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崇拜的延伸

时间：2022-03-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据西夏文《大诗》对宇宙产生缘起的描述，“神石”之所以能够变成庆云缭绕的高山，还得益于作为世界创造者之白仙鹤的帮助。笔者以为，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始信仰，使西夏人将这些昔日的类人首图像，自然地选定为自己精神的寄存体。党项羌人认为“山本昊天圣根”，高山是祭天的胜地，是人与“天神”交际的最佳媒介。

天神崇拜的延伸_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五、天神崇拜的延伸

天神崇拜是党项羌人自然崇拜的核心。与天神崇拜相关联，党项羌人还有山神崇拜、石神崇拜、日神崇拜、月神崇拜、水神崇拜、龙神崇拜、树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等。

1.石与山的崇拜

对石头的崇拜遍布于世界各地。古希腊、罗马、墨西哥、犹太、印度以及欧洲、阿拉伯，中国的许多民族都具有各自的石头信仰。石崇拜的具体理由可以有许多种，但核心的理由是石头具有人们不可驾驭的魔力，它或者予人以福祉，或者予人以灾殃。古代的人们怀着虔恭的心情，对具有魔力的石头表达崇拜，以换得保护的力量，平顺的境遇和诸事的吉祥。

党项羌人的先民摩擦石头得到火种，才有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许多实惠和方便。敦煌石窟285窟北壁四个小禅室中，西起第一禅室的北壁画有白描佛塔一座，塔东侧白描西夏四人礼佛图一幅。塔下墨书西夏文题记十行，大意是说：西夏崇宗乾顺乙未年（1115）九月二十三日嵬名等8人前来山中寺庙进香云云。图中西夏礼佛者腰间系带（“蹀躞带”），带上挂着日常用品水壶、绳子、打火石、小刀等。这幅礼佛画，是西夏党项羌人具有以石取火传统习俗的明证。“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¹²⁾。石头如此神秘、富有灵性，哪有不予崇拜之理？

陨石是天空中流星坠落所致。但党项羌人感到惊奇不已，以为是天神扔下的石头，视之为神石（“革兰”）。随处可见的矿石（“颉陆”），令他们欣喜；流水冲刷的河石（“马来”），令他们激动。他们在说不明、道不白的奇奇怪怪的石头面前，似乎是感受到了造化之神的伟大力量。

于是，关于石头的奇迹，便出现在党项羌人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了。

他们认为，从时间角度说，在天地混沌一体、未加分开的时候，首先有了山体（甚至包括苍天和大地）的前身——“可兰石”“屈石”等“神石”。这些“神石”具有在空虚之中自己生育的特性，它们逐渐增大变高，便形成为一座座山。而正是这一座座由“神石”形成的山，将世上的全部自然之物，统统收揽于自己的怀抱之中；并从山中孕生出了创造世界之神——“鲁赘”。据说，“可兰石”长成了至高无上的嘿山（苏默鲁山）。它是党项羌人自己的“神山”“圣山”。这“神山”“圣山”，随着党项羌人的迁徙，应有不同的所指，如早期的“神山”“圣山”，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的“大雪山”“岷山”“阿尼玛卿山”等。而后期的“神山”“圣山”，是西夏王国境内的“贺兰山”“祁连山”“焉支山”等。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据西夏文《大诗》对宇宙产生缘起的描述，“神石”之所以能够变成庆云缭绕的高山，还得益于作为世界创造者之白仙鹤的帮助。而据西夏文《格言诗》的描述，白仙鹤姿态美艳绝伦，体格极为强健。在党项羌人的心目中，“巽风”“旋风”“混沌”都是白仙鹤的化身。有了“风”，就有了空气，就有了生物的呼吸，就有了人类的精神。有了一片“混沌”，就有了“阴”与“阳”二气的统一与对立，就有了使万物得以孕生的动力、根本和温床。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白鹤天匠旋自变”（《大诗》）。

从“屈石”“可兰石”能够自己凭空生长而成为高山的意识中，传达出了党项羌人以石头为生育之神的观念。膜拜圣山之石，祈求交合生育、万物丰茂，随即成为他们生活的习俗。在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口，其北侧阳面的石崖上，刻有许许多多的类人首图像。这些类人首形象各异，面廓大都是一个正面透视的动物轮廓，以动物的腿表示耳饰，以动物的角表示头饰；而其面部，大都以一个站立着并突出生殖器官的男性人物，抽象地表示出眼，耳，鼻。类人首图像旁边，凿有西夏文字：“佛”“五”“法正苗昌”等。“佛”是一切灵验力量之集中所在；“五”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基数，象征着万物的分类系统；而“法正苗昌”，直接道出了对保护神发挥交感威力，促成万物丰茂的祈祷。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类人首图像是早于西夏立国数千年以前的人们刻下的。笔者以为，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始信仰，使西夏人将这些昔日的类人首图像，自然地选定为自己精神的寄存体。可以这样思考：膜拜圣山（贺兰山）之石，西夏人即可以满足生儿育女的愿望了；而再加上膜拜圣山之石上刻画的充满生殖力的类人首图像，西夏人则可以更多地获得生殖力的传递，以致不仅人口繁衍昌盛，马、牛、羊、骆驼、狗等各种家畜也会兴旺，稻、麦、糜、谷、豆等各种庄稼也会丰登，大夏之地政局稳定，国泰民安。

作为古羌人的一支，党项羌族同羌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珞巴族等民族一样，都将石神看作是自己的保护神，并有着白石崇拜的传统，以至崇尚白色的习俗。据古羌人有关“羌戈大战”的传说，羌族先民迁至松潘、茂汶以后，与当地土著的戈基人发生矛盾，对峙多年，死伤惨重。后来，羌人受天神感召，以白色石块为武器，击败了戈基人，才得以安居乐业。从此，白石被奉为保护神，放至房顶上，护佑平安，放至门框上，避除邪气，放至田地里，带来丰收。西夏谚语说：“白石独不会错”，“母美艳如千日白”。西夏颂诗说：“红脸祖坟白河上。”西夏国名全称有二：一为“大白高国”（见于当时的西夏文史料）、一为“白高大夏国”（见于汉文史料）。从西夏文《月月乐诗》可知，党项羌人的住宅是白色的，马上的鞍座是白色的，城寨的墙壁是白色的，他们最欣赏那闪着白色光芒的冬季，那呈现鱼肚白色的东方，那荡漾白色的羊群，以及收获到白花花的大麦和稻子。他们对白马、白牦牛、白骆驼等，也格外优待，并充作贡献之佳物。白色，还有青色（蔚蓝色），是党项羌人特别看重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了满足私欲，竟以法律形式限制人们对白、青二色的自由使用，禁止官民拥有纯青色帐和纯白色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了“诸官民青帐、白帐等敕禁：其中允许头盖青下为白。若违律，为一种白、青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这是统治者对党项羌民众传统尚白习俗的粗暴干涉。

党项羌人认为“山本昊天圣根”，高山是祭天的胜地，是人与“天神”交际的最佳媒介。正是在这种“祭天在山”的意念浸染中，高山也被赋予了难以莫名的超自然之力，以至被完全神灵化，于是便产生了“山神”。“山神”因其附着之物——山体的高峻、雄伟、壮丽，而深受党项羌人的敬仰。

《圣立义海》卷四《山的名义》，表达了党项羌人对山（山神）的礼赞：

山根立地，上端接云，花草着色，远眺其下，野兽依凭，诸鸟栖宿，珍宝本源，永流不竭。

在山的怀抱里，有“祁乌旋云”。“祁乌”，其意不明，或许有神性之意。这些时时依偎“神山”“圣山”，总也不会散去的凝聚之云，能让处处普降雨水，山川面貌为之一新。

在山的怀抱里，有千种万种的花草树木。它们扎根于阳坡阴洼，不仅呈现出鲜艳的色泽，令人赏心悦目，还奉献出各种的果实令人品尝香软。沙质山拓有广阔的耕地，遍种大麦、燕麦、小麦等。稠树茂林间还盛产芜荑、蜂蜜、树瘿等许多草药。

在山的怀抱里，有遍布大小沟壑的多种野兽：虎、豹、鹿、獐、顽羊、山羊；有盘旋峻峰、悬崖的苍鹰等鸟类；有无数的牦牛、骏马、羊群。它们不仅为党项羌人提供着极为重要的衣食资源，同时也提供着极为重要的许多的精神力量。

西夏人对山的顶礼膜拜，还在于山是“白河根本”。所谓“白河”，是“白高河”的简称。党项羌人认为，“白高河水本出白峰根源”，白雪皑皑的高山峻峰，才是奔流不息的白高河水的根源所在。这条白高河水予他们以饮用、舟楫、浇灌之利，是哺育党项羌人繁衍壮大的母亲河。据《圣立义海》卷四载：“南边大山：夏国与蕃界聚玛泽，树草丛生，野兽多居，荒山泉流宜耕。”“积雪大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灌水粮成也。”“山体宽长：雪山绵长不断，诸国皆至，乃白高河本源。”综合这些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一被西夏人称为“南边大山”，且出于夏蕃国界之地的“积雪大山”，应是祁连山；⁽¹³⁾从西夏人的角度而言，正是祁连山“聚玛泽”（“玛”，大河，黄河。“泽”，盐湖，俗称星宿海。古人以为盐湖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所出），“乃白高河本源”；这“白高河”理应是指黄河。古语说：“河出入昆仑，色白。”（《尔雅·河曲》）因为祁连山脉是昆仑山系的东方延续，把它视为是黄河的本源，也是合乎情理的。从理解党项羌人对发祥地所怀之情感，而以为这“积雪大山”是因循今四川境内的“大雪山”（主峰贡嘎山）或“岷山”（主峰雪宝顶）而来，“白高河”是因循今四川境内的“白河”而来，也无不可。正是因为党项羌人对“白峰”（雪山）造就之“白河”（白雪融化成河）有着极为浓厚的故乡情节，所以，连其国名也称作“白高国”。

党项羌人总是用最为美好的话语，称颂着“昊天圣根”之山。山，在党项羌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意象。西夏谚语说：“山上修庙，树下铺毡。”“山头树不冻，水中石不溶。”“兄弟坚比黑山高，姐妹贞比青海深。”“龙恋青水何时尽？虎奋深山何时休？”“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青鸽翅膀飞山上，老狼足迹留谷间。”“高山峻岭，劲风吹不动；大海深渊，流水永不干。”“山中积雪者高，人中有德者尊。”

2.水与龙的崇拜

从碑文以汉文、藏文书写，可推知甘州一带多有汉人、藏人居住。汉人本是甘州的土著后氏，而藏人不仅有唐代以来流寓河西者（包括吐蕃人和归化吐蕃的吐谷浑人等），还有许多被派遣而至的吐蕃戍卒，世世代代于此留居了下来。生活在西夏境内的吐蕃人，被称作“西蕃”或“羌”（读作“别”“孛”）是仅次于“番”（读作“你”，党项羌人）和“汉”（读作“跪”，汉人）的西夏“第三”大民族。

从碑文作者仁宗仁孝为党项羌人，所作碑文以汉文和藏文书写，其阅读者自然以汉人和藏人为主的情况进而可知，“水神”“龙神”信仰，应是汉人、藏人和党项羌人的共同信仰。

华夏民族自称“龙的传人”，有着以龙图腾作为民族的象征、标志和保护神的悠久传统。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共同的立国象征，龙文化已经做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据传说，龙的形象是根据蛇的形象为基础，不断构思和丰富而成的。以龙图腾为神，视龙神为水神，这主要是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崇拜。而这种自然崇拜的产生，与受到极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限制的人类混沌思维密切相关。在混沌思维之下，龙图腾具有了化身能力，天上的闪电、云彩、霓虹等都是龙（蛇）的化身，因而龙神可以主宰它们。所以，人们便祭祀龙神，无论请雨还是止涝，都会灵验。

西夏人的龙崇拜，是有文物可征的。在敦煌莫高窟的西夏窟中，就保存了许多龙的形象。如第16窟（晚唐窟，西夏重修）中，窟顶绘有龙凤藻井，围绕于展翅欲飞的长尾凤身旁的，是四条互相应和、奔腾追逐的金色飞龙。第36窟（五代窟，西夏重修）中，西壁北侧和西壁南侧，均绘有四大龙王及众龙女图，从漫漶不清的榜题中，可识出“大吼龙王”“大力龙王”“持花龙女”“持香龙女”等。第310窟（隋窟，西夏重修）中，主室窟顶绘有团龙藻井，居于中央的是头部耸角、双目凸出，张口露须，足带利爪，身盘圆环的虬龙。第130窟（盛唐窟，西夏重修）中，窟顶绘有金龙华盖式藻井，在中央的绿宝石底色上，彩绘了一条体态充满动感的金色蟠龙，在藻井四角处各绘有金色游龙，且龙首呈两两相对状。在甘肃武威西夏墓出土的彩绘木板画中，有一块是专门用于画龙的。西夏谚语中，也有关于龙的内容的。如“天下文字圣手书，地上溪谷龙足践”，“龙恋青水何时尽？虎跃深山何时休？”

藏地对水神和龙神的信仰，也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在佛教传入之前的本教（也叫“苯教”“笨教”等）流行时代，吐蕃先民和党项羌先民就有了对水神和龙神的崇拜。他们认为：世界可分为天、地、水（地下）三部分，三部分各以年神、地主神、龙神主宰着。人世间的各种灾难（包括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都与这三种神有关。三神高兴，风调雨顺，三神发怒，则灾害频生。因此，人们只能供养三神，而不能触犯三神。由于龙神不仅是水的主人，还是天界雨水的管理者，所以龙神就是水神。人们对龙神的崇拜，表现于贡献各种各样的龙食龙药（如小鱼、蝌蚪、芫荽、芥子、水藻、芝麻等），助龙神健身壮体；还表现于念诵《十万龙经》（包括上部《十万白龙经》、中部《十万花龙经》、下部《十万黑龙经》）；还有选择水边（龙神居水中），辟出坛城，由法师念咒，观想八瓣莲花，从而唤起龙神，或施其威灵，帮助降雨；或平息怒气，消灾去病（据说“龙病”有424种之多）。本教创造的龙神的形象奇奇怪怪，它们都是人身、蛇尾或鱼尾，但竟有蛇头、马头、狮头、熊头、豹头、虎头、羊头、牛头、猪头、鹿头、孔雀头等不同。但形象各一的龙神，皆可飞、可落，兼有虫与蛇的性质。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便产生了对龙神的敬畏和崇拜，希冀它助佑人们。这就是吐蕃人和党项羌人龙神崇拜的来源。汉式龙神与藏式龙神，在许多西夏民众心中，是相互联系的。尤其从农牧劳动者风调雨顺的希冀来看，汉式龙神与藏式龙神，其实质是相同的。

龙神崇拜的泛化，是华夏文化的一大景观。由于对龙神功能的无限寄托，龙神便由雨水之神转变为政治之神了。为了适应国家政权的需要，龙神便大显其身手。于是，不但夏禹成了龙神，连禹的生父鲧也成了龙（神），龙（神）旗成为夏族的标志。夏族的龙神形象由蛇而来，并没有实现统一的定型；但得到了炎黄后裔其他各族及夷、苗、黎等族的一致认同。可见，龙神形成的初始阶段，已具有多元而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品格。借助龙神而神化自己，彰示权威，以“龙种”“龙子”的名义，自封统治使命，是许多部落首领，以至大多数封建帝王代代相袭的传统。他们将民众尊崇雨水之龙的信仰，巧妙地与自身“真龙天子”的传说嫁接起来，从而获得了如同对雨水之龙一样的崇拜。自汉高祖刘邦以后，几乎每一个皇帝（不论民族出身）都是“龙子”，有所谓的“龙颜”“龙庭”“龙体”“龙袍”“龙衮”“龙卷”“龙座”“龙床”“龙辇”“龙舟”“龙行虎步”（帝王的仪态），“龙驭宾天”（帝王死去）等以帝为龙观念派生的全套语汇。

党项羌人对夏人以来愈演愈烈的龙神的泛化，持认同态度。龙神崇拜不仅使党项羌民众找到了保护神，也成为西夏政权的奠基石和保护神。

例证一。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景宗）就是一位所谓的“真龙天子”。史载，德明三娶：一卫慕氏，次米氏，次讹藏屈怀氏。卫慕氏为银州大族，尝与德明游贺兰山，而夜梦白龙绕体，遂有妊，怀十二月而生。元昊啼声英异，两目奕奕有青光，德明爱之，字为嵬理（西夏语，有珍惜富贵之意）。

例证二。公元1017年夏六月，德明闻有龙见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北面之温泉山，以为祥瑞，遂遣官员前往祭祀，并萌生迁都之意。及1020年秋，挫败契丹，国势渐盛后，德明以迁都事谋于羌酋。他采纳“屡现体征（祥瑞征兆），神人允协（承诺助佑），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的谏言，将都城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迁至“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的怀远（今宁夏银川）。⁽¹⁴⁾

例证三。在西夏陵区出土的建筑材料中，以龙造型为图案的物件有不少，如陶制的龙头饰，琉璃的龙头饰，琉璃的龙纹砖，琉璃的龙首鱼，以及雕龙石栏柱等。王陵建筑使用这些龙型物件，渲染出浓重的帝王气概。龙头饰多以夸饰法，突出龙的头部的气势，比如呈大张之状的嘴，似卷动状的舌，以及竖起的两角，直立的两耳等。龙纹砖借助多块砖而相拼接，展示包括龙头、龙身、龙肢、龙爪等在内的龙的完整形象，绿釉覆盖，晶莹明亮。龙首鱼吻部上卷，双目凹陷，鼻有乳突，颈围鬃毛，遍体鳞片，尾鳍分支，身侧有翼，作勃然腾跃状，用绿釉覆体，更显润泽光亮。雕龙石栏柱通常是圆形角长方体，顶部为束腰莲花座，座上刻有幼狮，柱身四面中有三面雕有缠绕状的云龙浮雕图案，其中二龙戏珠，造型生动，云气弥漫，栩栩如生。

例证四。随着西夏统治者对龙神崇拜的热情一步步高涨，他们终于动用国家法律武器，实行了对龙图像的垄断。《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及男女百姓，一律禁穿带有团身龙图像的各色纺织品缝制的衣裳，并不准头冠上插用金质龙凤饰品。倘若违律时，则徒二年；而举告者，则赏钱十缗。如已有禁用的衣裳和冠饰，应毁掉或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