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年年做善事

阛熙攘搞流通

夏朝后期，出现商贾。商朝据甲骨所示，商贾足迹所至，东北达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至今日的浙江，西南达到了安徽、湖北、四川，西北陕西、甘肃、宁夏远至新疆。就商业种类而言，主要是奴隶买卖和从事其他商品交易，有沿海鱼类、海贝、绿松石，陕甘畜群、皮毛及新疆玉石，长江上游铜锡。隆德等县大量贝币的出现说明，就交换媒介物而论，商人似已由物物交易进而使用作为等价形成的贝类。当时的商贾驾车服象，浮舟资车，有利可图，无不结队而行熙攘往来，从商业交换中获得大量财富。

周的商业为庄园时代商业，从事商业的是封建领主手下的家臣和武士。主要从事奢侈品的买卖，且已使用金属货币。

春秋战国商业，除民间相互交易外，由官府控制，即所谓“工商食官”。在天子的都邑中，专设交易“市”，以易物为主，布、帛之类作为一般等价物，起到货币的作用。春秋晚期，商人从官府中解脱出来，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从隆德出土的钱币看，金属铸币已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宽首布、小型平手布、小布、铜刀币时有发现。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具有独立经营地位。商人们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掌握有利时机，贱买贵卖以获厚利。富人虽无尺寸封禄，但可与千户侯相埒。在商业利润影响下，社会上逐利不休，为“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损害了国家和君主利益，许多政治家主张“重本抑末”。

鹤嘴铜钳

秦始皇统一中国，采取抑制商人政策，不许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作官，加倍征收税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西汉一度时期取消过关用传(官府颁发的通关凭证），便利了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盐铁业成为商业主流。随着商业发展，商人势力膨胀，文景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富贾可以为官，商人政治地位提高。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实行盐铁垄断专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国家控制了商品交换、买卖及物价。隆德设有“平准”机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豆、胡麻、胡桃及良马骆驼、名贵毛织品传入。丝织匠、金属工具及铸铁技术传入西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东汉桓帝时，诸梁秉权，竖官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野，商业为其家族把持。

黄巾起义，关内人口涌入宁夏南部，商贾、望族迁入，增进商业的发展。前秦安定经济实力仅次于京畿。北魏末年，关陇起义，农商失业。永熙三年(534年），宇文泰抚以恩信，咸复旧业。

隋朝，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着西北各族和外国商人，六盘山以西邸八、肆十二。按隋规定，肆必须设在官置市内，官市则限于郡、县治所。

唐代，隆德为监牧地，一度为吐蕃占领。大中三年(849年）六盘等7关归唐，建立堡寨关卡，但并不禁止往来商贩，首富者为商人。

宋代，社会上逐步改变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国家“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资格并参与管理国家商业税收。王韶曾于渭寨(陇右）设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年收商利约20万贯。新法实施，设置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时出售，商贩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5人互保，年息2分，也可成批赊购货物，年息2分。同时实行的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笼竿城是番汉互市的集中点，非常富庶。

元王朝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统一的国度，打破了分立政权的此疆彼界，扫除了妨碍彼此交通的政治藩篱，国内贸易畅通，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有220多种。元朝完善驿站制度，中西交往畅通无阻，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涌入，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商队从事贸易并定居。《隆德县志》称明朝“居者如堵，行者如市”，“商贾奔藏于市”。官绅地主多兼营官店、牙行、囤房、典债、盐酤。开设店铺，包揽商税，垄断市场。清初，隆德城内四门关厢，都开有铺面，街道设粮市、山货市、布店等，城内设当铺4家，在隆德经商者还有山西、陕西、河南商人。他们建有“山西会馆”“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

集市摊点

清代咸丰年间，县城及主要集镇街市喧闹，阛阓流通，乡人之卖买交易者，甚觉活便。大商铺户多系山、陕籍商人经营。民国初年，兵患匪盗，社会动荡，商业日现萧条（民国《隆德县志》）。民国25年(1936年），社会趋于稳定，商业逐渐复苏。民国30年（1941年），县内有商户115家：其中县城33家，从事布匹、百货、中西药、烟酒食品25家，旅店、饮食8家，资本在2500元(银币）以上者仅5家；乡镇商业户82家。在“古驿道”沿途有自清代辟设的骆驼场店7处。

民国34年（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一天之间物价狂跌，当地布疋曾以“扁担”量度倾销，旋即又暴涨，使不少商店破产倒闭。民国36年（1947年），城乡铺店商号143户，在县城的36户中，小百货20户、药店8户、饮食3户、旅店5户，散布于乡村集镇的107户，小百货44户、药店11户、饮食21户、旅店31户，大多小本生意“夫妻店”，惨淡经营，仅为养家活口而已，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县境著名老商户有术成德、信义生、本立正、新兴茂、积厚昌5家。

“术成德”民国初年，陕西三原县人孙善术在县开设，以布匹、绸缎、百货为主，后兼营中西医药。民国24年（1935年），从业6人，有资本5500元（银币）左右。

“信义生”民国8年(1919年），山西籍人朱友仁在县城开设，经营日杂百货。生意兴隆时，从业8人，资本一度发展至6500元(银币）。“本立正”与“信义生”同期在县城开设，业主为陕西籍人张洞生。经营棉布、百货，从业4人，资本发展至4000元(银币）左右。

“新兴茂”民国25年(1936年），甘肃秦安县人李西成以2500元(银币）资本开设。经营绸缎、布匹、百货。“积厚昌”民国10z年(1921年），县人张浩在县城开设。经营中西医药，并兼中医治疗，从业4人。

另有肩挑贸易的“货郎子”，走乡串户，流动兜销，盈利甚微。民国时期约40余人。

1949年底，全县商业271户，其中百货药业246户，饮食业20户，服务业5户，多为半商半农。1950年，县人民政府鼓励群众“经营小商”，“生产自救”，贯彻“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扶助困境中的私营商业。1952年，私营商增至731户，从业821人。其中坐商304户，行商217户，小摊贩210户。1953年对私商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取缔私营批发，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为。随国营、供销商业的发展和信誉的提高，私商户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