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图书的编译

一、回族图书的编译、印刷和出版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随着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团的建立和兴起，新式学校的创办也在全国各地有了很大发展，对伊斯兰文化、回族历史及文化研究和介绍的书籍，也日益成为回族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全国各地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出现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图书的编译、印刷和出版发行机构。

云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在图书出版方面，走在了全国回族的前面。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大理政权刊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一版本书写准确，字形美观，且系手工精雕细刻，工程浩大，成书非易，这确实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个创举。原版毁于同治兵燹，现昆明藏有光绪年间的重刻本，亦弥足珍贵。该版扉页印有“《宝命真经》，至圣迁都壹仟贰佰柒拾玖年（1862年），大元帅杜新镌，板存明经馆”等字样。“咸同惨祸”之后，为了振兴民族和宗教，云南回族穆斯林着力发展文化教育，积极培养后继人才。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一面健全组织，一面着手筹划文字宣传。首先是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大量印刷先辈学者马德新、马联元等人的译著130余种，以及经书木刻版片及马联元亲手镌刻的《古兰经》木刻版。振学社成立后，印刷出《天方典礼》等中阿文典籍60余种，供全国采用。1915年经振学社决议，由马荣福经管，“利和昌”皮商号垫款备料，各种经书均各印数十部，可随到随购。1929年又将经书94种交还振学社经办，继续满足全国回民需要，对宣传伊斯兰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纪念穆圣学术报告会”现场

由于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回族穆斯林社会也掀起了一场整理、印行和宣传回族伊斯兰文化知识的运动。在内地回族穆斯林聚居地区，出现了许多印刷书报的出版发行机构，当时最有影响的首推“北平清真书报社”“上海穆民经书社”以及成都“宝真堂”刊印社等。

1．北平清真书报社

早在1922年前后，家住牛街的马魁林阿洪（字星泉）就于牛街寿刘胡同内亮出了北平清真书报社的牌子。马阿洪及其儿子马宏道、马明道等历经苦辛，惨淡经营，经过1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渐具规模的印刷和发行伊斯兰文化书籍的出版机构。

书报社采用石印机印刷技术和工序，收集一些绝版的有关伊斯兰教及其哲学思想方面的书籍进行翻印，如《天方典礼》《天方奇观》等。其次是积极搜集经堂教育所用的教材。书报社经营务实、灵活，出版方向完全取决于销量与读者取向，讲究及时、实用，使阿拉伯文、波斯文初级读物在回族民众中得以推广，销量居各种书籍之首。在印行选择上他们还注重多样性，以经营有关伊斯兰教教义方面的书为主，还兼营有关阿拉伯国家历史、地理、哲学及中国回族穆斯林文化历史方面的书籍，力求将回族穆斯林的信仰、生活、社会等知识全方位地介绍给本民族的读者。书报社的书籍发行范围不仅在北京地区，而且远播大西北，甚至发往中东一些学术机构和团体。其创业精神难能可贵。

1943年，马魁林阿洪归真后，书报社一度走入低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阿洪之子马中道于1950年向政府申请了出版执照，1951年马中道找到当时在牛街回民小学任教的马崇义先生，请他写了《穆罕默德的生平》一书（共25章，六七万字），于1951年11月，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的回民印刷品厂印刷，北平清真书报社销售。此书的畅销给书报社带来了生机。同年接着出版了马坚著的《回教信仰基础》。1953年、1954年又陆续出版了中阿文《开里迈》《圣训经》《回民常识课本》等书籍。1956年公私合营，书报社加入宣武新华书店，马中道本人成为书店的一名职员，遂将书报社的全部版本交给宣武新华书店，由政府支付给他一笔报酬，北平清真书报社的经营事业到此结束。

北平清真书报社在经营的30多年时间里，出版了大量的伊斯兰文化经籍和回族穆斯林学者的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经堂教育教材，如《天方字母》，中阿文《开里迈》、中阿文《乜帖》、中阿文《亥帖》，称“连三本”；经堂教育小学教材，1927年石印；还有《女子沐浴礼拜教科书》（张文熙著，1940年）、《小学教典问答》（马玉龙著，1931年）等8种图书。②宗教书籍，如《回耶辩真》（王静斋译，铅印本）、《大化总归》（附《四典要会》，马复初著）、《五功释义》（刘智著，1931年，铅印本）、《圣训经》（陈克礼译，1954年）等共计26种。③历史读物，如《大化历史》（上下册，李虞宸著，大字铅印）、《世界回教史略》（水自立著，1930年）等7种。④通俗读物，如《天方三字经》（幼儿读物）、《穆民必读》（杨竹坪著，1918年）、《真境花园》（王静斋译，1947年，铅印本）等18种。此外还代售王岱舆的《清真大学》等古籍丛书和开斋节、礼拜时刻等相关图表。为宣传伊斯兰文化知识，扩大教内外人士对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历史文化的了解作出了显著贡献。

2．上海穆民经书社

20世纪初，从上海出发到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日益增多，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穆斯林朝觐的集散地。上海穆斯林金子云、金耀祖、韩礼堂、达静轩等人于1929年去麦加朝觐，带回《古兰经》、“圣训”及各种教律书、文法书等，赠送给上海有关清真寺。20世纪40年代中叶，曾赴麦加朝觐的达静轩、买俊三等人以穆民经书社的名义开始翻印出版经书，由于当时资金缺乏，时局不稳，翻印规模比较小，数量也很有限，后因时局动荡，出版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政通人和，达静轩组织人员重新翻印出版经书，1953年正式开张，仍用穆民经书社之名，总经理为达静轩，经理达筱轩，人员各有分工。当时翻译出版由上海出版社批准，先后在伟文椽皮印刷厂等7家印刷厂印刷。版本有石印的，有照相版面的，数量从开始的500本、1000本逐渐上升，像《大版古兰》一直再版了8版，《喜加》经再版了10版，数量一次印刷就达2万本。从1956年到1958年，经书印刷量达223800册之多，当时新疆、青海、甘肃、云南、河南、山东等地的穆斯林，听到上海穆民经书社出版了经书，纷纷来电、来信、来款要求购买，有时甚至供不应求，十分兴旺。经书社翻印出版了包括经堂教育“十三部”大经在内的各种伊斯兰教典籍共计44种，广泛流传于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近40个回族穆斯林聚居地方，为广大回族人民和兄弟民族人士增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成都宝真堂刊印社

宝真堂刊印社由余昭文（字海亭）创办于四川成都。清同治年间已刻印汉文伊斯兰教名著多种。光绪初年正式成立宝真堂，堂址设成都东华门街。宝真堂除翻印明末清初以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的伊斯兰汉文译著作品外，还刊刻印行了许多阿拉伯文及阿拉伯文—汉文对照的伊斯兰教典籍，先后刻印和重刻各种汉文、阿拉伯文典籍几十种。这些典籍不仅满足了四川省内各地回族穆斯林的需求，而且远销全国各地。西北及云南、北京、南京各地回族穆斯林或亲自选购，或委托邮购，或进行交换。不仅穆斯林需要，当地汉族中也有人前来求购。宝真堂一时声名远播。

余昭文本人一生信仰虔诚，阿拉伯文、汉文两通，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典籍的刊印。他亲自译注的《择要注解杂学》，是一本专讲穆斯林沐浴、礼拜、斋戒中念词的阿拉伯文与汉字译音、汉语译意、汉文注解相对照的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读物，非常适用于普通回族穆斯林大众，在西南、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和使用。

光绪末，余昭文归真，长子余泽洲继承父业，迁堂址于西华门街，继续印售经营业务。1929年余泽洲以七旬高龄，只身前往麦加朝觐。临行前，将宝真堂及与他人合办的爱伯书局所存的刻板、经籍，一同交给中国回教俱进会四川支部。俱进会接收后，于清真西寺会址成立回教经书流通处，兼售宝真堂刻板经书。抗战期间，日飞机轰炸成都，所有刻板分装于200多只木箱，迁往西门外回回坟回教公墓保存。抗战结束后，迁至清真寺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迁至皇城清真寺保存。宝真堂自创办起，各项业务均由余家独资经办，所有刻板每年翻晒一次，隔几年用皂角水蒸煮一次。世代相继，坚持不懈。

此外，成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成达师范学校对回族伊斯兰文化典籍的出版刊行，贡献颇著，学校出版部出版印行有纳子嘉的《伊斯兰教》、成师学员的《斋月演词》、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等9位阿洪在广播电台的讲演稿《回教与人生》、马自成阿洪的《历源真本》、埃及教授福力腓乐博士《阿文新文法》、赵振武的《西行日记》、金殿桂译的《穆士塔格》（简易教法）、王国华译《穆民教训》、成师自编《阿文读本》等。同时，成师还于1939年9月19日以后，自铸阿拉伯文铅字成功，一改过去阿拉伯文木刻石印或制锌版的落后方法，揭开了中国伊斯兰典籍印刷出版史新的一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曾历任宁夏镇部兵、绥远都统、蒙藏委员长的回族知名人士、爱国政治家马福祥（1876～1932年），一生关注和大力支持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从1921年至1931年的10多年中，马福祥积极出资、搜集、校阅和题签、作序，先后刊印出版了马复初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合刊本，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五更日歌》及《天方道乘浅说》《醒世箴言》，张中的《归真总义》，并将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三书合刊印行，流传于世。马福祥捐资、校阅、题签、作序的这批伊斯兰汉文译著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回族文化史上可谓空前，为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6宗教交流对话———回佛对谈‘宗教生死观’”现场

在发行方面，全国回族穆斯林相对集中的地区均有专门机构，如上海协兴公司曾由孟买、德里、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地运进大量原文典籍来华销售，上海中国回教书局、上海穆民经书局、成都经书流通处、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等，都为伊斯兰文化历史典籍和书刊的流通、发行作出过较大贡献。成都宝真堂创始人余昭文之子余泽洲，民国初年与周子宾合作创办“爱伯书店”，该店以经销从中东购进的阿拉伯文经典而闻名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