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之本究竟是什么

慈善之本究竟是什么——在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会上的发言

今天是中心的集体学习讨论会。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坚持学习和讨论，对某些问题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基本搞清楚了。这是咱们中心的优良传统。在去年的某次会议上，中心研究员李建森教授做了主旨发言，题目是走向圆善:德性根源说的历史演进。陕西省慈善协会的刘会长认可这种从哲学意义上对慈善所做的解读，表示在听完“圆善”之后要听一下“本善”的相关内容。意思是思考“本善”是什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特意请杨权利教授整理出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但是不敢保证他所讲的就是刘会长所要了解的内容。如果他所讲的并不是“本善”的真正意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至少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总归是一件好事。杨权利教授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思路，我们还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再来讨论，即探讨与慈善本源相关的诸多话题。在杨教授讲解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认真的听讲，听完之后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探讨，这样能完善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下面请杨权利教授给我们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刚才杨权利教授做了比较深入的介绍，其实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从历史的渊源上，即历史的出处，去看待慈善的本根;一个是在哲学上讲的慈善，哲学上善性的由来，怎样从哲学上去认识人的善心。刚才从杨老师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听出来，似乎更偏向于历史而哲学的意味不足。所以，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对于慈善文化的研究还是要向哲学的高度靠拢，我们要在哲学的视野中看待慈善、认识慈善。今年5月，我参加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答辩，会后我发了一张答辩现场的照片，刘会长看到后给我发信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慈善有什么关系?希望我们能就此主题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所以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一起进行探讨，争取提出有价值的见解。

现在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慈善的历史学本源是什么，二是从哲学上怎么去认识慈善，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慈善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历史学视野下的本善，显而易见是一种追根溯源式的研究。刚才魏哲铭教授在发表相关意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启发，慈善其实是分阶段的，分形态的。比如说，在很早的时候，孔子时代或者说是释迦牟尼时代，当时所讲的慈善、慈悲或者是仁爱、兼爱。这种善或爱与今天的慈善可能不完全相同。刚才杨权利教授所讲的内容，好像没有涉及墨家所讲的“兼爱”。我自认为，“兼爱”也是慈善本源的一个重要体现《善行天下》杂志社的雷总编曾经跟我说，我撰写并在《善行天下》杂志上发表《墨家与慈善》一文是第一个将兼爱与慈善联系起来的文章，可见很多人都忽视了兼爱与慈善之间的联系，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唯一将墨子的兼爱思想与慈善相联系的人。

无论如何，我自认为讲仁爱就可以不讲兼爱，当然也不能讲兼爱就可以不讲仁爱，兼爱与仁爱是两个范畴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孔子的“仁爱”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人与生俱来的爱心，是人类的天性使然。而且仁爱是推己及人的，不是全天下普遍的爱的挥发。也就是说，仁爱则是从人性本善的挥发、散发的角度来解释慈善;墨子的“兼爱”则是从范围上来说的，人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性，都享有爱和被爱的权利，这是从兼爱的角度来解释慈善。角度不同，所以要表达的思想自然有异同与差别，保留仁爱的思想，而不舍弃兼爱的相关思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出的最佳选择。

哲学的本善是什么呢?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有善心和善行，是什么因素驱使人们去行善呢?儒家所谓“四端”之一的“恻隐之心”，即为与生俱来的人之本性，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性本善。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那西方社会中所讲的本善又是什么?宗教的说法是什么?然后再从哲学的角度去论证善心和善行，即善的观念和善的行为。关于哲学的思考，我们还需要在花费一点时间，更加深入地认识和分析善之本源究竟是什么?

2013年7月，河南安阳林州慈善协会来我中心考察交流，林州慈善协会是典型的官办慈善，会长是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翟建周同志。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目前林州慈善协会在慈善界非常活跃，前几天还有消息说林州慈协举办了全国县级慈善会的培训。翟会长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我理解他想要把林州慈善协会打造成一个全国县级慈善协会的典型。去年林州慈善协会一行7人前来陕西省慈善协会考察学习，听到与省慈善协会下设有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翟会长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来我中心做了一次访谈。访谈是在西北大学宾馆北边二楼会议室举行的。座谈时翟会长提出来，马克思主义就是慈善，毛泽东就是最大的慈善家，最讲真善美，他曾经在会见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时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慈善家，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他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整个革命事业都是伟大的慈善。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只讲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也讲慈善。

翟建周同志的观点，自然有其自己的道理，可以自圆其说我认为，在研究问题时，首先不要吹嘘自己是对的，但我们一些观点的提出，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想法。咱们中心的老师们有点过于严谨、过于书生气，刚才杨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讲解风格和我很像，说话的时候很谨慎，例如在某些方面思考的还是不够成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等等。可能人们都有这样的想法，看在什么时候，自我推荐也好，自我宣传也好，谦虚谨慎也好，是分情境而论的。在2014年6月29日“慈善文化进大学之校园捐赠活动暨实践项目评审会”的时候张晓菊会长说，咱们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目前在全国来说影响很大，说要将我们推出去，将我个人评为“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我再三推辞，感觉当这样的典型对我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要不要这个先进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应该说是某种类型的人来讲，这个先进，我一定要当，如果不给我的话，我就要去争取。现在看来，这样的做法未必就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我自己绝对不会自我吹嘘，但是我会通过各种途径，把握各种机会，宣传我们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大家做了很多事情，非常辛苦，大家取得的成就不可以抹杀，那么我肯定也会宣传，这当然不是自我吹嘘。有时候反过来想一想，我个人被聘为全国慈善先进个人，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对咱们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就应该去争取这个先进的称号。这是另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接着讨论我们的话题。林州翟会长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讲慈善。我们这个团队也曾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变与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一书。在此书里我们写到，李大钊在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其实就是四个字:“阶级竞争。”外国记者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问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毛泽东也说是阶级斗争。我本人和魏老师、杨老师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着深刻印象，当时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道理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就是阶级斗争。

但是从2004年开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讲和谐社会，这种阶级斗争的观念开始得到比较显著的转变。我对此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总是讲斗，现在讲和，而和谐之和对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在“文革”中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可以分成左中右三派，三派之间肯定会展开斗争。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所以现在一些人就养成了斗的习性，这种习性是不好的。所以这两天网上有人说，究竟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问题。照我自己的思考，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存在，有人虽然老了并没有变好，他仍然是一个坏人，也有一些人并不是坏人，但是老了以后变坏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当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系到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到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

按照翟会长的思路和所提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就是我们工作严谨的态度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太胆小，步子迈得太小，没有雄心大志，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言及，没有气魄，甚至有点小家子气。我经常跟博士生说，作为博士生，完全有能力独立提出新的概念，就像杨老师刚才在文章中提到的对慈善事业的界定，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但是杨老师完全有资格、完全有能力提出这样的概念。作为博士生也一样，有资格和能力提出自己的概念，甚至可以搭建自己的理论研究框架。如果质疑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在学术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突破，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在对时间问题的研究中，必须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概念来分析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我们就不会取得长足进步。

还有一点，我同意魏老师刚才所讲，慈善不能被矮化。在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心工作人员曾经赴宝鸡调研。当时宝鸡市慈善协会朱宗柱会长跟我说，慈善就是塞牙缝，长江黄河的大桥是国家修的，渭河泾河的大桥是省上修的，家门口的小桥是我们慈善修的，这里一层意思就是慈善是政府工作的一种补充。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没有估计到的事情就有慈善协会来办理。我一直认为朱会长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慈善无非就是做这样一些小的事情。最近在秦岭山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慈善便民桥，以前叫慈安桥，现在是省慈善协会与省财政厅合作的项目，所以改名叫“慈善便民桥”。在中心成立之初，我和中心执行副主任刘莹以及秘书长王元琪有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即关于小慈善和大慈善的问题。我觉得慈善应该是比较宽泛的概念，是个大概念。我甚至认为现在的慈善都应该与改变我们国家某些恶劣的社会风气有关系，既然是慈善，就包含着“善”的广义概念，捐款捐物放在一边，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要求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并没有哪个机构管理这样的事情，良善属于社会道德领域，不像西方社会的宗教，既管理道德也管理犯罪，中国则不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部门，当公民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这样一个社会公共部门倾诉，而西方的教会就可以倾听人们的忏悔。在中国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倾听人们的倾诉，也不会管理着人们一心从善的事情，慈善协会没有这个权利，可是它有这个社会影响力，即让人从善、学善、行善，不要作恶，不要违背道德，不要违法乱纪。

再一个是对做慈善的评价问题，比如高调慈善。最近又有很多人在网上评论陈光标赴美发放善款并着雷锋装，唱红歌的慈善活动。有人说陈光标的做法是骨子里透着媚俗之气的炒作行为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陈光标在做慈善的时候有没有作恶?反证一下陈光标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恶行，他穿着雷锋装，唱红歌，等等，有没有对一些人产生恶劣影响。如果没有，至少慈善界的人心胸应该宽广一些，应该认可或者宽容他的行为他至少已经捐献了自己数以亿计的资产，而且不分国界。网上有人说陈光标有钱不捐给自己的同胞，却捐给了美国的穷人，至少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慈善是不分国界的。汶川地震时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都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巴基斯坦甚至将全国的帐篷都运来给灾区老百姓渡过难关，这就是说慈善不分国界，人类有一种天性，就是当看到同类遭受灾害时，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拯救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一些中国人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观点，在网上批评陈光标有钱不捐给中国人而跑到美国去“炫富”，言辞之尖刻，令人难以接受。我可以理解陈光标把钱拿到美国去救济穷人的行为，因为慈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慈善是全人类的普遍善念和善行。

我在自己的QQ空间里，向众多的好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生命、自由、爱情三者之间排序，几乎所有的好友给出的答案都是:生命第一，自由第二，爱情第三。没有生命就根本没有后两者，有了生命才可能会有后两者，可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爱情。所以人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活命主义者，人活着就要做事情，如果死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总之，生命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那么，我现在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的是大慈善，不是小慈善，不是只给政府帮忙塞牙缝。其实刘会长的意思也是要做大慈善，他也把环保作为慈善事业的活动内容，比如在渭河环境保护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上也是这么讲。刚才讲到公益和慈善的问题，我跟王有红、王元琪还有陈中奇三位一起去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一直在讨论扶贫、公益、慈善、学雷锋做好事等概念的问题。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分析这些概念，简单解析了一下对这些概念的划分界定。比如说，一个富人开车进山郊游，由于山路不好走，车轮陷到路边泥坑里无法开出来，山村的村民都来帮他把车抬出来，他很受感动，于是帮助村子修了一条路与环山公路相连接，方便了村子里人的交通，同时也方便了许多人进山游玩。这种行为算是什么呢?我的定义是公益，因为这个富人的脑子里开始并没有考虑扶贫的问题，但扶贫协会或扶贫办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扶贫的行为。村子里的人由于交通便利了，可以将山货送出去销售，很快地脱贫致富了。那么这就是扶贫，也是公益，而不是慈善。但是如果我们的慈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的话，那么这个行为也可以说就是慈善。

我有这样的认识:第一是慈善人的胸怀非常宽广，可以容纳很多类型的善行，包括被人质疑的善行，像陈光标这样的善行，即所谓高调慈善，算不算真正的慈善，我觉得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是社会各界的人们也应该胸怀宽广一些，不要因为某地方的慈善组织出了一些事情，就不切实际地指责慈善事业，甚至是要一棍子打死。现在要求民办慈善，改变官办慈善的呼声很高，认为官办慈善就有可能导致腐败。其实我们知道，即便是在政治领域，在综合素质最高的政府官员内也存在一些贪污腐败的行为，十八大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查处了数十名腐败高官。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应该对慈善协会要宽容，出一点问题可能是局部的，不一定是恶意的，跟巨额的贪腐相比可能并不是很严重，应该有一种宽容心。慈善人本身对自己和社会都要宽容，社会对慈善界出现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之后也要宽容。否则慈善没有出路。

第三，今天讨论的问题，综合杨老师和魏老师的意见，我认为慈善是分阶段、分类型的。萌芽时期的慈善、古代慈善、近代慈善、现代慈善是在不断转型之中的。过去的慈善事业在中国是以官方、民间、教门三方面共同促成的。据研究成果而言，现在中国的医院最初是跟教门有关系的，在灾害发生之时，在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救助方面，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社会的宗教机构，其实也跟慈善有一定的关系。在美国经常会有施舍的活动，慈善组织或教会在某个地方摆放很多东西，像热狗、汉堡和比萨等食品，任由人们自由取食。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特定的日子里，市民只要支付两美元或者更少的钱，就可以在一个店里饱食一顿，任何人都可以。

西方的现代慈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文明，有人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也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恐怕不是这样的。当中国的GDP发展总量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社会是不是与美国社会一样呢?肯定不是。如同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社会的发展一定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周围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农业文明之后的中国社会在后农业文明到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并使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那样，而是在坚定地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即使在后工业文明社会之后，中国也是在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跟在美国之后亦步亦趋。

同样，慈善业也是如此。美国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巨富向社会捐款，中国社会也有陈光标等一批富豪向社会捐赠巨款，这在表面上看情况似乎是一样的，但中国的慈善发展绝对不可能和西方的慈善有很大差异。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慈善，认为中国也要完全照西方的路子去办慈善，这种观点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指责的，学习或者借鉴西方国家的慈善理念和慈善行为，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慈善事业有益无害。但是，中国慈善不能按照西方国家去照本宣科，而是要寻找自己的慈善源头，梳理中国慈善发展与转型的轨迹，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正如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中西方文化融合而成的，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结晶，所以它的源头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优秀文化。

到现在为止，对慈善的本源，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已经比较清楚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一种慈善，毛泽东是不是最大的慈善家，这是一个值得大家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果从解放亿万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讲，毛主席就是一个最大的慈善家，老百姓给他赠送的牌匾上就写着“人民救星”四个大字。一个人都被称为“大救星”了，还能不算是慈善家么?这是一个问题。

与此相关的，我们还要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跟慈善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这个框架结构下，我们知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毫无疑问应该包括社会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是我们从事慈善文化研究者的重要责任，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型的理论探讨会，对于我们所探讨的几个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今天的理论探讨就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