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的投射

一、政治权威：父权的投射

在白鲁恂看来，以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和情感为主题，必然意味着讨论要从家庭开始。虽然中国政治文化中那些跟权威有关的情感主要由中国政治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塑成，但对个体而言，那些帮助他习得权威性质的体验主要在家庭环境中获得。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认知、态度和情感首先是从家庭中的权威——父权——开始的。这个逻辑由于中国家庭与政府的独特关系以及中国人关于政治统治的观念而强化。

首先，白鲁恂指出，大部分社会，家庭的私域空间和公共机构的角色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但在中国，家庭对整个传统政治结构所起的强化作用，却显得非常独特。家庭不仅一直被明确地认可为对个体实施社会化最有影响的组织，还被赋予广泛的责任，减轻了公共机构的压力。^[40]很多领域根本不需要正式的政府机构操心，因为家庭已经把所有的责任承担起来。由于家庭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责任，由它所履行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自然也使得从家庭中培育起来的态度与那些维护政治文化的态度相当一致。

其次，中国人的政治统治观念以“家”为基础，儒家教义认为，“理想的政府就是理想的家庭的延伸与扩展，政府的最主要任务也就是家庭所应提供的安全、连续、统一与团结”^[41]，这使得家庭权威与政治文化中关于权威的态度与形象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政治权威——皇帝与家庭权威——父亲甚至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形成一个“政府权威以父亲为模型”^[42]的政治文化。上至中央政府的皇帝，中至地方总督、巡抚等官僚，下至族长和家长，在各自相应的管辖范围内都是绝对至上、全知全能、无可质疑的权威，所有权威形象似乎都出自同一塑模，政治权威俨然是家庭中的父权在政治领域的投射。

白鲁恂指出中国家庭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相似性，是为了说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权威危机的性质和紧张度与政治社会化最早期阶段的关系，因此他将重点放在儿童养育过程中关于权威的态度与情感如何形成上。尽管他承认，“每一个人一生中政治态度的发展都是非常复杂的”^[43]，但在他看来，成年人关于权威的态度与情感与其儿童时期的社会化体验关系重大，政治人格中的许多特性缘起于儿童养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