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与自然界

物质生产与自然界_夏商时代的社会与文化

第四节　物质生产与自然界

一、生产中的自然与自然中的生产

实际上，生产从来就不只是在田间或工厂里发生的活动，相反，它注定要在大自然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类的生产才是可以理解的。最初的生产：采集、狩猎、捕鱼，那是直接在纯粹的大自然中进行的，是纯粹自然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人与大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最直接、最纯洁地表现出来。只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才从大自然中凸显出“田地”的意义，地界的出现直接地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私有制，是私有制赋予了生产在“田地”里进行的假象。这种假象，造成了对自然的分割和狭隘的理解，从而，引导人们对农业时代的生产主要只从人与土地（田地）的狭隘关系——从私有财产的关系、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上去理解，其他的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都被当作生产的偶然因素忽略了。不仅如此，在生产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生产好像又从广阔的田野转移到了城市及其周围的更加狭小的“工厂”里，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工厂生产”。这种生产从表面上看与其说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不如说是在“非自然”中进行的，工厂好像是人在大自然中武断地建立起来的一块“飞地”，在这其中进行的活动，表面上看与大自然几乎完全无关。

这样一来，似乎生产愈是发展，生产中的自然因素似乎愈是被隐去，生产的发展好像使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和狭隘了。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从最初的自然生产到农业时代的田间生产再到现时代的工厂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疏远和狭隘了，而是更加紧密和广泛得多了。生产的发展只有从人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日益地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才能得到说明，自然的概念绝不是缩小了，而是相反。

如果说最初的生产尽管是大自然中进行的，但这种生产恰恰是一种最狭隘的生产。对它的理解只需要建立在对土地、气候、动植物的最一般的理解的基础上，它的直接进行也只局限在狭隘的地域里。先民生产的狭隘性是与他们社会关系的简单性相一致的。但一当生产从纯粹的大自然转移到愈来愈纤细的田间里进行，对于这种生产的理解就复杂得多了。原先的对气候、土地、动植物的一般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的更广阔和更加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中国秦时代生活在关中的某个农民的生产，他田里的水可能来自很远的郑国渠，而不再仅是周围的池塘和天上的雨水；他耕田用的农具上面的铁则来自更遥远的产铁区；他种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可能要被运到很远的地方去消费……总之，对于他的生产，只有在比原来更加大得多、深刻得多的“自然”中才能得到理解。至于现代的工厂生产，对它的理解更加要以整个世界及其历史为背景。一方面，无论是生产用的各种原材料的来源，还是生产用的各种机器设备，都必须在与人和自然的更深刻更广泛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消费早已经是世界性的；另一方面，生产中的各种知识成分和管理，也无不表现为世界历史性的。所以，无论是初始的生产，还是后来农业时代的田间生产，以及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工厂生产，都必须在愈来愈广阔和深刻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绝不是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说”那样简单抽象所能涵盖的。

这样一来，生产过程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极其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生产从来都是以广阔的大自然为背景开展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对生产的理解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有可能，生产的发展本身只有在人与自然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另一方面，直接的生产活动从来就只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某一特定狭隘区域的特定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因子的改造，而且生产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意味着直接的生产越来越在狭隘的非自然的空间内进行——生产首先是在纯粹的大自然中进行的，后来转移到了狭隘的田间地界里，再后来又搬到了几乎完全不自然的人造工业厂房里。

正是生产过程本身中蕴含的这一矛盾导致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狭隘理解，这种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狭隘理解首先直接地表现在私有财产的观念里，或者说，私有财产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理解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87]也就是说：私有制使人以一种越来越自私和偏狭的态度来看待自然，自然界成了“纯粹的有用性”，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理解为“占有”，“拥有”。^[88]

但农业时代由于土地这种“由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性质，人对它的占有、拥有只能采取极有限的形式，自然的自然性质仍然在广阔的田野里直接地呈现出来。尽管有了代表私有制的纵横田埂的分割，但这种有限的分割在强大的自然统一性——阳光、降水、土壤、动植物等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可以说，农业时代对自然的狭隘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产的狭隘理解还只具有相对的次要的意义。因此，农业时代的私有财产也表现为一种“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89]。在这种形式下，“领主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关系的假象。……土地仿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身体。……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90]。而且“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源的开辟，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态度。它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91]。

与农业时代人对自然的田埂式软弱分割比较起来，工业时代的工厂生产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深刻得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的分割：暂时的、狭隘的、本质上与大自然统一的田埂被坚固高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厂房所取代；大自然的阳光、温度、土壤、降水、动植物等等一切自然统一性与其说直接地与生产相关，不如说与直接的生产无关；只有在成功地排除了大自然的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进行工厂生产，工厂生产本质上是“非自然”的生产。可以说，工厂是人在大自然中建立的一块飞地，在这里，大自然的一切变化表面上与生产无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产才表现为劳动者通过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的加工和改造。

正是在生产的这种发展阶段上，原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获得了真正完全的形式，所有者的统治失去了一切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最终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92]

二、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

如果说对发达形态的私有财产的理解和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工厂生产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但对工厂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理解却不能从农业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直接地引申出来，它必须同时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正确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是整个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这一点，马克思在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上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

“自然科学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93]在这里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已经超越了那种把它仅仅只看作启蒙、有用性和发展的肤浅理解，试图达到对自然科学的实践（生产）的理解。他不仅发现了科学对人的解放作用的方面，而且发现了它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一面。关于对科学的生产理解，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得更直接：“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因素即所谓职能。”^[94]在这里，马克思直接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从生产来理解自然科学。

但马克思对科学始终只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只看到“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95]，只看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96]。虽然马克思看到了科学“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现实，但他把这种非人化的根源只从资本、只从私有财产去理解：科学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直接完成非人化。这样，马克思就把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外在化了，没有最终达到对科学的实践理解，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理解自然科学。由于马克思没有发现自然科学与工厂生产直接统一的真相，自然科学本质上被当作一种“中立”的因素，因此获得了区别于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式的独立性、中立性外观。这样，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就消失了。所以虽然马克思一直追求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追求唯一的历史科学，但这种统一的历史学一直没有达到。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就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必须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私有财产和实验科学。只有同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马克思的视野主要只集中在对私有财产的理解和批判上面，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理解，不能真正达到从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本体论角度来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单方面的私有财产批判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无意之中偏离了他原来制定的对实践的理解。

在开始对自然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马克思以后和自然科学批判的成果作一简单的回顾，出于篇幅的考虑，这里的回顾主要只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马尔库赛（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很早就注意到自然科学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特殊意义。1962年他在一篇题为《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中，论述了西方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种种新变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思想。

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科学和工艺的合理性已锻造出一种以自己为基础和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溶入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它就以一种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它不仅表现在一般的意识形式中，而且已经转变成为政治意识形式的基础，工艺的合理性已经上升为政治的合理性。

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表现在它造成了新的全面的物化：工艺合理性使人们在劳动中成了自动机的附庸，在生活方面成了消费品的工具。通过这种物化造就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文明、单向度的思想、单向度的人。之所以说是“单向度”的，是因为科学造成了批判向度的丧失。那么怎样超越这种工艺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呢？他提出要按照“历史的合理性”对现存社会进行分析从而“把批判、矛盾和超越这一否定的因素引入到概念之中”^[97]。具体的做法，首先是激发出追求自由的潜能，他主要寄希望于“否定的自由”，他说：“这种否定的自由，即从既定的事实的压制人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中的先天部分”^[98]。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理性的观念：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并通过对技术的目的的询问，植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和使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

因此，实际上与其说马尔库塞是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合理性，不如说他通过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论证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并且主观地希望通过他的社会批判使发达工业社会更加合理。

顺着马尔库塞的思想，哈贝马斯进一步阐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靠对世界作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解释来论证其合法性，早期资本主义则在以新方式进行的劳动和商品交换中自然形成其合法性，但19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干预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以交换为基础的意识形成瓦解了，“取代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位置的是一种补偿程序，这种程序服从的不是市场制度的社会秩序，而是一种补偿交换关系机能紊乱的国家活动”^[99]。这种补偿程序正是通过以合理化为标志的科学与技术来进行的，因此，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技术统治的意识。哈贝马斯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韦伯的批评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技术理性，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这是一种方法上的、科学的、已筹划着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确定的目的和利益并不是后来补充上去的，也不是技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它们早已进入到技术设备的设计中。”^[100]

他肯定马尔库赛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但同时指出马尔库塞对合理化以及以合理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理解的局限性：马尔库塞没有注意到“劳动”和“交往”的根本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劳动和交往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的两种不同类型，他把劳动或目的合理的行为理解为工具的行为或合理的选择这两方面的结合，它建立在经验知识和分析知识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他把交往行为理解为一种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循的有效的规范来进行的，这些规范决定相互之间的行为期待，并且至少被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它的有效性奠基于理解各种意图的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义务的普遍认可而得到保障。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力量的扩张和人的物化的加深。交往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非统治形式的交往的扩张。但晚期工业社会中，劳动的合理性却引起交往的不合理化，社会批判的目标就是要揭示这种不合理化交往的性质和来源，并寻求合理的自由的交往。

可以说，哈贝马斯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他已经认识到“劳动的合理性”导致“交往的不合理性”的事实。但是他把“交往的合理性”与“劳动的合理性”从根本上置于不同的基础，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不能把交往的不合理性进一步归诸劳动的不合理性，不能在劳动中发现其不合理性，并从劳动的不合理性中找到交往不合理性的根源，从而使他的社会批判只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的批判”。

可以说，社会批判理论一方面近视地充满留恋地躺在科学技术给发达工业社会营造的舒舒服服的小安乐窝里，一方面又分明地意识到一种极其深刻的不安和危险，但由于对安乐窝的依恋而来的近视妨碍了他们发现真正的危险和不安的来源，由于没有发现真正危险的根源，终于使他们的社会批判堕落成为一种“矫情”。

如果科学技术一方面片面地给发达工业社会营造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小安乐窝，那么，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同时更全面地稳固地把整个大自然变成一个浑身溃烂、流着恶臭、令人不堪的病体。稍稍睁开眼睛，就会发现西方世界的小安乐窝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总体的掠夺、浪费和糟蹋之上的，它一方面贪婪豪阔地消耗着大自然有限的富源，另一方面又粗鲁地把它本身制造的恶臭的垃圾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到整个世界。现在，整个世界的环境问题正在空前地突显出来，具体详细地列举其病症甚至都已经没有必要了，尤其是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庞大的人口、短缺的资源，再加上发达工业社会的剥削，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脆弱紧张到了极点。而大自然固有的统一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表现出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全面和总体的生存危机的一个委婉说法。在这种全面的危机面前，传统的政治国家的界限已经失去了固有的意义。西方世界的小安乐窝在世界环境的倾巢之势下必难保其完卵。这样一来，不仅说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为代表的私有财产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无论资本主义的生产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都共同参与了对自然的犯罪，而且社会批判理论由之出发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就直接地走向其反面。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而在于它的不合理性，在于对科学技术本身展开全面的批判，在于对现代以科学技术为灵魂的“工厂生产”展开全面的批判。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首先在于破除传统理论给它罩上的神圣灵光，把它从中立的避难所里赶出来，统一在实践、物质生产或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天平里来对它进行审视，回复它的真面目。马克思实践学说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意识任何时候都是对存在的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的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01]。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说“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02]既然甚至模糊的东西都是物质生活的升华物，那么，科学就更直接更确定的也是物质生活的升华物。而且，科学没有独立的历史是很显然的事实，首先，科学总是时代的科学，它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而且，在现代科学以前，科学还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征，中医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使是在现代科学一体化似乎很明显的时代，科学多元论的呼声也同时很高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科学，科学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形式，科学的第一种表现形式甚至直接表现为巫术。关于巫术和近代科学的同构性，弗雷泽在《金枝》中首先作了天才的论述，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似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和推算出来的，一切不定的、偶然的、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进程之外。巫术是蒙昧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特殊把握方式，巫师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专家，巫师的权威是建立在他对自然的某种程度的正确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巫术体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智慧。正如弗雷泽所说的：就巫术的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巫术是蒙味时代的普遍的智慧之灯。

而且，不止如此，弗雷泽进一步说：科学的概括，或者用一般的说法，自然的法则，只是一些假说，用来说明我们以世界和宇宙这类响亮名词予以夸大了的、思想不断变化的情况。说到底，巫术、宗教和科学都不过是思想的论说，科学取代了在它之前的巫术和宗教，今后它本身也可能被更加圆满的伟说所更替，也许被我们这一代人想象不出的，与记录宇宙这一屏幕上的景象，看待自然界的一切现象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所代替。也就是说，巫术、宗教和经验科学只是人们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自然法则的不同程度的认识罢了。

如果说，纵横交错的田埂已经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某种初步的分割，而且这种初步的分割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自然界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例如由于森林面积的稳步减少引起的土地沙漠化，江河含沙量大增等等，但总的来说，这种分割还是一种只具有相对意义的软弱的分割，自然的统一性（阳光、降水、土壤等等）不仅在生产中表现出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使这种生产根本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对自然的伤害一般表现得相当缓慢，有些地方甚至被自然宽容地消解了。

但现代工厂生产却以一种深刻得多的方式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分割，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理解与农业时代完全不同，农业时代的生产主要的是凭藉自然的力量进行的，这种生产受到阳光、温度、降水、土壤等气候和环境因素等自然力量的直接决定性影响，自然对农业生产来说是活的自然。但工业时代的工厂生产却越来越排除自然力量对生产的直接影响，它是在对自然力量进行排除或控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它不受阳光、温度、降水、土壤等气候和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自然对工厂生产来说是死的自然，而工厂和机器等人造的物体才是活的，它们吞噬、消化着自然物，真正的自然物只表现为工厂生产的原材料。在这种工厂生产看来，莽莽苍苍的森林无非是木材，奔流不息的江河无非是航道和电力，覆盖在煤炭和石油上面的大地无非是多余的……这种生产把所有不能为工厂所利用的自然物，把所有不能变为商品的自然物视为废物，同时又把尽可能多的自然物尽快的消耗掉并变成废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103]对于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生产仅仅从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证明是远远不够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才造成对自然的杀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工厂生产也至少同样地破坏着大自然，如果不是更加全面和更加有力的破坏的话。

既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虽然也是在私有制度下进行的，但由于缺乏经验科学的帮手，所以它还可以表现出诗境的田园生活。但现代的农业生产由于传染了工厂生产的科学病毒，它也日渐地消褪其自然的色彩，而日益地表现为直接的工厂生产，从而表现为对自然的直接破坏。所以，对工厂生产的破坏性必定主要是经验科学的结果。

近代经验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信条是实验，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实验室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而实验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是对自然的僵死的理解，是对自然的分割和标本化理解，只有经过切割和标本化的自然才可以最终放到实验室里来考察，而传统实验里考察的自然总不外乎标本化的片面的僵死的自然。实验室排除大自然的一切偶然的意外的不确定的因素，实验室本身就是自然中的一块飞地，而在实验室里所完成的这种排除无非是自然的死亡。但人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对这种标本化的自然的操纵立即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造成了对自然的虚假的软弱的理解，以为自然不过是实验室里的标本和实验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对人的虚假的强大的理解，好像人可以把整个自然作为实验品加以控制和操纵。实验室里科学家的这两种虚假的理解通过现代工厂生产的形式，被无限放大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普遍观念，现代工厂生产首先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工厂生产无非是实验室的实验过程的批量化和扩大化，实验过程则是工厂生产具体而微的预演。

小规模的实验和工厂生产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历史阶段，但这种实验和生产一直只具有附属的意义，它们被浩瀚无边的自然经济淹没了。只是到了近代以来，基于实验的工厂生产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厂生产首先像古代的情形一样只是局限在城市及其周围开展，但很快就像瘟疫一样弥漫开来。它不仅在城市到处极快地出现并迅速扩大，而且无情地冲决了传统的产业划分的界限，工厂生产成了一种普照的光，所有的生产都打上了工厂生产的烙印。即使是原来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农牧业生产也无不表现出工厂生产的性质。农业虽然不得不仍然要在田地里进行，但农业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才表现出传统的性质，而原来田野的“野性”却早已被工厂生产熏染得无影无踪了，畜牧业和渔业则更加深刻地打上工厂生产的印记。整个世界都好像成了一座工厂，各个行业的不同似乎是车间和工种的不同，如果某个角落的生产还具有自然的性质，那也只是代表落后从而应当被革除的尾巴而已。

所以，现代工厂生产在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就把原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然概念实际上的扩大以及人对自然同时的狭隘理解的矛盾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工厂生产是以人与自然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对象性关系为前提的，工厂生产越来越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整个大自然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工厂生产又越来越实际地建立在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对自然的僵化、分割和狭隘的理解的基础上。矛盾的这种尖锐化也同时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自然的更加深刻的伤害，首先，自然被分割成工厂和它以外的自然。当自然被理解为仅仅在其中进行生产的工厂的时候，工厂就与自然本质上外在化了，纯粹自然的因素成为工厂应该排除的对象，工厂本身就表现为非自然的、超自然的。其次，工厂以外的自然物又被纯粹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解为有用物，理解为工厂生产的原材料。这样整个自然不是被理解为非自然的工厂就是被理解为可以分割的僵死的原材料，工厂成了自然的真正的屠宰厂。另一方面，是对人更深的物化。由于实践、生产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所以当工厂本身被理解为非自然、超自然的时候，人的一部分也就被理解为非人和超人，理解为操纵、控制、统治其他人的在人之上的人，理解为“科学家”；而当工厂把它以外的自然都理解为可以分割的僵死的有用物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其他的绝大部分人也就同时被理解为仅仅是操纵机器的工作机器和实现利润的消费机器，理解为“科学家”的实验品。因此，就像非自然、超自然的工厂在生产中把它以外的自然物当作僵死的标本化的生产资料进行杀戮一样，现代社会的统治也表现为一种排除个性、消灭人性的物化的、标准化的统治。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型，它们都来自实验室里科学家对实验品的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统治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统治。

如果说传统科学提供了这种物化统治的模型，那么私有制度就使这种物化的统治表现得变本加厉；或者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私有财产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把人异化和物化的趋向，那么科学技术就使这种物人、异化加倍地变成现实。私有财产和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的双方面的杀害是一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孪生兄弟，它们使破碎的更破碎，软弱的更软弱，骄傲的更骄傲，狭隘的更狭隘，贪婪的更贪婪……最后，整个自然都好像成了人的财产，人于是准备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了。但人永远都是大地之子，人永远无法摆脱他和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4]自然可以宽容地允许独生儿子汲她的乳汁，但却不能容忍儿子的乱伦。

马克思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他主张通过扬弃私有财产达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形式。他说：“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的性质，消灭劳动。”^[105]也就是说消灭强制性的“必不可免的联合”，达到“真实的集体”，“在真实集体的条件下，各个具体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06]这种“真实的集体”也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07]。这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现代形式，并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毋庸讳言，由于马克思没有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现代形式的把握也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因而使得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仍然表现出不现实的性质。如果生产仍然建立在传统科学对自然分割理解的基础上，私有财产就不可能真正被扬弃，人与人就不可能达到真实的集体中的那种自由联合。

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全面批判并把它教条化以后展开的一种试验，它最主要的缺点是只简单地从形式上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但把传统的以实验室为模型的工厂生产的实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工厂生产现在破天荒第一次集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国家工厂的生产，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实际上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工厂，广阔的不同区域只被当作国家工厂的不同车间，行业的区分只表现为庞大的国家工厂的不同工种。于是，原来资本主义分散的工厂生产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实现了，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本质。传统计划经济是实验室精神的极端表现，在这种实验中，少数的计划制订者成了国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们把国家工厂的生产整个地“预制”出来，庞大的自然和人群则被国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当作实验品，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对人和自然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如果说传统的工厂生产是对自然的逐步分解，是对自然的分步骤的杀害，那么，国家工厂的生产就是对自然的整体的肢解和全面的杀害。同时，通过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工厂，原来众多的资本家就变成唯一的资本家，实际上就把原来劳动者唯一的自由——选择资本家的自由也剥夺了。如果只剩下一家工厂的一个资本家，那么，这个资本家可能就要最大地表现出工厂和资本的恶，实践已经证明，国家工厂、计划经济对自然和人的伤害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伤害。现在这种计划经济的试验已经成了历史的烟云，庞大的国家工厂也已经倒闭了，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蒙羞。

但是，传统的工厂生产还在继续和发展着，它对自然和人的恶已经充分地暴露了，星星点点的分散的工厂正在稳步地向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进发，以期达到对自然的全面肢解和整体毁灭，并且从根本上使人类丧失家园，也同时从总体上毁灭财产。

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学说，回到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理解，实现对生产的总体理解，并且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同时开展对科学技术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才能洗雪马克思主义一个世纪以来教条化的耻辱，也才能使人类社会的直接生活的生产重新建立在人与自然的一种健康新型的关系基础上，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解。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科学的迷信在西方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尤其是对科学的批判也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那里展开了初步的进程，但仅仅对科学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这种批判放在生产的坚实基础上，从分析社会生产发展过程本身中蕴含的自然概念的扩大以及人对自然的越来越狭隘的理解这一矛盾着手，揭露传统实验科学扭曲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和真面目。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传统实验科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分割、片面理解基础上的。在实验室里，活的整体的大自然被当作死的标本的堆积和集合，传统科学的绝大部分对自然的结论都是在所谓“理想状态”之下的实验得出的，而“理想状态”无非是对自然的分割状态与非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整体的大自然的复杂的多样的活性就被当作偶然和意外的因素过滤和排除了，因此，从根本上说，传统的经验科学与其说是“自然”科学，不如说是“不自然”的科学。如果这种不自然的科学仅仅只是实验室里科学家的游戏，或者最多像炼金术一样只为怕死的达官贵人提供长寿的奢侈品，那么它对自然和人的恶就是无关紧要的，但不幸的是这个恶魔被贪婪的私有财产放出了实验室这个所罗门的魔瓶。千千万万的工厂生产把实验室的“理想状态”千万万万地复制出来并千万倍的放大，这样原来被忽略的、当作偶然和意外过滤掉的自然的活性就赫然和确定地挺立出来，再也不容忽视，这就是传统工厂生产与自然坚锐矛盾和对抗的根源。由于工厂生产顽固地按照实验室的精神坚持把巨大的自然的活性作为不确定性排除掉，工厂就成了非自然的、超自然的杀灭自然活性的庞大实在。在这种意义上，每一座工厂都是依附在自然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并且是正在日益恶化和溃烂、散发着逼人恶臭的肿瘤。

但是，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是要回到非科学，并不意味着要倒退到实验科学以前的巫术和宗教，它的目标应该是达到“真正的自然科学”。如要说传统的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的分割，是对自然的活性的杀灭，它的对象实际上是僵死的标本化的自然，它追求的是在理想状态之下实现和创造某种效果，因此，它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它还只是自然科学的前史。那么，现代科学的新发展则已经开启了对自然进行总体的自然和活的理解的可能性，传统的实验手段日益地被对自然的总体模拟所代替，尤其是现代超大型计算机的问世已经使这种对自然的模拟不断地趋向精确化。对自然的模拟追求的不再是自然的“理想状态”，恰恰相反，它不断地朝整体的活的自然接近。在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因素是应该排除和过滤掉的偶然和意外，相反，它不厌其烦地发现自然的各种哪怕是极微妙的因素，并充分重视和努力寻求它们对于总体的意义。随着这种努力的不断深化和全面，自然的整体性、活性必将越来越全面地呈现出来。基于这种对自然的总体的活的把握基础上的生产也将不再是传统的工厂生产，而将是一种新型的“绿色生产”。这种生产要求把生产的进行直接建立在对自然的“自然”理解的基础上，它充分地考虑生产的各个环节对于自然的各个方面的意义，这种生产由于排除对自然的分割理解，它就努力追求把自己的活动溶入到大自然的活的节律之中，成为自然律动的和谐的一部分。因此，绿色生产不再像传统的工厂生产一样是在活的自然的机体上建立超自然的肿瘤式的“理想状态”的飞地，相反，它是真正在大自然中进行的，真正和自然溶为一体的，它将是对大自然的锦上添花。

如果说传统的工厂生产在生产出自然的恶疾的同时，也把不完全的、不发达的私有财产生产成为发达和完全的私有财产，那么“绿色生产”在生产出锦绣自然的同时还将最终消灭私有财产，把财产变成整个人类的财产，“绿色生产”是与传统的私有财产完全相反的，也与狭隘的政治国家的观念相反。但既然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并不是纯粹观念的存在，它们同时表现为巨大的实在，因此对它们的扬弃也必然表现为现实的运动，就像对传统经验科学的扬弃将表现为科学的革命一样。这样，我们就要再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的哲学，共产主义仍然是现实的运动。

【注释】

[1]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46页。

[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12页。

[3]吴晓明等：《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6页。

[5]德文gegenstandliche的中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原译为“客观的”，现根据吴晓明的意见改译为“对象性的”，下引皆同，不再一一说明。

[6]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77页。

[9]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3—1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7页。

[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316页。

[1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24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8页。

[17]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0—121页。

[18]《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55—156页。

[1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7页。

[21]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1页。

[23]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3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9—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5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0—3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29—3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48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20页。

[40]吴晓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1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6页。

[45]俞吾金：《意识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35页。

[46]俞吾金：《意识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36页。

[47]俞吾金：《意识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3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3页。

[49]俞吾金：《马克思实践释义学初探》,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3期。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0页。

[51]俞吾金：《马克思实践释义学初探》，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3期。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40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25页。

[54]俞吾生：《马克思实践释义学初探》，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3期。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43页。

[56]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5页。

[5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1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6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8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6—77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3—74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3—7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4—7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4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488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4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472页。

[7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390页。

[75]《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334页。

[7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61页。

[7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60页。

[7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51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6页。

[80]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28—29页。

[81]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28—29页。

[82]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195页。

[83]《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442页。

[84]《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442页。

[85]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60页。

[8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202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4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3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0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83—84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84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89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8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70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664页。

[96]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75页。

[97]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225页。

[98]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223页。

[99]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学林出版社，1999年，59—60页。

[100]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学林出版社，1999年，39—40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0—31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30—31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6页。

[10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三卷），517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6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0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