在。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实践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粮食安全依然没有解除危机,甚至某些指标还在恶化。但与此同时,饥饿人口有增无减。
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演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生产脆弱性问题逐渐凸显,个别地区曾经出现了土地撂荒、粮食减产现象。因此,如何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大部分地区靠天吃饭,粮食生产只能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不足。2010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的《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甘肃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建成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省级示范区,增强甘肃可持续发展能力带来了政策机遇。目前甘肃省围绕跨越式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努力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农村发展、农民进步、农业提升等问题被提上了发展的重要议程。如何抓住“转移农业剩余生产力,减少农民但不减少农业生产效率”这一主线,通过“要素替代”和“要素对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协同是甘肃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政策的演变过程紧密联系。就甘肃来说,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全面落实跨越式发展战略;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因地制宜地解决好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是破解甘肃农村发展难题,促进甘肃转型跨越的关键之举,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之所在。

(二)文献回顾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安全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措施,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许多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

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从经典理论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为研究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通过合理流动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农村粮食生产效率奠定了分析框架(刘易斯,1965;托达罗,1970)。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农业产出的增加和农业劳动力投入有着促进或相互替代的作用,从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Baumol创造性地把经济部门分为发展停止部门和可持续发展部门,认为发展停滞部门主要的投入是劳动力,而可持续发展部门主要的投入是资本和技术。随着要素流动,停滞部门的产品生产的比较收益必然下降,从而只能依靠更多的劳动投入来维系存在,这一状况被称之为“鲍莫尔病”(Baumol,2006)。Bose考虑了耕地效率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并认为耕地效率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会“传导”到理性的农民,从而对农民向非农产业部门和高效率生产地域和产业的转移产生深刻影响(Bose,1996)。Ngai等从结构分析入手,研究了劳动力配置机制,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劳动力在各个社会生产部门的配置比例。因此,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劳动力产业间转移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Ngai,2004)。

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实践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FAO认为,目前全球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全球粮食储备在2008年只有4.05亿吨,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够全球人食用8~12周。粮食安全依然没有解除危机,甚至某些指标还在恶化。2009年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认为,2009年世界谷物产量可达到22.16亿吨,而在需求量可能达到21.76亿吨的情况下,供大于需只有4 000万吨。然而,全球粮食价格滞留于高位。据OECD和FAO联合发布的《2009—2018年农业展望报告》分析,粮价总体水平目前远高于10年平均水平,一些粮食的价格比1998—2008年的水平高出了1倍。但与此同时,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全球每天忍受饥饿的人数将达到10.2亿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FAO,2010)。

2.国内研究综述

就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扩大化问题,蔡昉(2005)通过研究认为,迁移或劳动力流动并不必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可能扩大这种差距(蔡昉,2009)。林毅夫等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是一种减少收入差距的机制,但他们也注意到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的过快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林毅夫等,2009)。牛若峰、曾广奎等学者认为,就农业层面来看,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生产制度变迁以及技术进步“挤走了劳动力”,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牛若峰,1995;曾广奎,2005)。对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问题,辜胜祖、简新华(1994)围绕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对于耕地保护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问题,李实、刘继兵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使得土地资源搭配更加合理、更有效率,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有限(李实,1997;刘继兵,2005)。但李俊峰、宁光杰等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土地荒芜,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李俊峰、王代敬,2005;宁光杰,1995)。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发展问题,程名望、阮青松等人认为,在选择发展路径时,要考虑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考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仅仅追求经济总量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程名望、阮青松,2010)。对于粮食安全问题,马心宇(2011)则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粮食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地位。罗光强(2012)分析了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战略的实现行为及相互关系,认为应当协调社会行为、政府行为、市场行为与农户行为,才能有效实施积极的粮食安全责任战略。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定量分析及实证分析较少,绝大部分著述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缺乏实证分析。二是缺少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的系统综合研究,缺乏基于计量分析的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水平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甘肃省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注重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SPSS软件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和相关分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粮食安全以及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设定模型进行验证,以研究变量之间的密切程度和相关性。

本课题采用“问题—原因—数据分析—策略”的研究线路,首先,通过梳理总结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并定位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其次,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甘肃年鉴数据就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做相关性分析,并对设定模型进行验证;再次,对甘肃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就业结构与粮食安全进行了测度与分析;最后,从政策制定和技术操作层面分析了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的具体策略,并对全文做了总结,同时也对后续研究做了研究展望。

二、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粮食生产:现状与问题

(一)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所有国家在转型期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甘肃省常住人口有25575254人,其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12%,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88%。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甘肃地区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关系到甘肃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甘肃作为一个农业大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以下特点和趋势:

1.从转移地域看,由“就地就近”转移转向“省外各地”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内陆,以前由于受交通、信息条件的制约,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就地就近”的省地县级城市及新疆、陕西、内蒙古等。近年来,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便利和人们择业观念的逐年变化,农村劳动力更多的转向经济快速发展的东南沿海,有条件的还走到了国外。由图1可看出,甘肃近10年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主要“西部区内交流”为主转向了“东西部联动交流”的形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转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图1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地区构成(2003—2010)

2.从转移方式看,由自谋式转移向有组织转移发展

从“投石问路”到“借船出海”,从单枪匹马闯天下到携亲带友谋发展。近年来,甘肃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突破了靠“三缘”(即血缘、人缘、地缘)输出为主的传统模式,正朝着以有意向、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为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甘肃各市县区都特别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主动联系有关用人单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拓展了就业空间和联系渠道。

3.从转移时间看,由随机性、季节性转移趋向于稳定性、长期性转移

前些年,甘肃农民都喜欢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打工只是家庭的辅助性收入。近几年,随着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许多农民家庭或者留少数劳动力在家经营农副业,或者干脆将家里的农田转包、转让、租赁给其他农户,自家人一心一意在外打工挣钱。同时,应用人单位也希望雇用人员相对稳定的要求,农民还与用人单位签订了3至5年的长期用工合同,这样就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了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

4.从转移行业看,由近农行业向二、三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甘肃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上。这些和农业邻近的行业,易于农民工从业。上世纪末以来,甘肃农村劳动力已逐渐向农、工、商、建、运、服等多种产业领域发展(图2)。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放宽,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拓展开来。

图2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行业分布情况(2000—2010)

5.从转移素质看,有从简单体力劳动型转向复杂技能劳动型的趋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是以装卸、搬运、挖土、筑路等体力型简单劳动,适合于在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工作。目前,体力型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中还是大多数。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的升级换代,用人单位对知识型、技能性劳动力需求量逐步增大,相应的对劳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甘肃农业生产与粮食自给现状

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提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一观点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粮食安全是保证每个居民摄取足够营养的饭食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与实力。从现代生活的要求来看,粮食安全应该满足数量充足、质量可靠的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总人口已突破13亿。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若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粮食问题直接影响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并困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我国的粮食总产应达到6.4亿吨。

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始终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但是,又长期受粮食短缺的困扰。甘肃粮食生产自新中国成立后,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是缓慢增长时期。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甘肃粮食生产量突破300万吨,到70年代末期达到400万吨。②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末,总体呈快速增长。早在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甘肃省粮食生产一度发展较快。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农业由农产品结构单一、品种科技含量低和农产品加工水平不高等因素所导致的粮食生产效益低的问题就开始困扰全省的农业发展。80年代末期,全国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浪潮开始波及我省。在1994年国内粮食出现短缺后,为扭转粮食生产颓势,中央采取了连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有力措施,约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从而促进了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间,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全省粮食总产连续出现了6个增长100万吨的台阶,到1998年达到870万吨,人均占有量达345公斤,粮食储备达500万吨,基本实现了省内粮食供求平衡,解决了甘肃农产品短缺和农民温饱问题。③从2000年至今,甘肃粮食总产量出现滑坡和波动,到目前基本稳定在800万吨。

图3 甘肃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变化情况(2000—2010)

从甘肃粮食生产发展进程来看,甘肃粮食在总量呈明显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下降和浮动。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证粮食生产特别是要保证粮食的播种面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粮食生产效益低的问题,国家又重新提倡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日益增大,农民更倾向于“压粮扩经”,这必然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大大压缩,从而危及到粮食安全。目前,甘肃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粮食单产水平不高,人均占有量低;(2)粮食生产不平衡,区域内差别大;(3)受制于干旱,粮食产量不稳定;(4)农村劳动力的不离土转移限制了耕地的规模化经营;(5)提高粮食产出能力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矛盾。

当前,我省粮食虽已实现了自给,但是随着甘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带来的工业粮食需求量的大幅增加,我省的粮食生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我省农业发展速度、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改善生态环境,就必须在国家重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既要确保粮食安全,又要积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确保我省农业健康发展。

(三)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关系与比较优势的发挥

甘肃省农业资源条件较差、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生产投入相对不足,粮食常年结构性不足。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粮食生产低效现状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劳务输出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使得粮食生产能力下降,这对该区域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利作用。2010年甘肃省提出“十二五”将新增粮食25亿公斤,这对甘肃省未来5年的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必须首先对甘肃地区农村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现状及其生产潜力进行分析,认识粮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措施并进行调控,才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当农民外出打工所得的收入远远大于种粮的收入时,比较利益得失,他们肯定会选择外出务工。而且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相比,种粮的效益还是太低。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导致许多农民弃农外出打工,出现撂荒。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造成粮食需求的增加,但许多城市工业是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粮食消耗,这样粮食生产没有明显增加甚至减少,而粮食需求却大幅增加了,对粮食安全形成了挑战(表1)。

表1 2005—2010 年甘肃省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粮食生产具有土地密集型的特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国内粮食供给并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保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在保证国内粮食供给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手段中,发挥粮食生产的地区比较优势,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将符合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尽管中国土地资源匮乏,使得粮食生产在整体上缺乏优势,但是区域间比较优势差异明显,因而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区域内各个县、镇的比较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比如,甘肃地区在小麦生产上具有明显优势,因而应注意改善生产条件,以维持和提高粮食生产的优势水平(于爱芝等,2010),以确保粮食安全。

三、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生产关系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与分析

根据经济学原理,决定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或某一行业产出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如2所示,由于甘肃省2000—2010年间耕地面积变化很小,因此,决定甘肃省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

Yt=A t Kβt Ltαeμ (1)

式中,Y为甘肃省粮食总产量;A为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由于政府统计部门尚无农业资本存量统计数据,这里用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万千瓦)代替;L为劳动,等于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当年转移劳动力之差。

对式(1)两边取对数得:

1n Y t=1n A t+β1nK t+α1n Lt+μ  (2)

表2 甘肃省农业主要指标统计表

数据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甘肃省统计局公布的2000—2010年的数据(表2),建立和求解上述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学(符号检验)、统计学检验(t检验和F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性检验)均可以通过,拟合优度达到0.84,说明资本存量(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和农业劳动力农业粮食产量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表3 甘肃省粮食总产量模型参数表

(二)主要结论

从回归方程可知,第一,农业劳动力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将增加7.63%,或者说农业劳动力每减少1%,粮食总产量将减少7.63%;第二,资本存量(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将增加18.61%。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每增长1%,为抵消由于劳动力转移增加而对粮食总产量的减少作用,农业资本投入就需要额外增加0.41%。这说明在甘肃省粮食生产中,资本对劳动具有强替代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却稳步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农业资本存量(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由2000年的42.9万千瓦增加到2010年的180.93万千瓦,年均增长速度为15.48%,大大抵消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四、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实现的策略

(一)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生产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甘肃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关系着甘肃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在我国处于由以农业经济为主向以工业经济为主过渡的转型时期,对于甘肃这样一个落后农业地区而言,工业化过程就是产业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互促进、有机结合的过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彻底、永久的转移是甘肃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目前,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严重不足,这必将制约该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

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昂成本限制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生的迁移成本和社会附加成本使其背上沉重的包袱。迁移成本就是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劳力迁移费、劳动力培训费等。一方面由于农民外出务工具有季节性和空间性,从而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中,使农民工不得不因此而承受沉重的交通费。另一方面,为了参与竞争,找到合适的工作,转移出来的农民不得不在教育和各种再配置上投入额外的费用。社会附加成本就是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住房、工作、情感等方面的成本。通常情况下,农民在农村有自己的房屋,进城后必须从市场购买或租房子。这样农民若进城,就要付出购买房子或租房子的实际支出成本和放弃原有住房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民多选择“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方式。实践表明,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难度远大于城镇居民,所从事的工作普遍劳动强度较大,工资待遇较低。同时,我国劳动合同、保险制度不健全以及一些私营企业的风险道德问题,使得工资兑现、因工致伤的医疗及保障方面存在较大风险,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增加了风险成本。同时,农村劳动力因远离故乡和亲人到他乡工作而造成的情感方面的成本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另外,我国农村务工人员,长期以“农民工”的身份进程务工,没有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所有这些费用对于农民而言都是较高的成本。

2.区域小城镇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功能较弱

城镇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小城镇在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和其他省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甘肃大中城市规模不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弱、辐射效果差。有关资料显示:小城镇镇区人口达到3万人以上,才能正常发挥集聚功能,获得较为理想的社会经济效益。由于镇区人口达不到经济活动要求的“门槛人口”,二、三产业难以发展,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小城镇投融资体制不健全,建设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乡镇企业集中度低,地方工业总规模偏小,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人口与经济的吸引力不够强。三是低地价、高房租,导致进镇“门槛”高,进城务工农民大多采取城乡两栖的非永久性迁移形式,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甘肃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整体落后,基础条件薄弱,农业投入少,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支持等配套措施上都远远跟不上需要,城镇化推进速度慢,将导致不能按照“就近”原则达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不能充分发挥城镇化内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势,致使大量有条件的劳动力都转向工资水平高、生活环境舒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使本区域的发展面临着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3.小农意识,阻碍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生产,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图4 甘肃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状况(2000—2010)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能密集型的转变对劳动者文化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文化素质低,缺乏能够依靠的技术和知识,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导致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图4)。同时,很多农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缺乏艰苦创业的精神和抢抓机遇的决心,小富即安,怕冒风险,不愿意放弃耕地,不愿放弃传统的生产模式。他们认为“外面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存在“恋土情结”心理和“顺其自然”的心态,不想转,不愿转,不敢转。这样农业生产方式很难彻底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从而牵制了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的转移。

(二)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安全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主要策略

传统上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富余劳动力转移不会对粮食生产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关于劳动力转移与粮食产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中就可以证实。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导致农村人才流失和土地荒芜,这既不利于粮食稳定高产,又无法采取规模经营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基于以上分析结论,为加快甘肃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生产的协同,实现甘肃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途径和策略:

1.基于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

甘肃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省,其工业化过程就是产业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互促进、有机结合的过程。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彻底、永久的转移是甘肃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要求把原来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转变为具有一定知识、掌握一定技能和具有市场意识的人力资本,改变往日农村劳动力只局限于从事苦力的部门和就业岗位,这就需要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加快甘肃城镇化、工业化的实现步伐。

在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经过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将农村劳动力吸引出来并引致其进行具有地域集聚性和产业指向性的转移;其次是对区域内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使其由原来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转变为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第三是这些转变后的人力资本进入企业管理层成为管理人员或成长为创业企业家,从而实现永久性的转移。可见,基于产业集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劳动者素质提升相伴随的,这一过程不但具有稳定性,同时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当产业集聚使得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处于核心区域的产业会向外围扩散,带动外围区域的发展。当产业集聚的区域表现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相结合时,就形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即产业集聚教育培训机制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聚—提升—转移”和农村劳动力跨区转移形成“流出—回流—就地转移”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机结合。可见,基于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不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升,而且在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提供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进入城市务工,农村老人留守农村种粮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并有形成一种常态的趋势。老弱化并且沿袭传统的小农作业方式,影响着农业先进技术应用等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自我发展。一方面,留守在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等的劳动力没有创业意识,他们留守在农村属于无奈的选择,不会像种粮大户一样靠科学种植、效率种植等增收。另一方面,农户兼业的规模及深度日益加强。我国农户总兼业率已经相当高,超过70%。非农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逐步降低对粮食生产等农业收入的依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种粮等农业生产已经被农户边缘化和副业化,直接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国家粮食安全。

无论是确保粮食安全,还是促进劳动力转移及实现甘肃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人才。农业人才是粮食生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助推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还没有掌握现代生产技术”(中国劳动保障报,2010,7,28)。全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80%,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通过基于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具有以下优势:(1)教育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效地实现了培训与就业的有机连接。(2)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转移,也利于区域间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提供了企业家生成的重要机制。因而,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聚功能与教育培训功能,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积累必需的人力资本,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实现“要素替代”与“要素对流”相协调的劳动力转移机制,确保粮食安全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农村务工人员就业的快速增长,但要素市场尚不发达。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粮食生产等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此时,农村劳动力外流,一直到劳动的边际产出由小于零到了等于零(刘易斯转折点),此阶段粮食生产会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粮食生产产出率,其影响是正向的。当经济发展到“商业化点”(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边际产量大于零,这时劳动力要继续转移,出现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影响农业粮食生产。拉费认为解决这个阶段的农业问题的出路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需要有新的要素流入,如新的农业技术、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具有更高投入水平和规模经营的管理等新要素替代农村劳动力外流因素带来的影响。农民也会在相对比较收益中理性选择是否要进行相关投资和规模经营。可见,当粮食生产的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时,如果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边际产量递减,这就要求我们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有序合理的转移,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其他要素投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每家每户的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尤其是质量都在增加,粮食产量大大提升,从而显示了制度变迁的帕累托。但随着农村劳动力这一要素出现投入量过多时,其边际报酬必将减低。这一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到现在的阶段,投入的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当其边际产量小于平均产量但仍大于零时,粮食总产量还在继续上升,相当于目前我国的主产区粮食生产,虽然劳动力大量外流,但粮食生产率反而提高,以致粮食产出不会下降。当边际产量小于零并且继续下降时,总产量也就会不断下降,平均产量也继续下降。因此,合理的劳动投入量能在第二阶段中找出最优投入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长期中,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外流,需要有资本和技术等新要素投入,并且生产同一数量等产量线的粮食可以有不同的要素投入组合来实现。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其投入要素L(劳动)可以用其他要素比如资本K来替代,可见,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后,打工等劳动收入提高,农村要雇用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可以多使用技术等非劳动要素投入,减少劳动力要素投入,实现要素替代最优,即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投入,不论是投在资本还是劳动上,其对产量的贡献必须相等。而目前现状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使得农村集聚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同时,若有资本等要素替代,就可以提高粮食产出率。

我国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家庭劳动投入更加有效,随着责任制的推进,而其他要素,如对化肥的消费从1979—1983年间增加了53%,拖拉机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原因是以更多家庭劳动的人力投入替代了当时生产队下发的拖拉机使用,过多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使得粮食生产产生“内卷化”过密增长现象。道格拉斯·诺斯(North,D.)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加,会使一个经济体从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变成不是最有效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流,需要有新设备等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以及资金等的投入,才能使粮食产出率提高。投入要素的对流和替代可以重新配置资源,提高流出地的边际生产力,缩小地区间的要素报酬差距。

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增加值比例在持续地下降;而在农业内部,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和化肥、农药、饲料、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慢。只有从农业领域中不断地减少劳动力,即提高土地/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才能使农业获得较为合理的收益。在这种形势下,抓住“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这一主线,坚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要素替代”和“要素对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协同,既能克服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能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而达到最优配置,既确保了粮食生产安全,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优化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粮食安全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农业结构调整实质是使农业由量的增加转为质的飞跃,是促进产业升级的战略性调整。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增加农民收入。也就是既要保证农产品总量平衡,又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既要全面发展,又要突出特色。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比较效益。近些年来,甘肃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作为发展农业重要工作,做大做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改变了单一种植特别是粮食种植的格局,逐步向特色化、区域化、多样化、专业化发展的方向转变。粮食基本实现了省内自求平衡,种植业结构逐步得以优化。

(1)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根据粮食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优质化的发展趋势,加速调整粮食生产结构,促进粮食优质化和专业化生产。例如小麦,应有用于加工面包的小麦,有用于加工面条的小麦,有用于制作馒头的小麦;玉米应有饲用玉米、工业用玉米等等。优质粮和专用粮应当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不能相互混杂。河西地区应当重点解决小麦优质化与专用化问题,中、东部地区应重点解决小麦质量问题,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劣质小麦生产。陇南地区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适当减少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实行玉米大豆套作,缓减大豆供给不足问题。

(2)优化种植业结构。就甘肃来讲,很多耕地是干旱、半干旱以及高寒阴湿山地,气候条件又复杂多样,这些土地种植粮食收益微薄,但种植经济作物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应该因地制宜,进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①压缩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和饲草作物面积。2007年,各类特色优势作物面积达到2440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4%;②经济作物内部结构优化。扩大棉花、蔬菜、药材等适销对路的经济作物面积,压缩了甜菜、烟叶等市场销路不畅的作物面积;③优化品种品质结构。经过多年的调整,甘肃已形成草食畜、马铃薯、蔬菜、林果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河西地区的制种、啤酒原料、棉花,中部的中药材,陇东的水果,陇南的干果以及中部、陇东的小杂粮都已形成具有较大潜力的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一些贫困山区根据市场需求发展适销对路的特色产品。坚持粮食安全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均衡发展,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促进甘肃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4.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小城镇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城镇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小城镇在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建设,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中心的作用,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首先科学规划,稳步推进。规划的制定要有超前意识,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突出特色。要依托自身的优势产业,以培育成农业开发型、工业主导型、交通枢纽型、商贸流通型、旅游休闲型等具有产业特色的小城镇。其次是坚持以业兴镇,强化经济基础。把发展小城镇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培育小城镇经济基础。再次建设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政府主要进行规划和基础性开发,深度开发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建设小城镇,供水、排水、供电、环卫及教育、医疗、体育、文化设施建设都可以实行产业化开发经营,道路、园林绿化等公共设施也可以采取市场机制筹资建设。最后是管理制度改革要到位,在土地、户籍、财政等管理制度上要敢于创新,用足用活各级发展小城镇的特殊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和人口向小城镇聚集。

5.加快城市用工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就业制度

要抓紧整合现有的劳动力市场资源,利用目前全省已建立的557个职业介绍机构,把职能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延伸,在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窗口,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信息、职业指导、职业中介、跟踪管理等各类服务,加快构建起我省覆盖城乡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及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要大力拓展信息渠道,在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结构、流向等方面实行信息共享,不断完善劳务信息服务。一是培育劳动力中间服务组织,加快向农村延伸,开展就业引导和区域性劳务协作;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多渠道收集和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三是逐步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界限、所有制界限,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取消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和生活的限制,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四是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纳入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在市场培育、就业调控、管理服务等方面统一考虑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

城市就业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着极强的约束。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就业,仍主要被限制在“非正规”部门,不能参与和城市劳动力的公平竞争。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作用,无形中增加了进城务工农民的负担。首先应该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公民平等权利的原则改革二元分割的不公平体制,建立新的城乡统筹关系,给农民以均等就业机会;其次制定城乡统筹的就业计划,继续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序化工程建设,加强劳动培训和就业指导,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放宽就业资格和营业资格标准,改营业执照“申请制”为“注册制”,取消一切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逐步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和欠薪保障制度,对同一企业员工,不管其户籍状况如何,同工同酬,同样的劳保福利待遇。最后,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彻底改变过去对外来农村劳动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状况。

6.建立和完善农村耕地流转机制,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业劳动力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已经占到近30%。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以“离土不离乡”即兼业化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导致了20多年来农户耕地规模不增反降,也造成了更多的兼业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不离土转移限制了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加重了农民粮食生产兴趣的下降,乃至农田撂荒。我省农村在完成新一轮土地承包后,农村耕地在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下,各地应细化政策和措施,乡、村集体组织要加强协调,鼓励兼业、外出经商务工和离土离乡的农民依法转让、转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权,促进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正常流转,逐步集中,这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也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虽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形势的转换,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他们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曾对媒体说:我国的城镇化还是粗放的、不协调的城镇化。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市民的存在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个城镇的居民,因为基本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普遍和均衡覆盖这个庞大的阶层。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扫除了户籍障碍,增强进城就业信心,维护进城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早日实现。

7.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粮食单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甘肃区域经济跨越发展

粮食单产的增加是近10年来粮食总产显著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目前粮食播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近80%的条件下,甘肃省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空间不大,但粮食单产2009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通过抗旱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空间依然较大。所以甘肃省未来粮食产量的增加,应着力于提高粮食单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应该通过加大农业科研推广的投入,大力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才能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首先加强已有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有针对性地研究影响粮食生产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适用新技术的推广力度。要完善和健全各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速实用技术的推广力度,为农业生产服务。其次是不断创新培育新一代高产优质品种。优良品种在粮食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尽快研究出抗旱作物新品种,是新时期对育种工作提出的新任务。以2009年为例,甘肃省有耕地面积346.84×104 hm2,其中旱地面积为245.82×104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74×104 hm2,其中小麦91.74×104 hm2,玉米播种面积64.58×104 hm2,其旱地播种面积分别为79.03×104 hm2和50.55×104 hm2,分别占总播种面积的86.15%和78.3%。所以,甘肃省粮食超过80%来自于旱地,而且这一数据没有将粮菜兼用的甘肃旱地主要作物马铃薯计算在内。因此,甘肃省粮食生产能力能否得到提高,未来新增25亿公斤粮食的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旱地粮食作物产量能否得到提高。有关玉米高产田创建的实践表明,在降水量为350~550 mm的6个旱地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示范片产量全部达到9000 kg/hm2以上,较原来种植小1800kg/hm2增加数倍。结果表明,通过抗旱耕作栽培技术、作物结构调整等措施的综合应用,旱地粮食单产将能够取得突破性提高,进而提高全省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幅增强。因此我们应该研究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培育一批新一代的农作物优质品种,逐步更替老品种,以满足人民对粮食生产的需求。最后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据调查,从耕地质量来看,我省耕地总体质量不高,全省旱地面积339.78万hm2,其中大于25°的陡坡耕地约有80.00万hm2,中低产田约占耕地面积的68%。因此,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必须要依靠农业科技改良中低产田,提高单产,从而达到整体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以及2000—2010年《甘肃省农村统计年鉴》,在分析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征、面临问题以及粮食生产现状的基础上,从推进甘肃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促进甘肃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甘肃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本课题主要结论如下:

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总量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甘肃农村劳动力剩余量较大,如何有序、合理的转移是当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反映出人地矛盾突出的状况下,如何协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实现甘肃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政策层面看,甘肃首先必须基于产业集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要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粮食单产,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甘肃农业经济跨越发展。其次,要实现“要素替代”与“要素对流”相协调的劳动力转移机制,确保粮食安全。再次,甘肃必须优化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又次,甘肃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小城镇容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最后,甘肃要加强城市用工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就业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耕地流转机制,加快实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甘肃省农业资源条件较差、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生产投入相对不足,粮食常年结构性不足。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本文仅从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探讨,诸如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小城镇建设占地、劳务输出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对该区域粮食安全均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将需要在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本课题承担单位:兰州商学院

课题组负责人:薛 君

课题组成员:王红霞 叶儒毓 拜五旭 介小兵 马志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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