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管理机构的变动

一、太庙管理机构的变动

秦汉以来，太庙一直由太常寺主管。《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131]可见，秦汉奉常的主要职责是太庙祭祀，在西汉，太庙的具体事务由其下属诸庙寝园食官令负责。两汉之后，太庙还是由太常寺主管。《晋书·职官志》：“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132]刘宋时期，太常寺之下也有太庙令。^[133]萧梁的太常卿“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134]“二庙”是太庙和太祖太夫人庙，《隋书·礼仪志》对此有解释：“小庙，太祖太夫人庙也。非嫡，故别立庙。皇帝每祭太庙讫，乃诣小庙，亦以一太牢，如太庙礼。”^[135]隋代的太常寺“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各置令、丞”。^[136]唐前期仍然如此：“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总其官属，行其政令。”^[137]太庙与太常寺在地理空间上极为亲近：“承天门街之东第七横街之北，从西第一太常寺，寺东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太庙、中宗庙元献皇后庙，次东太庙署。”^[138]太常寺与太庙和太庙署隔着安上门街相望，这样的空间布置便于太常寺对太庙祭祀的管理。

到了开元末年，情况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太庙署被裁撤，太庙祭祀由太常寺直辖管理。玄宗下敕：“宗庙所奉，尊敬之极，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礼官，详择所宜奏闻。”太常少卿韦奏曰：“谨按经典，窃寻令式，宗庙享荐，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庙署望废省，本寺专奉其事。”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139]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敕：“宗正设官，实司属籍。而陵寝崇敬，宗庙惟严，割隶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委。自今已后，诸庙置并隶宗正寺。”^[140]于是，宗正寺接管了太庙。如果说太庙祭祀由太常寺直接管理，是出于尊崇太庙的考虑，那么宗正寺取代太常寺来管理太庙，主要是为了强化皇帝和宗室“奉先”的需要。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与玄宗时期宗室政策的变化有关。玄宗登基后，对宗室采取监视和防范态度，降低他们对皇帝的威胁，最典型的例子是十王宅（后为十六王宅）和百孙院的建立，诸王集中起居，皇帝委派宦官进行管理。^[141]另一方面，他又对宗室采取怀柔亲和政策，例如，在他的四个兄弟去世后，分别给予让皇帝、惠庄太子、惠文太子和惠宣太子的谥号。^[142]宗正寺接管太庙，也有安抚宗室、增强凝聚力的意图。

从开元二十五年（737）至大历二年（767），太庙的主管机构在太常寺与宗正寺之间经历了几个来回：“天宝十二载五月十二日，太庙及诸陵署，依旧隶太常寺。至德二载十一月二日，陵庙并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诸陵庙署，并隶太常寺。至大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诸陵庙，并宜依旧宗正寺检校。”^[143]这一系列变化与当时的人事调整有关。例如天宝年间，“张垍为驸马都尉，太常卿。又以承恩太常，复奉陵庙”。^[144]代宗时期，驸马都尉姜庆初因为受宠而担任太常卿，掌管陵庙，至大历二年，“庆初败，又以陵庙归宗正”。^[145]可以看到，虽然主管机构不时来回变换，但是掌管太庙祭祀的都是皇亲。大历二年以后，太庙事务一直由宗正寺负责。

从帝制建立以来，宗正寺就以掌握皇室名籍为最重要的职能。例如，东汉的宗正卿“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146]西晋的宗正卿“统皇族宗人图谍，又统太医令史，又有司牧掾员”。^[147]有些朝代规定，宗正卿只能由皇室成员担任，有些朝代则没有严格的限制。例如，“两汉皆以皇族为之，不以他族。魏亦然。晋兼以庶姓”。^[148]唐朝建立后，常用外姓担任宗正卿。到了开元年间，宗正寺的职权范围与人事结构都有变化，朝廷多次申明宗正寺的官员全部由皇室宗亲担任。如开元二十年（732），玄宗下诏：“宗正寺官员，悉以宗子为之。”二十五年，他又下敕：“其宗正卿、丞及主簿，择宗室中才行者补授。”^[149]通过郁贤皓、胡可先对唐代宗正卿少人选的收集整理，同样可以看到这一转变。^[150]宗正寺变成完全由宗室掌理的机构。太庙改属宗正寺后，人事关系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开元二十五年，玄宗“敕诸陵庙并隶宗正寺，其官员悉以宗子为之”。^[151]这一变化说明了太庙与宗室的关系更趋紧密。

除了宗正寺之外，皇帝有时还将一些太庙事务交由身边的宦官来处理。《旧唐书·韦温传》：

太和五年，太庙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王堪，乃诏中使鸠工补葺之。温上疏曰：“臣闻吏举其职，国家所以治；事归于正，朝廷所以尊。夫设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国有经费，而最重者，奉宗庙也。伏以太庙当修，诏下逾月，有司弛堕，曾不加诫。宜黜慢官，以惩不恪之罪，择可任者，责以缮完之功。此则事归于正，吏举其职也。而圣思不劳，百职无旷。今慢官不恪，止于罚俸，宗庙所切，便委内臣。是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事关宗庙，皆书史策，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得委所司营缮，则制度不紊，官业交修。”上乃止内使。^[152]

大和五年（831），因为太庙的第四室和第六室缺漏，文宗在责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监王堪之余，下令由中使葺修。在韦温看来，太庙不只是皇帝和宗室祭祀祖先的宗庙，同时也属于整个国家，皇帝让宦官来负责太庙的维修，是将宗庙视为私有了，因此他上奏表示反对。此前宗正寺取代太常寺掌管太庙，已经使太庙在一定程度上向私家宗庙倾斜了，但是宗正寺毕竟是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让宦官来承担与太庙有关的事务，更加深了太庙的皇帝私有色彩。由于外廷官员的反对，皇帝中止了由宦官修缮太庙的计划。到了北宋，宦官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参与了太庙祭祀的管理。

在五代，太庙事务仍然由宗正寺负责。例如后唐长兴三年（932），宗正寺上奏：“今年经大雨，太庙正殿疏漏，门楼垫陷，宫墙及神门外仗舍并皆缺漏，请下所司修补。”^[153]后晋开运二年（945），宗正卿石光赞上言：“园陵宗庙，请依古义，时节荐新。”^[154]尽管史籍对五代时期宗正寺的职能语焉不详，从上面这些事例来看，太庙仍在宗正寺的掌管之下。

在太庙祭祀的管理上，宋代延续了唐代开元以来的制度：“宋初，旧置判寺事二人，以宗姓两制以上充，阙则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掌奉诸庙诸陵荐享之事，司皇族之籍。”^[155]根据《两朝国史志》的记载，到了仁宗、英宗时期，依然如此：“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两制以上充，阙则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掌奉宗庙诸陵荐享之事，司皇族之籍。”^[156]《两朝国史志》是《两朝国史》的志书，《两朝国史》共一百二十卷，“熙宁十年诏修仁宗、英宗正史，宋敏求、苏颂、王存、黄履等编修，吴充提举。元丰五年，王珪、李清臣等上之”。^[157]与唐代有所不同，北宋宗正寺的长官并不都是宗室，有不少是同为“国姓”（或称为“宗姓”）的非宗室官员。^[158]

在北宋，太庙一直属于宗正寺的业务范围，但是就实际执行过程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元丰四年（1081），详定礼文所上奏：“自唐开元中废局令，以太常少卿一员知太庙事，良以太常职奉宗庙故也。近世太庙职务既归宗正，每遇亲祠及有司摄事，别差官摄知庙卿，殊无义理。又宫闱令职掌宫内门之禁及出纳后主，今或行朔望祠事及荐新物，滋为非礼。臣等欲乞依唐初之制，置太庙局令，以宗正寺丞充，宫闱令仍不与祠事。”针对详定礼文所的奏议，朝廷的应对是：“今置太庙令，可专行荐新之礼，至亲祠及禘祫、常祀及七祀功臣之礼，知庙少卿更不差摄。”^[159]通过这条史料，可以看到两点重要信息。一是直到元丰四年，太庙仍由宗正寺掌管，只是临近祭祀时，朝廷时常另外差遣官员负责太庙祭祀的执行。元丰四年的做法是详定礼文所的意见和过去惯例的折中，朝廷只任命知庙卿，不再差摄少卿，宗正寺对太庙祭祀过程的掌控程度比此前有所加强。二是宫闱令在太庙祭祀中的角色引起了争议。在唐代，宫闱令是内侍省宫闱局的长吏，“凡大享太庙，帅其属诣于室，出皇后神主，置于舆而登座焉；既事，纳之”。^[160]内侍在太庙祭祀中出纳后主，是其侍奉宫闱的职能在礼制上的延伸。到了北宋咸平元年（998），“始命内侍充宫闱令，限年与代，令居庙中，与知庙官同掌宗庙祀事”，^[161]于是宫闱令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与知庙卿共同掌理太庙祭祀。景祐三年（1036），仁宗“诏太庙、奉慈庙、后庙每室各差内臣一员摄宫闱令，应奉行事”，^[162]所以，《两朝国史志》记载：“太庙、后庙宫闱令三人，以入内内侍充。”^[163]《宋史·职官志》：“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164]入内内侍是皇帝最亲近的宦官，他们在太庙祭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太庙祭祀为皇帝私有的色彩较之以往有所加深。元丰四年的措施把宫闱令排除在太庙祭祀之外，强调了宗正寺与太庙祭祀的关系。

元丰官制改革后，“宗正长贰不专用国姓”，^[165]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太庙的行政归属，“元丰改制，〔宗正寺〕所掌与旧略同”。^[166]在《职官分记》中，太庙令的条目置于宗正之下。^[167]根据罗祎楠的研究，《职官分记》成书于哲宗元祐年间，^[168]可见太庙祭祀依然由宗正寺管理。到了北宋末年，除了宗正寺，大宗正司也承担了太庙祭祀事务。此时的大宗正司下设士案、户案、仪案、兵案、刑案和公案，其中，“仪案系掌行宗室朝参，主奉祠事，陈乞入道为尼，及太庙五飨、三献、奏告等行事差官，并宗室听请、量试、赠官、南班差药院等事务”。^[169]这些充分显示了北宋后期太庙祭祀与宗室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