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慈爱和友善成为三秦新文化

让慈爱和友善成为三秦新文化——与中心秘书于洋的谈话

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秘书于洋与师兄马金保博士合作承担了“陕西省公众慈善认知的调查研究”项目。目前，这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结束。借此次谈话的机会，于洋向中心主任陈国庆教授汇报了项目的基本情况。以下是谈话的记录。

时间： 2013年12月31日下午

地点：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

于洋（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秘书，以下简称于）：老师，今天正好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到年底了，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想跟您谈，那就从我今年承担的这个项目说起吧。我跟师兄马金保博士共同承担了一个项目，就是“陕西省公众慈善认知的调查研究”。经过半年多紧锣密鼓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现在的调研报告已基本撰写完成了。通过这个项目的调研，我也加深了对陕西省公众对慈善的认知情况，为陕西省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陈国庆（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下简称陈）：“陕西省公众慈善认知的调查研究”这个项目，是在今年年初召开的2013年度工作安排会上确定的。马金保博士为了这个调查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对于他的工作，我是满意的。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踏实肯干的那样一种精神，值得你们这些年轻的师弟师妹们好好学习。

于：我要向老师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次开展项目调查的基本方法。

在项目调查中，我们主要运用的抽样方法是地图抽样法。地图抽样法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项目结合我国国情，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它通过对某个社区展开实地绘图确定抽样框以及样本，并据此进行入户访谈。该调查方法克服了人户分离等难题，确保了入户访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因而逐渐为国内各高校及科研院所所采用。我们运用这种抽样方法，最后确定了10个地市共34个居民区进行调查，使用CGSS的随机数表抽取到户，确保调查抽样的随机性。

在调查方法的选择上，我们利用多种调查方法，从多个层面对选取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

第一个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是目前社会调查研究中广泛采用的调查方式，即由调查机构根据调查目的设计各类调查问卷，采取科学抽样的方式（随机抽样、整群抽样等）确定调查样本，通过调查员对样本的访问，完成事先设计的调查项目，最后，由统计分析得出调查结果的一种方式。它严格遵循的是概率与统计原理。因而，调查方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这一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影响，除了样本选择、调查员素质、统计手段等因素外，问卷设计水平是其中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此调查方法能够同时保证调查的信度、效率及成本，尤其适用于大型且全面的量化研究项目，所以，问卷调查成为本课题主要的调查方式。

第二个方法是访谈调查法。所谓访谈调查法，就是访问者根据访谈大纲内容，通过口头交谈的方式，直接向被访问者了解社会情况或探讨社会问题的调查方法。按照不同标准，访问调查法可划分为不同种类，一般多采用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无结构性访谈等类型。访谈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接近被访谈者、提出问题、听取回答、引导和追询、访谈结束和再次访谈等几个环节。要取得访谈的成功，访谈者必须在访谈过程的各个环节上，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访谈技巧。访谈调查的优点是能广泛了解各种社会现象，深入探讨各类社会问题，不仅便于了解比较，而且能提高访谈的成功率和可靠性，能适用于各种调查对象。不足之处是时间和人力投入较大。因而访谈法适合于典型个案的深入调查。对此，本次调查，我们抽取了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代表性个体对其进行结构性访谈，辅以半结构性访谈。

调查小组先后赴西安、宝鸡、汉中、渭南、延安、安康、榆林、商洛八个城市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实地访谈，倾听被访谈者对当前慈善事业的了解状况和认知程度，以及自身的看法和期望，结合被访谈者的不同背景，全面详尽地了解不同群体对慈善事业的不同态度。同时，对部分典型个人或集体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员把握访谈主题、掌握访谈节奏，同时，适当进行引导，对问题进行认真、详细了解，以保证访谈的真实性。

第三个方法是集体访谈法。所谓集体访谈法即开调查会，就是调查者邀请若干被调查者，通过集体座谈方式了解社会情况，或者研究社会问题的调查方法。其实质是访问调查法的一种扩展形式，它与访问调查一样，是访问者与被访问者面对面的直接调查，即通过交谈方式进行的口头调查，也就是双向传导的互动式调查，这几种调查需要一定访谈技巧的有控制的活动。要取得集体访谈的成功，调查者不仅要有熟练的访谈技巧，而且要有驾驭调查会议的能力。集体访谈是比访谈调查法更高一个层次的调查方法，也是一种更复杂、更难掌握的调查方法。集体访谈的最大优点是集思广益，有利于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把认识问题与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结合起来。在集体访谈过程中，调查者不仅可以向被调查者了解客观情况，而且可以通过与会者之间的探讨、争辩、反驳、补充，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更有利于共同探寻解决社会问题。

陈：你们使用的抽样方法，近年来多见于国内的大型调查上，这种抽样方法，我也有所了解，科学性高，客观性强，运用随机数表最后能够直接抽取到调查者本人，是层层深入的抽样方式。在调查方法上，你们的项目要调查的内容是认知度，本身是一个很难量化的调查内容，所以你们又采用了集体访谈等多种形式收集信息，这样的方式非常好。

于：我想汇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收到的问卷情况。

我们根据中心所做的项目计划，针对此次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辅助于问卷调查，在陕西省八个城市：西安、宝鸡、汉中、渭南、延安、安康、榆林、商洛进行了调研，其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1000份，有效问卷987份，问卷有效回收比例达到了98. 7%。通过这些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为我们进行后期的数据统计、分析原因与结果、撰写调查报告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为调查报告的撰写提供了数据支撑，提高了调查报告的信度和效度。

第一，问卷比例。

在陕西省八个城市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1000份，有效问卷987份。其中，在西安市发放问卷300份，占问卷总量的30%；在其他七市各发放问卷100份，均占问卷总量的10%，总计100%。

第二，年龄结构。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68人填写了年龄的信息。本次调查对象共分为五个年龄段，其中24岁及24岁以下共386人，占39. 9%； 25—35岁共226人，占23. 3%； 36—45岁共196人，占27. 3%； 46—60岁共184人，占7. 2%； 60岁以上共84人，占2. 3%。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比较平均，但集中在青年、中年人群，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陕西省公众对于慈善事业认知情况的整体程度。这其中24—45岁的被调查对象最多，这些年龄阶段的人更多的是在校大学生，以及公司企业的骨干或中坚力量，能较好地反映公众的慈善意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第三，性别结构。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75人填写了性别的信息。本次调研总体被调研对象中，男性比例为47. 1%，女性比例为52. 9%。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

第四，职业类别。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59人填写了职业的信息。问卷有效率为97. 16%。在受访的调研对象中，农民或农民工共68人，占6. 9%；学生（含毕业待业者）共385人，占39. 0%；公务员共85人，占8. 6%；教师共56人，占5. 7%；工人共55人，占5. 6%，企业管理或技术人员共131人，占13. 3%，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共92人，占9. 3%，其他职业者共87人，占8. 8%。

第五，学历结构。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37人填写了文化程度的信息。在受访的对象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共45人，占4. 8%，初中学历共100人，占10. 1%，高中及中专学历共231人，占24. 7%；大专及高职学历共138人，占14. 7%；本科学历共394人，占42. 0%，硕士及以上学历共29人，占3. 1%。由此可见，受访对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占84. 5%，符合对本课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要求。

第六，宗教信仰。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56人填写了宗教信仰的信息。在受访对象中，有61人有宗教信仰，占6. 38%。

第七，经济收入状况。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952人填写了月平均收入的信息。在受访对象中，最低保障或无收入的共338人，占35. 5%，少于或等于1500元的共140人，占14. 7%，1501—3000元的共276人，占28. 0%，3001—5000元的共156人，占16. 4%，5001元及以上的共42人，占4. 4%。总体上看，各级月收入调查者的人数分布比较均衡，无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能够从各收入阶层了解其对慈善事业的认知状况。

通过数据分析及对陕西省八个市区的比较发现，调研对象总体学历层次比较合理，在年龄结构的组成方面，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4岁及以下、25至35岁，以及36至45岁三个年龄段。同时，受访者职业涉及教师、学生、企业职员、公务员、农民，等等，其中以学生和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相对较多，职业分布比较均匀。受访者的经济收入状况比较均衡，能够从多阶层反映出陕西省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状况，是比较理想的调研抽样结果。

于：第三个问题是，陕西省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认知的基本情况。在这里，我主要概括出公众对慈善事业认知的四个方面。

第一，帮助弱势群体和促进社会和谐，是慈善事业的基本内涵。

陕西省公众对此已基本达成社会共识。在捐助动机上，不论是对慈善家的动机，还是自己捐赠的动机，都有超过半数的公众认为是同情、善心；在救助对象上，八成以上的人表示愿意救助自己周围遇到困难的同事、同乡、同学、朋友，七成多的人表示愿意救助陌生人。在现代社会，贫困与不幸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贫困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问题，这一点基本达成了社会共识，这对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和援助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大环境下，慈善事业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第二，慈善事业在陕西社会正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两成的公众知道，有中华慈善总会这一公共慈善机构。国内几项大型慈善活动在公众中的影响很大，希望工程和2008年汶川地震赈灾活动的公众知晓比率达到60%，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九成以上的调查者认为，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还应该发展慈善事业。公众中九成以上的人对慈善捐助与志愿者活动对弱势群体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这些调查结果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陕西的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慈善，认可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社会成员参与慈善捐助成为他们表达爱心的积极实践。

有超过六成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参加过慈善活动。而在工作单位组织的捐助活动中，员工的参与率超过45%。社会公众更多地参与单位及工会组织的捐赠活动，已成为陕西省慈善公益事业的一大特色。就一般理解，慈善事业通常是指众多的社会成员建立在志愿基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救助行为。它通过合法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捐献的方式，按特定的需要，把可汇聚的财富集中起来，再通过合法途径，用于无力自行摆脱危困的受助者。慈善事业突出表现为以爱心为动力，以捐献为手段，以救助为目的的社会行动。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中国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单位组织的捐赠活动，应该是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这显然与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生活中长期实行的单位所有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西方社会，慈善捐赠更多地通过慈善机构做中介，而在陕西，慈善捐赠除了通过慈善机构做中介外，还有很多是通过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会组织来实施的，这成为陕西省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特点。

第四，社会公众已将慈善事业公信力和组织透明度纳入日常话题。

自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而国内的慈善事业也因此受到巨大影响，慈善公信力不足，会直接导致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增加善款募集工作的难度，慈善组织公信力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收集善款总额的下降。然而“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郭美美事件”之后，社会公众开始将慈善事业公信力作为公共话题频繁讨论，超过70%的陕西省公众在对慈善组织捐赠时，最看重的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度，整个社会兴起了公信力探讨的热潮。

陈：以我对陕西省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的了解，你所归纳的公众认知情况的这四个方面，还是比较客观的。对这第四个方面，我还想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虽然“郭美美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讨论，还引发了公众对慈善组织公信力和透明度的问责，使全国的慈善事业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根据去年我们在陕西省各地市调研的情况来看，陕西省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主要也是因为陕西省本土的慈善组织做事踏实、实在，有很多基金会与省内慈善组织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建立在较高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基础上的。公众对慈善公信力和透明度的重视，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慈善事业要发展下去的这个关键因素，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省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度比较高。

于：老师，您说得很对。在这次调查中，很多的调查结果与中心这两年到陕西省各地调研所获得的信息是类似的，或者差异比较小。通过这次的调查，我们对陕西省公众的慈善事业认知，以及陕西省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也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识。毕竟现代慈善事业在我省起步较晚，总体上还十分落后，其发展中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调查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归纳出五点问题。这也是我要向您汇报的第四个问题。

第一，全社会尚未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它的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也就是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当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也就不可能产生公益意识和慈善意识，而是将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完全归为政府职能的范围。社会慈善意识的觉醒与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民主意识紧密相连，美国等发达国家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与慈善意识同样浓厚。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家的仁政与民间慈善事业是不能并存的，使得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有很大的排斥性，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慈善事业采取了排斥、敌视的态度，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等多项事业，理所当然地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方慈善机构的成立及一些慈善项目的实施，中国公众才开始逐渐接受和认识慈善。陕西省公众仍然认为，慈善事业的主力是政府而非全体社会公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慈善意识在陕西省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第二，地方慈善机构的社会影响力较弱。

超过75%以上的公众不知道陕西当地的慈善组织或者机构，比例已经超过调研对象的四分之三。超过一半的陕西公众不知道其生活的城市有地方慈善协会。这极大地影响了协会的资源动员能力，制约了陕西省慈善事业的发展。公共慈善机构是实施慈善救助、挖掘慈善资源、发展慈善事业的组织基础，慈善机构的工作是培育全社会慈善意识，动员、整合全社会慈善资源，在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如果陕西省的慈善组织都未能在公众心中留下印象，那么，上述慈善机构的作用便无从谈起。

第三，公众对慈善法律法规及慈善税收优惠政策了解程度低。

调查数据显示，有近20%的公众对问卷中提到的常见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全不知道，对慈善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低。另外，仅有7%的公众对我国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非常了解。政府有关慈善法律法规和税收优惠政策有待落实和加大宣传力度，以使公众依法行善，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这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真正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从而有效地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二是努力使法律规定和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忽视了这些，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大打折扣，难以有效地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第四，公众对现代慈善事业新特征的认知度低。

在考察“鼓励全民参与慈善，优于富人慈善”这一观点时，超过一半的公众认为，富人是慈善事业的主力，陕西省公众尚未形成全民慈善的基本理念。在理解捐赠者与受助者的关系上，还未能将两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认识；对捐赠者的道德要求较高，仍旧认为慈善事业是一项道德标准特别高的爱心事业，不能做到对捐赠者相对的宽容；对慈善组织要求高，尤其体现在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上，要求其完全公开自己的信息，而在事实上，慈善组织一方面需要对捐赠者的信息予以保护，另一方面，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也需要坚持一定的保密原则。可见，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慈善理念上，很多人仍旧持有“为富不仁”的以偏概全的观点和“劫富济贫”的偏激想法。现代慈善中的平等、公平、尊重、宽容、效率等核心价值，还未能深入人心。

第五，加强慈善组织建设，提升组织的公信度刻不容缓。

7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实施捐赠时，最看重的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度”，而表示自己捐赠时最看重的是“有自己信赖和喜爱的社会名人做其形象大使或参与其中”的受访者比例仅占2. 14%，悬殊的数字提醒我们，加强慈善组织建设，提升组织的公信度意义重大，非同寻常。慈善事业的成败，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而建立和完善慈善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机构内部规范和高效管理，强化组织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度，是每个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就要求慈善组织严格自律，在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队伍建设、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慈善事业也需要他律，需要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建立社会监督机构，慈善组织定期公布财务收支状况，严格审计制度，通过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来提高其社会慈善资源的调动能力。

陈：实际上，你提出的这五个问题，与现代慈善理念不无关系。从慈善宣传，到慈善法制建设、再到慈善组织公信力，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慈善事业出现的新事物。现代慈善事业之所以与传统的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断裂”，社会形态、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都与以往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社会的各类变迁中，价值观上的变迁是最为缓慢的，而陕西省又地处内陆，发展的脚步并不是很快，所以就会出现传统慈善理念与社会要求的现代慈善发生冲突的现象。

于：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能够拓宽我们这次调研在分析上的思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不管是公众认知度低，还是慈善事业发展遇到瓶颈，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接下来应该采取的策略。对于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认知度的提高，我们想到了四条实现的路径。

第一，加强慈善事业宣传。

在调查中，公众对陕西省的慈善组织和地方慈善协会了解缺失较为严重，现代慈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鼓励慈善宣传。传统慈善理念中包含的“做好事不留名”“好事不出门”等观点，已与时代脱轨，慈善事业是充满爱心的活动，是能够在阳光下行走的。对于陕西省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说，社会公众是主要力量，而重要的执行力量就是各种慈善组织，陕西省本土的NGO和地方慈善协会应加大对自身的宣传，包括宣传慈善理念、慈善项目、慈善劝募等等，让公众感受到自己身处慈爱友善的社会大环境中，使慈善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公众在进行慈善捐赠时，普遍反映没有获取捐赠信息的渠道，这主要是因为公众的捐赠方式还停留在传统的以单位为基础的捐赠方式上。所以要加强对捐赠方式的宣传。另外，还要加强对慈善法律法规和免税政策的宣传，鼓励公众依法行善，合理行善。

在宣传方式上，要善于利用多种传播方式发挥综合效用。

要综合利用大众传播，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作为舆论导向的重要阵地，同时，要注重利用新媒体的力量，如微信、微博等，拓宽信息的深度与广度，打破人们获取信息的界限，使宣传更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实现公民间点对点的传播。

要建立社区慈善文化。建立全民参与慈善的立体格局，利用展板、宣传栏宣传慈善，创设慈善环境，开展“慈善之家”“慈善之星”评比活动，让善念成为慈善文化核心价值及人们行为规范，宣传扶贫济困、诚信友爱，互帮互助、奉献社会的价值观，使社区成为慈善文化宣传的阵地。

第二，慈善法律建设应摆在重要位置。

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慈善法》，近年来，国内许多省份、直辖市都开始尝试制定《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以管理和规范地区内慈善事业的发展。2012年底，陕西省制定了《陕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省慈善事业法律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慈善法律建设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早有指导：“坚持政府推动的原则，坚持民间实施的原则，推动慈善文化建设，强化民众慈善意识，培育发展慈善组织，加强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广泛深入开展志愿活动，支持社会办慈善福利机构，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完善慈善税收减免政策，保护公众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组织各类慈善捐赠活动，开发多种慈善救助项目，加强慈善工作队伍建设，促进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的贯彻执行，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地方慈善法律法规的制定应按照《纲要》的意见执行，此外，还需要注意提高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第三，建立完善的慈善激励机制。

应当设定多种渠道、方式来激励和奖励为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奖励方式可以是物质方面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奖励机制必须制度化、规范化。

在法律层面上，提高慈善捐助税前免税率，参照西方国家惯例，实施税收政策倾斜。

首先，应进一步提高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税前免税率。在现行企业慈善捐助税前12%免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税前免税率，力争实现慈善捐助的全额免税，并消除个人向不同慈善机构捐赠享受不同税前免税率的做法，消除“公办”慈善机构在免税方面的特权，在全省推行“普惠制”。

其次，建立简便可行的退税机制。针对申请退税手续复杂、地区做法混乱的现状，应指定专门办理退税手续的国家机构，简化善款退税程序，方便捐助人办理退税手续，使捐赠人办理减免手续的程序规范化、制度化，改变慈善捐赠申请退税难的现象。

再次，建立公民参与慈善事业的法律激励机制。可以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提高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实现慈善捐赠由自愿行为向自觉行为的转变，通过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等，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

在道德层面上，授予荣誉称号，对慈善人物进行广泛宣传。现在，社会上不缺少各种慈善奖项，也包括以某人命名的基金或教学楼等，在此基础上应该完善相关机制，在奖项设立上，应听取公众意见，获得大众认可，慈善机构可以将拟设立的奖项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或由公众投票产生，也可以公开征集奖项名称。在慈善人物宣传上，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慈善电视台、慈善频道或网站，宣传那些慈善人物的事迹，展示其平易近人、真实平凡的一面，让每个人都觉得能学习，可以学习，不能沿袭以前的动员式道德宣传方式，将先进人物宣扬得非常神圣，完美得让人难以学习，最后只能用口号学习代替实际行动。此外，还可以采取经济上的激励。对那些对慈善事业有贡献的公众进行象征性的奖励。

第四，大力弘扬现代慈善理念。

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的慈善理念虽有其优点，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现代慈善理念应运而生。传统慈善往往跟宗法制度、道德传统、封建集权体制联系在一起，像水波纹一样由近及远扩展开，带有明显的等级性、随意性，还带有强烈的恩赐、施舍色彩。而现代慈善首先强调平等性，强调要尊重受助人的人格尊严，双方是一种相互信赖的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恩赐、施舍的关系。我们在王振耀先生提出的现代慈善十大理念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理解，提出现代慈善的四条原则。

1．自愿原则：公民自愿，社会主导

慈善是公民的自觉奉献而不是政府强制规定的义务，因而慈善应该以社会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

2．赞赏和包容：对捐赠者给予赞赏，行善不问动机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而对捐赠者应该给予赞赏而不是百般挑剔，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现代慈善特别关注社会的积极效果，而往往不是严格拷问慈善家的社会动机。传统社会往往认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但现代慈善确实倡导超越性的大爱。

3．透明有度：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慈善的公开透明与政府的公开透明有着重大区别。政府因为是纳税人供养，因而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但捐赠者的捐献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义务，因而公开透明的前提，是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捐赠者不愿意向社会公开，社会舆论也应十分尊重这一规则。这里通行的是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4．合作共赢：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推动

慈善工作要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政府和商业界的加入，同时，也不乏与政府和商界的合作，慈善界追求建立更多的关联以壮大自身。

陈：在今年的工作中，中心也做了一些关于慈善宣传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高峰论坛，还是“慈善文化进大学”活动，都是对慈善事业和慈善精神的宣传。刚才你提到要进行慈善法律法规，以及免税政策的宣传，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心工作可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同时，在弘扬现代慈善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根据陕西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理念的传播，要注意运用新途径和新方法，比如，网络慈善、微慈善，等等。要借助社会力量，包括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公众，一起来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希望有一天，慈爱与友善能够成为三秦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