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省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尚属于培养和组织队伍阶段，理论研究刚刚兴起。后来虽受“左”的思潮影响，但全省理论工作者排除干扰，努力探索，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在结合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方面，在参与全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讨论和争鸣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并编写出一批教材和通俗读物。

（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的理论工作者出版了一些哲学通俗读物和哲学问题答疑，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普及教育。其中有，孔原《哲学问题解答》（甘肃人民出版社，1958年）、李洪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论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961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编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以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为主体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集体编写完成的专著，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部教材。

在这一时期，省内一些党政负责同志和哲学理论工作者还在省内理论刊物《红星》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如刘允中《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于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李屹阳《论从全局出发》、江隆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证社会主义持续跃进》、郝岗竹《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等。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结合个人业务实践撰写了一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文章，如洪毅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的理论基础》（《甘肃师大争鸣》1956年第2期）、金宝祥《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相互关系》（《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王文新《毛主席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论人的意识的本质特点》（《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3期），所有这些，虽是初步工作，但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提出总路线后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甘肃一些人受此影响，否认甘肃经济文化落后，大批“唯条件论”、“唯生产力论”和“甘肃落后论”，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为了逐步清算“左”倾错误，从1959年至1962年，甘肃一些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如丁西、郑凯、宁效兰、赵陛甲、刘允中等，分别撰写文章，就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告诉人们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可超越历史阶段。另外，石倬、延林、林径一等还发表了关于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顾宝孚、张元元《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的理论》（《红星》1960年第4期）、卢婉青《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5期）等文章，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左”倾错误立论的。所有这些，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引导人们冷静地思考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端正指导思想，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参与全国性学术讨论与争鸣

6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校杨献珍在对立统一规律上，在阐述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命题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辩论，也引起了甘肃哲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并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1964年下半年，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等院校曾先后组织了较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发表了争鸣文章，有代表性的如余贤杰的《怎样认识对立统一规律》（《甘肃日报》1964年9月1日）一文提出，“只有事物的‘一分’和‘二合’，才能体现出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而“一分为二”没有包括矛盾的统一性，“合二而一”又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二者都不能概括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这种观点，由于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全面、科学的表述”的传统观点相悖，因此遭到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领域奉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论研究完全纳入错误的政治路线的轨道，实际上取消了理论研究。这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工作难以进行。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甘肃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共发表论文近700篇，出版论著、教材30多部，而且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较高理论素质的理论队伍，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脱颖而出，在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积极参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8年，甘肃省的哲学工作者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了近50篇（部）论著，重新研究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集中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标准问题的理论和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朱瑜《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文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且把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活动，为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径一《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和发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历史地考察了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曲折的战斗历程以及毛泽东理论创造活动和重要哲学成果，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外，在关于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的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如张学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陶五霞、张长兰《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陶景侃《关于实践证明》（《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林径一《充分认识主观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理论学习》（甘肃）1982年第1期）、郭海云《试论教条主义对哲学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3期）。在关于领袖权威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关系问题上，苗高生《试论领袖的权威》（《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既要确认领袖必要的、应有的权威，又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此外，张学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学习〈邓小平文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一文，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邓小平倡议、支持这一讨论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问题研究

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一些全局性、整体性的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问题、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问题、哲学研究的方向和使命问题等等，都曾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说他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一个时期以来，哲学界对“实践唯物主义”作出种种诠释、提出不同的见解。刘学义在《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社科纵横》1990年第3期）、《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点》（《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两文中提出了个人看法，认为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存在三种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和最高形式，以实践性作为其本质特征。

郭海云《哲学发展动力之浅见》（《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3期）、刘清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兰州学刊》1985年第3期）认为“哲学发展的动力是多因素、多层次的，但社会实践是哲学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植根于实践这一肥沃土壤之中。当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从当今时代发展的两大历史潮流——科学技术和改革实践中汲取养料。郭宝宏、庄岭《理论的使命》（《兰州学刊》1987年第4期）、孙晓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6期），分析了当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基本趋势，进一步提出了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认为必须十分重视和利用科学发展的契机，吸取科学发展的最新材料和成果，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石天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要十分重视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社科纵横》1989年2期）等论文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性，指出：“作为科学世界观理论表现的每个基本原理转化为方法论，成为伟大的认识工具，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它的方法论以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保证了方法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研究

关于物质概念和哲学的基本问题，王明汉《也谈列宁的物质定义——与赵怀玉同志商榷》（《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以驳论形式剖析了一些论者对列宁物质定义的种种非议，肯定了列宁物质定义的正确性、科学性。邓兆明《用“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的几点质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郑重庠《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否定了企图以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指出列宁所揭示的物质是世界唯一性的基础，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坚持列宁对物质的科学规定，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大原则问题。

王明汉《哲学基本问题与对立统一规律》（《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认识的源泉与哲学基本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客观性与可知性的辩证统一——哲学物质范畴刍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述为依据，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物质和意识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肯定了物质源泉观，否定了实践源泉观和“人化自然源泉观”。

甘肃理论界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理论的过程中，结合当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一切物质所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信息问题进行了探讨。金平《信息和反映与意识》（《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方元《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探讨》（《兰州学刊》1984年第5期）、王明汉《信息概念丰实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从信息论看世界的可知性》（《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等论文，集中研讨了关于信息和物质的关系及其本质问题，认为信息是一切物质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这种反映特性为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提供了客观必要条件，在认识论上揭示了世界的可知性原理，否定了不可知论，信息论对于研究认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研究的同时，有些论文还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如陈贵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彭庭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国化》、石天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文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论文，论证了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的通俗化和具体化的观点。

（四）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作为当代三大科学方法论之一的系统论方法，正在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系统概念可否引进哲学领域升华为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以丰实唯物辩证法？或者系统论、系统方法已经超越、取代唯物辩证法？于元贞在《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系统方法》（《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一文中认为，“系统无处不在，系统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在现代科学中的运用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具体化了的现代形式。系统论、系统方法的产生是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现代思维在结构和方法上的深刻变革”。

在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形而上学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上，马云鹏、宋超英在《从形而上学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思维方式已完成历史任务而终结，但对它不应全盘否定，而是在它本来意义上扬弃它”。“要以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而不能以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杨树森《好走极端是形而上学》《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一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用现实生活中大量材料揭露了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认为“片面性和绝对化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主要表现，而好走极端则是其集中表现”。崔文敏《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也揭露和批判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提出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有些文章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和历史经验，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有关原理，林径一《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1期）一文，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阐明了掌握和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胡兆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掌握适度原则》（《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一文，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在同一著作中，还有陈碧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张先让《机遇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另外，力明《城市建设中的矛盾规律与效益》（《兰州学刊》1984年第4期），袁义江、童国木《评概率因果论》（《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宋福僧《唯物辩证法与社会科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王明汉《学报编辑与唯物辩证法三题》（《兰州大学学报》编辑学专刊，1991年），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全省研究唯物辩证法取得的成果。

郭海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初探》、《简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1992年第1期），对甘肃哲学研究中较少有人涉足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整理、探索和研究。

（五）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发展的契机。甘肃哲学工作者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深入探讨和研究认识论面临的一些重要课题，以充实和推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有，杨效峰《认识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李育红《辩证思维是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郭海云《关于真理问题的几个关系简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邓兆明《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3期）、刘学义《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辩证本性》（《社科纵横》1989年第1期）、马名驹《关于自然科学实践标准的几个问题》等。这些论文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实践标准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唐永进、翟志坚《谬误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1期）指出，谬误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同真理有原则的界限，但它又是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它在一定条件下对认识起着有益的作用。李朝东《怀疑认识论之历史批判》（《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6期）指出，怀疑并非怀疑主义和不可知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它揭露理性思维中的内在矛盾，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并积极研究，对理性思维本身进行历史反思，是认识走向成熟并进一步升华到高级阶段的重要环节。

对认识主体的认识内在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是认识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90年代后期认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黄少华《思维微观机制是当代认识论研究的中心》（《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提出，现代认识论研究的趋势是“从着重对事物的静态研究转向对事物的动态研究，从主要对事物的内容形式和关系的研究转向主要对事物整体系统的结构功能的研究。从主要对事物的单方面线性研究转向主要对事物的非线性的全方位研究”。陈晓龙《略论主体认识结构的双向建构》（《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一文认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过程。认识结构是主体所具有的动态功能系统，它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能力结构，这种结构既是实践活动结构的内化，又是主体自身结构的外化，是在内化和外化的“双向”建构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杨森《认识的主体性因素对认识结果的制约关系》（《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杨魁《论认知主体的结构系统层次》（《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文章，则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认知主体的内在系统结构及其对认识活动和结果的重要作用。尚乐林探讨了主体系统思维的运行机制问题，他在《思维内反馈刍议》（《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中提出，反馈调节功能有内反馈和外反馈之分，思维内反馈指的是在系统思维活动中，主体对认识、动机目的和指令进行想象实践的系统模拟思维，取得合乎逻辑的模拟效果信息，并以此调节系统思维的再思过程。

在对真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关系问题的研讨方面，甘肃理论界发表的论文有，李忠厚《价值真理质疑》（《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增刊）、张晓木《真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王琦《论科学理论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晓木认为“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特征，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价值关系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关系，价值性也是真理的一种属性”。王琦也持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提出科学理论的价值表现，即“功利价值、认识价值、逻辑价值和审美价值”，“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统一的依据在于社会实践之中”。

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日趋加快，人们的视野不断扩大，思维方式在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得重要。面对这种状况，甘肃哲学理论工作者在认识论研究中对思维方式问题也给予较多的关注，发表的论文有，宋德宣《思维方式论》《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1期）、曹志伟《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刍议》（《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陈晓龙《试论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变革》（《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李国士《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刘承廉《领导观念更新刍议》（《兰州学刊》1988年第1期）。

（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的本质以及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上。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林秦平《社会生产力是多因素的运动系统》（《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张学军、陈力军《再论生产力系统》（《兰州学刊》1988年第2期）两文，运用现代系统论、系统方法考察生产力的内部构成及其矛盾运动，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体系，它的运动过程是其诸多要素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过程集合体”。郭海云《试论生产力标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孙连城《论发展社会生产力》（《兰州学刊》1987年第5期）、蒲生枝《对生产力标准问题的理解》（《社会科学》（甘肃）1988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雄厚物质基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武文军《三中全会前我国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失误》（《兰州学刊》1988年第2期）、《十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兰州学刊》1988年第3期）两文，从生产力的高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充分肯定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伏耀祖《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再探索》（《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第2期）、李国杰《究竟如何理解生产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两文，探讨了现代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意义，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及其表现形式，提出不能把所有制形式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自主权并非绝对一致，有时解决生产资料归属问题，并不一定就解决了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从而论证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关系问题。

（七）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

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高尔泰在其《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关于人的本质》（《甘肃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等著作中认为，“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后，人的本质、异化、人道主义一时成为人们研讨的主要课题，甘肃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界一度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讨论和批判。林径一《试论抽象人道主义思潮的特点》（《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1期）、梁胜明《清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两文认为，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错误在于“抹煞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并分析了它的主要表现和特点。张学军《马克思对异化论的批判——驳“异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袁义江《正确运用异化概念》（《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两文指出，不能用异化概念观察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说明异化现象，批评了把人类历史作为人的本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的观点。李萱曾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及其实践——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与高尔太商榷》（《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中，不同意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不同意高尔太在人的解放问题上笼统地反对“历史的积淀”、“既成的理性结构”和“模式规范”，认为这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刘可元在《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看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中不同意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观点，并指出和分析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

在人的作用问题的研究上，石天杰《论杰出人物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哲学原理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根据个人历史作用的大小，分为一般群众和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对社会进步所起的正向性和负向性作用，又可分为进步人物、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和落后、反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显示了卓越才能，对历史的进步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代表人物，都可称之为该时代的伟大人物、杰出人物”。邓兆明《试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王翠英《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两文，在区分政治上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哲学规定，它是“一种自觉的非盲目的活动，自由是具体和相对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王育军《论自由意志和社会制约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主体的内在必然性和客观外在必然性一起制约人们的意志活动”，提出要认清自由意志的规定性，区分可能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自由意志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相对的意志自由。

（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建设、编写哲学辞书和普及性通俗读物、撰写专著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共出版教材、辞典、专著和通俗读物30余种。

为配合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刘文英主编了《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颇受欢迎的哲学教材。王兴嘉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十四讲》，围绕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一书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了十四个哲学基本观点。石天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程》（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年）是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教材，书中贯彻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则，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每一个基本观点的同时，着力讲清其相应的方法论要求。

编写的通俗读物有，郭海云等著《通俗哲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赵树声《辩证唯物主义通俗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文英主编《哲学百科小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都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学习材料和实用的工具书。

在专著方面，王文学、范汉森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现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主线，探索和研究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的领导人丰富的哲学思想。邓兆明《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总结、概括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本理论和哲学思想。另外，这方面的专著还有范汉森等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径一主编《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重视和发挥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注重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哲学问题，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认识工具”的作用；把哲学理论研究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从中汲取养料，以推动哲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