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师范大学学报年第期评

近代文学_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1990年卷）

第一节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

甘肃的古近代文学研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以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省社科院、兰州师专、天水师专、张掖师专、庆阳师专、合作民族师专等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为中心的研究队伍；研究的范围逐渐拓宽；研究的角度、方法渐趋多样；学术交流（包括国际交流）广泛进行，整个学术空气活跃。据不完全统计，40多年来（1949—1991），发表论文达800多篇，学术专著及大小选注本、校点整理著作有50余部。下面按不同的文学类型，依次对研究状况作简要叙述。

一、诗词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中，诗歌的研究人员多，起步早，涉及面广，成绩显著。

（一）秦汉魏晋诗歌

20世纪50年代末，郭晋稀发表了《试从诗骚的创作方法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等文章，指出屈原的作品“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中国古典文学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

60年代初，郑文发表《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等文章，针对何天行氏《〈九歌〉作于汉代诸证》一文提出的10个问题，逐个加以仔细剖析，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他的《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的创作时间》（《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中关于“屈原的确曾被放逐于汉北”的结论，也引起学术界重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胡笳十八拍》，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鼎文《〈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光明日报》1959年6月1日）举出非蔡文姬所作的力证，阐述了是唐代董庭兰所作的理由。郭沫若肯定说“这是一种新的见解，这个见解点破了一部分的真实。”他的观点，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文化大革命”前，对陶渊明的讨论，也在全国形成热潮，彭铎《陶渊明诗注补遗》（《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共100条，多所发明。卢世藩的《陶渊明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诗人》（《光明日报》1959年1月18日）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陶渊明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观点，同李鼎文的《读陶诗札记二则》（《光明日报》1961年9月16日）一样，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郭晋稀的《诗经蠡测》及其续篇，分五次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对《诗经》训释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集声韵、文字、训诂与理论批评为一炉，突破旧说的地方颇多。尤其是对组诗的论述为探讨《诗经》中作品的流传、编集及作品的主题，开拓了一条新途径。祝敏彻、赵浚、刘成德、张文轩、侯兰生、郭芹纳合作的《诗经译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对《诗经》全部诗篇作了注释，并用现代诗歌形式作了翻译，还对押韵特点作了说明，附有《诗经入韵字总表》，这部译注，有一定学术价值。

汤斌《颂为武舞之首容说》（《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一文，对“颂”作了更详细、精严的考证解释，编后记中评价此文“考证古义，论证严密，自成一说。”获甘肃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甘肃学者对楚辞的研究，在全国享有盛誉。郑文陆续发表论文，对《楚辞补注》中所收汉人作品逐篇讨论，其《〈楚辞·哀时命〉试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大招》是屈原作的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0年第1期）、《《离骚》擎诂》（《文史》总第28期），尤其是《屈原不是伟大的作家吗？》（《楚辞研究与争鸣》1989年第1期），曾引起中外学者重视。

刘文英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对《天问》进行了研究，其《意在问中与理在事中——略论〈天问〉的艺术形式》（《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等文章，将《天问》看成是一篇奇特的哲理诗，前文认为《天问》在艺术上最独特而高绝于人的地方就是意在问中和理在事中，而问难的艺术形式，有一种强烈的理性启发力量。后文就王夫之的通释，分析了《天问》写作的背景、篇章结构、命题的意义、写作的目的，纠补王说，有独到之处。

刘让言的《屈原楚辞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与《诗人屈原及其作品》（《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文章相互映衬，介绍了屈原及作品渊源，对屈原作品的写作年代作了考证，指出“屈原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它是《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70～80年代，日本有的学者曾造出种种论调，否定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文史》总第25期），考证出《离骚》中“伯庸”为句亶王熊伯庸，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者发表评论，认为“确为屈原研究上的重大收获”，这篇文章获甘肃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的《〈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论定《九章》的《惜往日》、《悲回冈》二篇为屈原以后的楚国作家悼屈仿屈之作，并论定了《九章》的编成时代与班固、刘勰批评屈原的根由。他的《〈离骚〉释词》（《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7版），对《离骚》中一些历来不明确解和含混不清的词语加以诠解，得出了明白结论。他的《论屈原在歌诗向诵诗转变方面所做的贡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藻辞泾喻，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式》（《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屈赋对古诗风格情调的继承与创造》（《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等六篇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并获甘肃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过去，胡适曾认为像屈原这样的忠臣必不会产生在秦汉之前，赵逵夫《屈原之前楚国的一位爱国作家——莫敖子华考论》（《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考索分析了屈原以前另一位主张改革的政治家、爱国作家莫敖子华的生平与思想，推翻了陈说。国际著名楚辞专家、日本老一辈汉学家竹治贞夫教授对文中的议论大加肯定。他的《〈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也受到了国内外著名学者称扬。这些“屈原与当时楚国文学”系列论文7篇，获甘肃省高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崇琛楚辞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屈原美学思想试析》（《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全面论述了屈原美学思想的特征，指出内美与外美的和谐统一是屈原美学思想的核心，较好地回答了“楚骚美学”能否独立成体系这一理论问题。他的《楚辞齐鲁方音证诂》（《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首次考证出《楚辞》中有齐鲁方音存在，并探讨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他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楚辞注本》（《文献》第17期）对世所罕见的清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及其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全面论析，这一研究成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所采纳。他的《王恒事迹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补了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的不足。以上所举论文表明，张崇琛将楚辞视为楚文化之百科全书，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历史、语言、文学、美学、民俗、经济、植物学以及楚辞学史等角度，揭示楚辞多方面的价值，探讨楚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楚辞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此外，王人恩《说“灵”、“巫”》（《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天问》“伯禹愎鲧”神话新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范三畏、伏俊琏的《〈离骚〉释词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3期），李韵华《〈离骚〉与《逍遥游》：屈原庄周比较谈》（《兰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第1期），扬国学《屈原与浮士德》（《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1期）等文章，或对屈原作品中的一些词语进行辨析，或将屈原、《离骚》进行比较研究，都有独特见解。

就全国来说，全面研究汉诗的人不多，郑文《汉诗选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突出的地方在于选取了庙堂诗歌，补了一般汉诗选注本之缺，为读者了解汉代诗歌的全貌提供了方便。而他的十来篇关于汉诗研究的论文，如《汉诗管窥》及续篇（《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期）；《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就汉诗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加以考辨，在正字句、释诗意、考作时作者等方面均有创获。他的《汉《郊祀歌》浅论》（《文史》第21期）对少有人问津的汉武帝时的19首《郊祀歌》，从形式、风格的继承关系至内容作用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论枚乘诗》（《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详细论证，推翻了以前种种误说，证明世间所传枚乘五言诗并非枚乘所作，从而有力地说明五言诗并非起于枚乘，为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论述。

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家庭结构形成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从一个全新的观点，探讨了《孔雀东南飞》中所表现的家庭悲剧产生的原因。立论颇引人注目。

陈赓平《阮籍咏怀诗探解》三篇（《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1982年第1、2期），联系魏晋之际政治的变化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探解了阮籍82首《咏怀诗》的背景、内容，突破了前人以为它们隐晦曲折的厚幕，使其显出反映魏晋易代政治生活的“史诗”面目，是本省魏晋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收获。

雒江生《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认为，《桃花源记》与系诗，本来不是一篇作品，其说新颖，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张帆、宋书麟《阴铿诗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一文，对阴铿现存辑诗作了校勘、注释、并于前言部分较全面地论述了阴铿的生平、思想、创作。

刘志伟《从庾信看北朝后期文人的“节操”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围绕庾信的“节操”问题，突破以“人品”论“文品”的传统观念，对南北朝后期的文学提出了新评价。

（二）唐代诗歌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繁荣时期，唐诗的研究也呈现出盛况。结合大西北的地理位置，甘肃学者对边塞诗进行了集中全面的研究。胡大浚主编《唐代边塞诗选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国内第一部专题性的唐代边塞诗集，获得了甘肃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胡大浚边塞诗研究的论文，如《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唐代社会文化心理与唐代边塞诗》（《唐代文学研究》3）、《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岑参边塞诗艺术风格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王昌龄西出碎叶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等，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相结合，解决了边塞诗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这组论文6篇，获甘肃省高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刘满在唐代边塞诗地名、名物的考证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发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及《兰州大学学报》等书刊上的《唐诗地名临洮辨证》、《唐诗地名小考》、《高适诗地名考证》等文章，溯源辨流进行考证，结论都翔实可信，解决了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王勋成《岑参“挽歌”考》（《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则就岑参的作品、事迹进行了考辨。

王亦军、裴豫敏编注的《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千年来第一次全面搜集整理注释李益作品的较完备的本子。前言部分全面评述了李益，及其艺术风格，表现了编注者的独到见解。王亦军《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古籍论丛》2，福建人民出版社）考证出：“李益祖上举家东来后一直定居山东，李益本人亦是在山东出生并在山东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此文获甘肃省社科联1987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张辉《岑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尹贤《爱国诗词选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选本也反映出边塞诗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李杜研究也是甘肃学者所重视的，主要表现为下列三方面的成果。

1．对李白行踪、交游、作时的考证。主要成果如郑文《略论李白出蜀前的诗歌及遇赦后的短期行踪》（《唐代文学论丛》5）、《李白第一次赴长安的取道及其在安阳附近的行踪》（《李白研究》1991年第1～2期）等。康怀远《〈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李白〈梁甫吟〉诗写于渭滨硒溪考》（《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白东海之行和他对道教态度的变化》（《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等。

2．对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警诂及杜甫甘肃之行的追踪。郑文以《杜诗管窥》为题，先后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杜甫研究学刊》、《河北学刊》等杂志上的27篇文章，对《杜少陵集详注》中的注释，进行辨证，已见孔多。还有他的《杜甫为什么弃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和《杜甫爱国爱民与忠君思想是否必须分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等，对杜甫的生活、思想进行辨议评析。

对杜甫在陇右的创作，“文化大革命”前，郭晋稀、李鼎文曾著文论述，近年来林家英、刘满、黄英等通过对西和、成县等地有关遗址和方志的考察，证明了杜诗中反映的一些具体地望。林家英还拍摄了两部电视教学片：《杜甫在秦州》、《杜甫在陇南》。

李济祖、王德全、刘秉臣的《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杜甫寓居陇右及入川时在陇右途中所作百余首诗注释评析。王拾遗、唐骥的专题评论《有益学术、有益读者——读杜甫陇右诗注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评此书“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是一部对学术、对读者都十分有益的书”。李济祖的论文《杜甫陇右行踪三题》（《草堂》1986年第1期）和《杜甫笔下的陇右山川》（《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在对杜甫陇右行迹及遗迹进行详实考证的同时，分析了杜甫陇右山水诗的逼真特色。

3．李杜论争，是围绕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的。此书出版于1972年，其基调是抑杜扬李。1979年前后，有不少文章对这种观点提出非议，匡扶的《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议》（《文史哲》1980年第3期）、《杜甫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等文，对郭沫若的观点一一辩驳。

白居易研究，成绩不小。郭晋稀《白居易新论》（《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文章从白居易的诗论、诗作、论诗史、论杜甫及韩愈、元好问评白，白居易诗歌创作发展等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评述了白居易其人其作。

王秉钧的《试论白居易的政治思想》（《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为妇女呼吁、鸣不平的白居易》（《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等，在全面论述白居易思想的基础上，又从新的角度研究了白居易思想的不同侧面。

蹇长春“白居易的思想与诗歌创作”专题研究，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在概括翔实的材料基础上，肯定回答了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是不是一个“文学运动”的问题。并将新乐府诗人分为三个层次。“是一篇很值得参考的文章”，“为近年来同类文章中所少见”。《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补正了陈寅恪关于白居易支持“永贞革新”的意见，认为“新乐府”是“永贞革新”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在文学上的反映。《白居易思想散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对刘大杰、陈寅恪的“法家说”和“道教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白居易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调和平衡了儒、释、道。此外，还有《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长恨歌〉主题评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这组论文被评为甘肃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曹治帮注意了白居易闲适诗的讨论，其《浅论白居易的闲适诗》（《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3期），认为白氏闲适诗是其“独善”思想的结晶。

晚唐诗歌中，甘肃学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李商隐的研究上。马骒程《论李商隐的诗》（《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从李商隐诗的源流、评价、艺术特色三方面进行了评析。魏明安《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一个分歧论点》（《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和《玉溪生诗的有神无迹与严沧浪的“羚羊挂角”》（《文学评论丛刊》31）两文，则对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作了准确分析。这组“李商隐诗艺探微“系列论文，获甘肃省高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许多学者将唐诗放在整个古代诗歌的长河中宏观探讨。林家英、陈志明着力挖掘唐诗的艺术美，把研究与普及联系起来，他们合著的《中国古代诗歌选注》（一、二，甘肃人民出版社），既是供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的专业性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深入浅出的知识性读物。林家英《诗海拾贝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诗海拾贝续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选了鉴赏文章100余篇。这些鉴赏文章中的《一转一深，一深一妙》（《光明日报》1987年1月27日）一文，获甘肃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卢燕平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去体察、探讨唐代诗歌，她的《唐代诗人审美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一书，论述了“四唐”诗歌表现出的审美心理的共性，也探讨了唐诗审美心理的个性。该书获甘肃省高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尹占华试图从唐代文人社会地位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唐代文学的发展，他在《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联系，某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兴起或某一文学样式的形成，往往取决于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取决于他们仕途的穷与达。

还有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某类诗歌或某位诗人进行了探讨考辨。魏明安《从艺术史料上窥探〈太平广记〉》（《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和《〈于劳歌〉并未传世难以具论其风格》（《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方步和《王维边塞诗的意境美》（《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6年第1期）、王勋成《钱起任蓝田尉年月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尹占华《张祜系年考》（《唐代文学研究》第2期）、王爱莹《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既忍又韧的心理特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曹治帮《唐代闺怨诗略论》（《学术论坛》1988年第3期）、李世英《近年来韦应物研究之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等等均属此类成果。

（三）宋代诗歌

整个宋诗的研究较之唐诗稍嫌冷清，但也取得了颇有影响的成果。50年代，匡扶发表《苏轼诗简论》（《文史哲》1957年第4期）、《略论苏轼及其诗》（《甘肃日报》1956年12月8日）等文章，认为苏轼的诗在北宋欧、梅等人革新运动的基础上，以其“我手写我口”的纵横如意的诗笔，使宋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匡扶《苏轼的政治思想及其对待人民的态度》（《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针对长期以来对苏轼思想不能作公正评价的事实，详细分析了苏轼的政治主张和诗歌。他的《从山谷诗的艺术特点谈到江西诗派》（《文史哲》1981年第5期），系统对黄庭坚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的深刻分析。对苏黄所作的这些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结论，已被多种很有影响的辞典、专著引用、采纳。他的《宋诗的评价及其特点浅谈》（《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则全面概括评述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通俗化的特点。匡扶选编的《两宋诗词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也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赵晶晶的《词问三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现象进行研究。尹占华的论文《论苏轼的悲剧意义》（《天府新论》1990年第1期）和刘瑞明对辛词的解说及表现手法的探讨，都各具特色。

（四）元明清及近代诗歌

元明清至近代诗词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甘肃学者中只有陈赓平写过两篇论文，分别对龚自珍、康有为的诗歌进行了评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张兵《顾炎武诗歌思想价值简论》（《吉首大学学报》1990第4期）、《试论顾炎武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等文章，从思想内容、创作技巧、艺术成就各个方面，对顾炎武诗歌作了详细论述。这组论文7篇获甘肃省高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王志明、潘世秀《阳刚之美的变革文学——论近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认为近代文学对明道、征圣、宗经的封建传统文艺观是全面的否定和叛逆，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阳刚之美的整体风貌。

龚喜平《近代“歌体诗”初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等文章，提出了“歌体诗”的概念、形成原因、风格特色。

总起来看，甘肃学者对诗词的研究已向多角度、多层面发展，由对大家的研究向中小作家扩展，由对某一时期、某一专题的研究向全方位进深，宏观研究的成果还有买鸿德的《古代哲理诗的几个特点》（《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和《古代咏史诗简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两文揭示了古代哲理诗和咏史诗带有普遍意义的特点。孙绿江《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结构与人的情感——情绪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创造了“颠倒文句”、“回互不常”、“常务反言”的语言结构方式，挣脱了逻辑链条的束缚，依据人的情感——情绪的非逻辑形态组合语言，使诗句获得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韵味。这一结论又揭示出中国古代诗歌在抒情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此文与其它古代文学的结构性研究系列论文5篇，获甘肃省高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范三畏《从咏物诗谈诗的比较法研究》（《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6年第1期）、《古代诗人“惯用意象”举隅》（《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1期）等文章，都体现出宏观把握、综合研究的趋势。

二、散文、寓言研究

甘肃学者散文研究的成果，集中表现在对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以及《史记》的探讨上。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共选61篇名篇，采用原文、注释、赏析的体例。十月文艺出版社提要介绍：“本书对《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蓝开祥有关《战国策》的论文也有独到之处，如《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繁荣的原因》（《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4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探明中国文学早期阶段上发展的规律。霍旭东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文史哲》1989年第1期），对《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也作了独到论述，提出《战国策》是战国思想和文风的代表的新见解。霍旭东《宋元时期整理〈战国策〉的巨大成就——兼谈鲍彪整理（战国策）的再评价》（《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战国策〉的成书及其史料的再整理》（《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4期）等文章，指出鲍彪对《战国策》的整理，代表着宋元时期整理《战国策》的更高成就，应该给予正确评价。

80年代后期，海内外竞相研究《孙子》，掀起了一股“孙子兵法热”。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这股热流中独树自己的特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获甘肃省高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钮国平《〈孙子〉韵例》（《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和《孙子释义·韵读》部分的研究成果，被输入电脑作《孙子》研究的定量分析（介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

胡大浚、蓝开祥《先秦寓言论略》（《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是一篇深入探讨先秦寓言的产生、发展及特点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蓝开祥、胡大浚合编的《先秦寓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从先秦时代的13种典籍中辑选寓言174则，前言部分对战国时期的寓言作了系统分析和介绍。蓝开祥《先秦寓言的地位及借鉴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4期）等文章，对寓言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层面的探讨。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胡大浚、蓝开祥还合编有《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也是较好的普及读物。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对后世文学有极大影响。赵逵夫《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4期），论述了《史记》的艺术价值和《儒林外史》在结构形式、创作风格上的继承。伏俊琏就《史记》的悲剧性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证，著有《论〈史记〉的悲剧性》、《再论〈史记〉的悲剧性》（《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1990年第1期）、《秦的统一和司马迁对秦的态度》（《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屈原司马迁异同散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等文章。孙绿江的《〈史记〉结构新探》（《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选取了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观照，说明《史记》成功地化解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虚实矛盾而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除了对上述三大块的系统研究外，甘肃学者还对汉赋、苏轼的赋、柳宗元的散文进行了探讨。郑文的《对扬雄生平及作品的探索》（《文史》24）、《扬雄的文学见解》（《社会科学》（甘肃）1979年第3期）等论文，不取前人之说，而依本传等材料核明扬雄事迹及诸赋的创作时间、背景，阐述扬雄对时局的态度与遭遇，研究的深广，为国内所少见。张先堂的《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把汉代抒情赋放在历史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认为汉代抒情赋的发展，在西汉初至东汉中期，抒情赋以因袭模拟楚辞为主潮，从东汉中期开始，抒情赋走向了创新的路。何国栋《妙解寄笔端——苏赋的理趣特色》（《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通过大量例证，分析了苏轼赋的鲜明特色理趣性及其构成因素。

国内对柳宗元的研究比较系统，从他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对“古文运动”的贡献，都有专著、论文进行讨论，霍旭东却从文献学的角度著文考辨，发表了《柳文系年订正》及《续》（《古籍研究》1986年第2期，1987年第1期）、《柳文系年补正》（《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也谈〈道州文宣王庙碑〉的校点》（《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等8篇文章，通过多方论证，确定了柳宗元散文写作的具体时间，为研究柳宗元的思想、创作提供了文献基础。另外，他的《吕温诗文系年简述》（《古籍整理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研究吕温诗文系年的力作。

三、戏曲研究

戏曲方面，“文化大革命”前甘肃学者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郭晋稀《谈〈长生殿〉中杨玉环形象的塑造》（《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认为，洪昇“把儿女之情和对祖国之爱乳水交融地渗透在杨玉环形象的塑造中，是勇敢的翻案，是大胆的创造”。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不失为胆识俱全之见。

1979年以来，甘肃学者对古代戏曲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赵逵夫在宋以前戏剧史的研究上作了一些挖掘开拓工作。他的《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论证了产生在西汉后期的《公莫舞》歌诗，认为它按音乐分了20解，为三场歌舞剧。论文通过严密的考证说明该剧反映了汉武帝时代沉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对其中的歌词、声词的分界及舞蹈术语等都作了详尽考释，而且在武威出土漆画中发现了表演《公莫舞》第一场的写真画。《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刊登的《〈公莫舞〉研究述评》指出该文“使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脚本及戏剧产生时间均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就促使我们对北宋以前的戏剧作新的认识、估价，进行新的探讨”。还指出赵逵夫所发现的漆画《公莫舞》“是世界上最早的戏剧文物之一”。这一研究成果1990年获甘肃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他的《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中国文化》1990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在戏剧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宁希元对元代散曲、杂剧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他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在以往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审音正读，补增缺逸，订正讹误，是一个接近元刊面目、可以阅读的本子。该书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1年又获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他同李东文、齐裕昆合著的《元代散曲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注解上往往独具已见，是一个较好的元散曲选本。宁希元有关元曲杂剧的十多篇论文，均受到好评。如《元曲四大家考辨》（《戏曲论丛》第2期）、《张可久生平事迹考略》（《中华戏曲》第10期）、《薛夫昂行年考略》（《西北第二民院学报》1990年第3期）、《奥敦周卿家世生平考》（《中国散曲研究会会刊》第1期）。

朱平楚《西厢记诸官调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注释详尽，时有新见。

宋子俊《元杂剧的基本特色及其成因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有情人皆成眷属”之外：〈牡丹亭〉主题小议》（《争鸣》1986年第2期）等论文，通过对作品的细致分析，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

赵建新《〈海潮音〉小识》（《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对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有关《海潮音》传奇的问题作了辨正。

李占鹏则从宏观角度审视近代的戏曲，他的《历史意识：传统创作思维定势的惯性延续——论近代杂剧传奇的主题倾向》（《戏曲研究》1991年第3期）等论文，认为近代杂剧所反映的主题依然停留在忠君意识、剑侠复仇、迂腐婚恋观、梦幻心态、兴亡之感等历史意识中，属于传统创作思维的惯性延续。

四、小说研究

甘肃学者对古代小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在很少的几部长篇小说方面发表过论文。张鸿勋的《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文学遗产》增刊第6期）是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敢于肯定《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文化大革命”后，学者们对各类小说进行探讨，宁希元对平话小说进行了考辨。他的《〈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文献》1991年第2期），得出结论：“《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这篇文章与其《〈五代平话〉为金人所作考》（《文献》1989年第1期），都对补文学史上金代文学的空缺是极为有价值的。他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和《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出版社，1985年）等，在《三国演义》研究上也有独见，都被收入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

孙亚英《从〈水浒〉中三个被杀的女性看作者的妇女观》（《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6期），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三位被杀的女性形象与三位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的塑造对比分析，论述了《水浒》作者歧视妇女、压制妇女的礼教观念及其时代成因。

张崇琛先后发表在《蒲松龄研究》、《兰州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上的20多篇关于《聊斋志异》的文章，主要考证蒲松龄的生平、交游，《聊斋》本事及对《聊斋》的多角度研究。研究成果被蒲学界称为“突破性的尝试，而这些尝试是成功的”（《蒲松龄研究》第1期）。海外知名学者也对此作了较高评价，如美国的白亚仁、日本的藤田祜贤、新加坡的辜美高等。作者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特邀编辑《聊斋志异》专版。

乔先之对《红楼梦》的研究享有盛誉。他的《贾探春形象研究的多方面意义》（《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期），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学术界评价纷纭的贾探春形象，认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人物形象，集中在这个形象塑造上的矛盾正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观的矛盾。其《简论文学系统原则与〈三国演义〉——中国古代小说文学系统论系列论文之一》（《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关于中国文学发展中高峰作家作品问题的思考——从屈原的辞赋到曹雪芹的小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都是运用新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而《从比较文学角度看中国文学的特质和规律——有关广义文学系统论系列论文之一》（《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试图把狭义文学系统论拓展为广义文学系统论，用来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主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和规律。这些研究对于开拓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路有重要意义。其“文学系统论与《红楼梦》”系列论文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红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的还有夏荷的《红楼梦》的真假、隐显及其它方面的研究。《红楼说“隐”——甄士隐新释》（《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此项研究成果也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刘书成从小说的本体特征出发，探讨其结构形态、形象体系，他的《明清长篇小说中几个类似形象成因探源——兼论喜剧性格人物的类型化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戏剧艺术、说话艺术为小说提供的典型，戏剧、说话、小说间的互相影响以及小说家程式化的写法等方面探讨了古代长篇小说中喜剧性格人物类型化的成因。他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形态演进轨迹考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则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考察了古典长篇小说结构由线到网，由平面到立体的演进过程，指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具有表层框架的章回化、材料组织的史传化、情节安排的戏剧化的基本模式。这些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演进规律及特色”系列论文，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有一个十分普遍并且极为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作者“隐姓埋名”用别号，孙京荣《关于明清通俗小说作者别号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就此现象作了考察。

五、文论研究

甘肃学者对古代文论的探讨，涉及面较广，成绩也相当大，从〈淮南子〉到近代小说理论都有成果。

潘世秀《本体论和个体论的结合——〈淮南子〉在批评史上的贡献之一、二》（《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4期），从古文论民族特色探源的角度，研讨《淮南子》在批评史上的贡献。

彭铎《诗品补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就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陈延年《诗品补》，补阙正误，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李伯勋《诗品三考》（《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6期）举出较多例证，考辨了钟嵘《诗品》中三个重要问题，认为钟嵘评诗的对象不完全局限于五言诗的范畴；钟嵘所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曰矣”的看法不妥；有人认为钟嵘评诗将陶渊明列为上品的说法不可信。

《文心雕龙》的研究是甘肃在古代文论研讨上取得显著成就的方面。60年代初，郭晋稀连续刊出了《〈文心雕龙〉选译》和论文《试谈“文骨”和“树骨”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1962年3月25日），随即出版了《〈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他的《评注十八篇》是我国最早的《〈文心雕龙〉译注》之一。该书出版一年以后，被香港建文书局翻印，风靡港台及国际汉学界，特别是在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地，颇受赞誉。香港中流出版有限公司于1980年又翻印了此书，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约40余万字，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吸收古今研究成果，校讹字，明训诂，证史实，作出了准确流畅的翻译；对全书篇次的调整；准确地把握全书理论体系，对其风格论、文骨论、辞藻论、体势论、通变论作出了系统分析。该书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79～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的论文《从刘勰的世界观看他的美学观、经学观、文学观》（《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重新审视刘勰的世界观、经学观、文学观、美学观四者的关系，指出了刘勰世界观的局限及其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郭晋稀对龙学的研究，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把它放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把握其特质，他的《从〈文心雕龙〉的养气说探讨其论风格美的民族特点》（《求索》1985年第5期）一文，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体现。而这种特点，从他的《诗辨新探》（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也可以看出来。

《诗辨新探》从中国诗史的高度，将《沧浪诗话·诗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秘细绎，对历来众说纷纭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提出了独特新颖而言之成理的见解，并对严羽诗论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的意义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其中附录所收的三篇论文是郭晋稀、张士日方二人刻苦治学的共同心血。该书获甘肃省高等学校1990—199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郭外岑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他的“龙学”系列论文，如《释〈文心雕龙·神思篇〉——兼论我国艺术思维理论形成的特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8期）、《释〈文心雕龙·情采篇〉——刘勰论文学创作的艺术语言》（《文学评论丛刊》第16期）、《〈物色〉的理论意义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文心雕龙》，创见颇多，如提出了刘勰“神思”即以想象为特征的艺术构思，也即艺术思维；《文心雕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研究艺术思维特征的专著等观点，引起了较大反响。由探讨《文心雕龙》出发，郭外岑进而研究了魏晋六朝及后的美学思想，提出了“意象”说更能揭示出艺术创作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观点，如他的《释“兴象”——兼论晋宋以后我国诗歌创作美学思想的转变》（《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1期）。尤其是《意象本质上不是比喻、象征、寄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作者还把中国文学理论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加以思考，进行中外“意象”说的比较研究，如其《“有意味的形式”和我国“风骨”论的审美内涵》（《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一文，从总体上剖析、比较西方美学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和“风骨”论的审美内涵，在更深层次上阐述了“意味”、“形式”与相对应的“风”、“骨”的基本特征，在学术界反响强烈。

“文化大革命”前，郑文校点了《六一诗话·白石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并各有前言对两书作了概括而深入的评介。陈赓平有关于明清戏曲理论著作评价论述的两篇文章中，《谈李渔对中国戏曲理论的贡献》（《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一文，是1960年代研究李渔的十多篇论文中最早、最全面地探讨李渔戏曲理论的一篇。而《袁枚的性灵说——谈〈随园诗话〉》，通过当时社会和文艺思想发展状况的分析，说明了“性灵说”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在趋于打破清规戒律的社会风气中对诗歌的要求，肯定了“性灵说”在当时条件下的进步意义，其结论在今天来说，对于脱离具体历史环境评价“性灵说”的各种观点，仍具有纠正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王尚寿《谈“不可解”——读〈诗家直说〉一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就谢榛“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一说进行评论，认为其所谓的“解”包含多方面的意义，指出“不可解”之说，实际上是肯定朦胧美。潘世秀《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论述了冯梦龙小说理论的核心在于事、理、情的统一，而关键是“情”的小说理论体系。此文获甘肃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潘世秀对古文论的研究涉及面很广，而且都有重分量的论文问世，除上举两文外，还有《意境说的形成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司空图诗论与意境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9期）、《宋代意境说的特色》（《文学评论丛刊》第30期）、《略论意境说的美学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等。张兵《顾炎武诗歌理论初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对爱国主义思想家、诗人、学者顾炎武的诗论作了全面论述，认为顾炎武的诗歌理论都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论，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建立在他的学术、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之上，是他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建新《蒋士铨文学思想摭谈》（《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指出，蒋士铨文学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对继承与创新的论述，二是言志、缘情、载道并举的主张。第一点的基本观是学古而泥古，“变化神明于规矩之间”、“直达所见”、“为我之诗”；第二点的显著特色是将三合一之趋向。颜廷亮在近代小说理论上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提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自己的小说理论，而且其观点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确实不同。作者的这种观点及对与之有关的其他问题的主张在其《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历史地位》（《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等七篇论文中又进一步得到阐发，比如《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初步酝酿——关于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小说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1991年），论述洋务运动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认为这时的文学变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小说观念，这种新的小说理论，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小说理论，是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正式开端的先声，在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贡献。上述见解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受到肯定。此外，巩子孝的《〈文赋〉译评》（《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8年第1期）、《评曹雪芹的艺术真实性》（《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期）等文章，也对古代文论作了多方面探讨。

甘肃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上，虽有很大的成绩，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明显反映是各学科不平衡。从纵的方面看，唐以前的研究力量较强，形成了大的专题研究，五代以后的研究相对薄弱，人员较少。无论唐以前或五代以后，共同的现象是有的文学发展阶段、有的文学样式基本上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横向观察，对各段文学史的研究，都偏重诗歌，对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注意嫌少，尤其是汉魏六朝以后的赋，几乎没有涉及。再就偏重的诗歌看，同一时代的诗人，有的大家都在研究，有的则差不多还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