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信仰
裕固族在历史上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今天，在裕固族现实生活中呈现的宗教文化仍然多种多样，纵横交错。
一、萨满教
萨满教是中国北方草原渔猎民族普遍信仰的古老宗教。是一种流行范围较广、产生时间比较早的原始宗教。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操突厥族语言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操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族、达斡尔族等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是“巫”的意思，即指萨满教的巫师。
裕固族的萨满称“也赫哲”，裕固人认为他是祖先神的代言人，是人与神之间的使者。担任此职的人多为男性。有父子相传的，也有自发的。自发者原先并不是也赫哲，据说有一日他突然全身颤抖，自称“天神”附体，遂成为也赫哲。人们对后者更加崇敬。
1.服饰
也赫哲没有特殊的服装，与众不同的是头上留一条长辫子，上面缠有许多绿、白、蓝三色布条，平日盘在头上，不梳不理，只有到除夕才梳理一次。同常人一样，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新一代也赫哲。裕固族也赫哲的社会地位远低于部落头目和喇嘛教活佛。他们平日在家劳动，只有人们请他去祭祀或治病时，才从事宗教活动，但因他们能“通鬼神”，会施巫术，又比较有知识，能讲一些历史传说，因而，在民间也颇受欢迎和敬重。
2.神器
裕固族也赫哲举行祭奠仪式时使用的神器比较简单，主要有神杆、神灯和祭品勺，跳神时也用鼓。神杆是一根手指粗的柳条，杆上缠着羊毛和各种颜色的布条，上面刻一些道，有13道、9道、3道等，道数越多，表明也赫哲的品级越高。祭祀时，神杆插在用芨芨草制成的神杆座上，所用神杆的多少，要按各家主事人的社会地位而定，一般大头目家13杆，其次为9杆、7杆、5杆不等，均用单数。神灯是酥油灯，里面放着红、蓝、白、绿等各色布条做灯芯。同样根据各家的社会地位决定灯芯的多少，最多为13根。放神灯以前，先用麦子或小米撒成方框，里面有米字格，九盏神灯放在框内一定位置上，排成3行，每行3盏。祭品勺是木头削制而成的，勺中间有一个突出的疙瘩，勺柄较长，上面刻道，有13道、9道、7道、3道等，道数越多，表明也赫哲的品级越高。正在学习当也赫哲的人还不能拿祭品勺。
二、摩尼教
裕固人的祖先尤其是统治阶层在历史上曾信仰摩尼教。自763年起，漠北回纥汗国确立摩尼教为国教。回纥汗国崩溃后，西迁到今新疆和河西走廊的回纥人虽然逐渐接受了佛教，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摩尼教。在西迁的回纥人中，摩尼教与佛教并列流行了数百年之久。13世纪后，回纥人信仰的摩尼教才开始衰落，直至15世纪末才完全消亡。
1.光明之神
摩尼教于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盛行于中亚，特别是河中地区的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等地。摩尼教与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不同，它产生于阶级社会，系脱胎于琐罗亚斯德教并糅合佛教、基督教的部分教义而成。从哲学观点上看，因为摩尼教主张世界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对立的力量构成，是典型的二元论。但在实践上，摩尼教只崇拜光明之神，故又称“明教”。它认为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所以又具有一神教的特征。它有成文的经典，有教会组织和严格的教规，有宏大的寺庙和完全脱离劳动的神职人员。总之，摩尼教的各种教义和教规都是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的反映。摩尼教所脱胎的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古波斯的农业社会。当时，波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常遭受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和掠夺。因此在该教的教义中将耕作和种植视为重要的善行，而它所指斥的黑暗之神和种种恶行，多指游牧社会而言。摩尼教继承了这些思想，也具有重农耕而轻游牧的特点。
2.改信摩尼教
8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的建立，标志着回纥人的阶级国家正式形成。政权结构的日益完善，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使回纥人中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特别是与唐朝的马、绢贸易和向西方贩运丝绸带来的巨大利润，使汗国内形成了一个以可汗和粟特商人为代表的新贵族商业集团。他们大量筑城建宫室，又在城镇周围建立大片农业区以供应城镇人口的粮食蔬菜，从而过上了半定居的生活。这些新贵族重农商而轻游牧，从而与继续衣皮食肉、过游牧生活的旧贵族分化成对立的两派。新贵族所从事的商业需要强大的王权来维护统一的汗国疆域和商道的安全。而旧贵族仍然四处游牧，因此主张权力的分散，趋向于割地称雄。由于所依赖的经济生活不同，新旧贵族对战争、杀生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按照萨满教的观念，人们生前杀死和俘虏的敌人越多，他在来世的命运也就越好，因此他们在死者的墓前树立众多的“杀人石”，代表死者生前的战功。这些观念与尚武的马背生活相吻合。而摩尼教则主张素食，反对杀生。这正可以被新贵族利用来反对那种以“骑射寇抄为生”“随水草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维护商业和农业经济。
同时，摩尼教的一神论观点及该教经典中所规定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不同阶级的行为规范，对于一个充满了阶级矛盾的回纥汗国是远较萨满教更适合的宗教。
摩尼教宣称：“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这种明确的天人合一的一神论观点，有利于汗国的统一和王权的巩固。该教戒律规定要“诚信、忍辱、具足、智慧、怜悯”，称之为“五明”，反对“贪、淫、盗、怨、痴”，称之为“五毒”。主张“心不刚强，口无粗恶，心恒慈善，性常柔濡”。这些规范说教，有利于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贵族的统治。因此，汗国的统治者一接触到这种宗教，就对其推崇备至。
763年，回纥牟羽可汗住在唐朝的东都洛阳时，遇见了4个来自中亚的粟特摩尼师，在他们的说教下，牟羽可汗改信了摩尼教，并将这4位摩尼师带回漠北草原，让他们四处传教。同时，宣布萨满教为非法，并下令将萨满教的各种“刻画魔型”悉数烧毁，于是，摩尼教成了回纥汗国的国教。由于可汗和贵族笃信摩尼教，当时摩尼师和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在汗国内地位很高，可汗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有摩尼师随行。这些摩尼师往往与宰相都督的地位不相上下，还常常代表可汗出使唐朝和别的国家。回纥还要求唐朝在长安、洛阳等地修筑规模宏大的摩尼寺来供养摩尼僧。
3.摩尼教遗迹
回纥西迁到今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后，继续信仰摩尼教。至今，在新疆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和胜金口等地，仍有很多摩尼寺的遗址。遗址中的壁画都是摩尼教的光明之神、生命树和摩尼僧等形象。另外，在这些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摩尼教经典的残卷。
摩尼教对回纥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他们同时信仰佛教与摩尼教，所以在回纥人的佛教壁画中，佛的形象往往带有摩尼教光明之神的一些特征。最突出的标志是所有的佛都带有光芒四射的巨大光轮。不仅如此，在壁画中，所有的正面人物、供养人、僧人和普通百姓都有光轮环绕。同时，很多供养人和僧人手中都拿着花枝。这种花枝的原型是一种蔬菜，因为在摩尼教中蔬菜是生命和复活的象征。摩尼教主张素食，反对杀生等教义，给来自草原的粗犷剽悍的回纥文化，注入了很多崇尚光明、祥和与安定的成分，这对日后裕固族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佛教
裕固族信奉佛教在11世纪初。当时佛教在河西回鹘境内兴盛起来。河西回鹘人建立的甘州回鹘汗国地理位置重要，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也是西域和中原往来的咽喉。从漠北故乡迁居甘州的回鹘人与当地的汉人、突厥人、吐蕃人相互融合以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通向西方的三条道路（南、中、北）的出发点，是丝路重镇。河西回鹘的一部分——沙州回鹘人利用敦煌在整个丝路中交通枢纽的地位经营中介贸易；甘州回鹘则控制着从中亚进入中原的门户，他们借此收取过往商队的商税。这样，回鹘人在敦煌至甘州的狭长地带盛极一时。回鹘人又与周围各族交往密切，尤其甘州回鹘可汗与控制着敦煌的汉人曹氏家族通婚，至今在曹氏家族所修的佛教石窟中，仍可见回鹘公主的画像。
回鹘人曾经使用的回鹘文是一种依照粟特字母创制的音素文字，由18～22个符号组成（因时间早晚字母数目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回鹘文流行的时间是公元8～15世纪，流行地区是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而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敦煌成为回鹘人的佛教中心。其间，他们用回鹘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从1028年到1036年，河西的回鹘人成为西夏王朝的属民，西夏境内外的回鹘人和邻近各族仍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在交往中，西夏文和回鹘文并用，尤其回鹘文在佛典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夏在佛教的传播方面曾借助于回鹘僧的帮助，西夏曾多次延请回鹘僧演经，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景宗元昊于首都兴庆府建高台寺，内贮宋朝所赐之大藏经，并“广延回鹘僧居之，演释经文易为蕃字”。毅宗拱化五年（1067年）和崇宗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曾两次向辽进献由回鹘僧所演释的《梵觉经》和《贝多叶经》。
蒙古灭西夏后，回鹘人被列为色目人。元代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人居住在河西，而且一直信奉佛教。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归于湮灭。20世纪初在裕固族地区附近的酒泉文殊沟发现了回鹘文佛经《金光明经》。这部佛经虽然是别失八里回鹘僧人古萨里译自汉文，但抄写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疆的维吾尔人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所以法国学者沙畹认为它是“萨里回鹘的遗物”。这份文献不仅说明裕固族信奉佛教的状况，而且说明裕固族直到清代初期至少在宗教界还使用回鹘文。
四、藏传佛教
元朝以来，青、藏地区的佛教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佛教的一支——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逐步兴起。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逐步传入西北及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当中。裕固族先民开始接受藏传佛教。
元末明初，裕固族先民被称作“撒里畏兀儿”，至明中叶，东迁嘉峪关内，游牧于祁连山区，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故乡毗邻。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兴盛起来后，裕固族出现了许多寺院和僧人。各寺院严格按藏传佛教教规开展宗教活动，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藏传佛教在人民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裕固族群众在生活和生产上，每逢重要的事情，都要请喇嘛占卜念经。一般家中要送一个甚至两个男孩当班弟。喇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当喇嘛成为荣耀的事。总之，藏传佛教成为裕固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早期寺院与高僧
（1）古佛寺
裕固族人东迁至祁连山地区后最早建立的寺院是古佛寺（也称黄藏寺、黄番寺）。始建于16世纪30年代，位于今青海省祁连县城东北黑河上游的八字墩与八宝河交会处，即今祁连县黄藏村。古佛寺依山傍水而建，寺院附近还建有城堡，东部裕固语叫“刀伦浩特”（土城之意）。古佛寺曾颇负盛名，寺院附近森林茂密，冰雪皑皑，风光优美，极盛时，有七八百僧人定期举行法会。朗朗的诵经声，伴着裕固牧人的虔诚膜拜，庄严肃穆。岳礼的《赠古佛寺耳观和尚》诗中是这样描绘的：“云楼掩映众香散，遁迹谁知有远公。饥食困眼随分得，百思千想觉灵通。祁连雪霁当窗色，黑水溪声入空空。若报花开相访去，拟将种地问春风。”（引自《甘州府志》艺文卷·下）。
古佛寺最初由东迁到这里的裕固族王公贵族后裔们供奉香火，后来由裕固族首领大头目部落供奉。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大头目部落大多数人口迁到黑河以西，留在黑河以东的部分人口另外形成了一个部落，叫做额吉乃部落，后又叫“曼台部落”，古佛寺便由曼台部落供奉。古佛寺正东1公里处的恰木里山脚下建有供奉天神的俄博。清同治年间，古佛寺遭到兵燹，迁到奥木同，复又迁到琼布尔大坂，1882年正式迁到夹道，从此人们便把古佛寺改称“夹道寺”（今青海省祁连县黄藏村夹道），最初归青海塔尔寺管辖，后又归佑宁寺、广惠寺管辖，是裕固族几个寺院中唯一不受康隆寺管辖的寺院。
（2）智华大师
夹道寺建筑有三层歇山式屋顶的大经堂42间以及附属房屋共60余间。寺院住持是五明学者智华·扎巴嘉措活佛，该活佛1868年出生于青海友爱乡曼台部落姓贺的裕固族家庭（该部落后迁至今肃南县皇城镇北滩乡北极、北峰村），青年时到西藏求学，在哲蚌寺获得格西学位后，又成了“五明”学者，并成为青海省化隆支扎寺的寺主，1948年逝世。1958年夹道寺共有30名僧人，没有活佛，主持日常事务的是法台，其次是提经。僧人可以娶妻室，一般在家，每个僧人每年轮流在寺院住20余天。后来，夹道寺被拆毁，僧侣还俗，所藏经卷及珍贵物品焚毁或遗失，但寺院遗迹尚存。
2.发展演变
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
（1）请佛念经
这属于第一阶段。由于裕固族不懂藏语文，也没有本民族的僧人，对于大量的深奥藏经难以理解，于是派人到西藏、青海等地聘请活佛和喇嘛到裕固族地方帮助修建寺院并主持寺院宗教事务，讲经传法。
例如，康隆寺建寺时没有僧人，派人到西藏大活佛桑日嘉措授记，要求派喇嘛当住持。大活佛对来使说：“你们到青海湖右岸寻找，会遇到一个骑白马、右耳戴大耳环的老僧伽，那就是你们的住持。”来使到了指定的地方，刚好碰到了一位与大活佛所讲模样一样的高僧，名叫乌坚喇嘛，便请来当住持。同时又从不同的藏区先后聘请了乔措、夏哇、阿吉、傲尔仓、康布、安员等7个喇嘛，这就是康隆寺最初“七个喇嘛”的由来。以后的喇嘛就是他们的转世和继承人。从此康隆寺有了住持，开始修建寺院。红湾寺原址在西柳沟的旧寺湾，经堂被毁后，迁到红湾寺修建，当时也聘请曲桑活佛（青海大通光辉寺的活佛）来住持和修建寺院。其他寺院也有类似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裕固族派自己的僧人到外地大寺院学习经典。学完返回本地住持寺院，颂经传教，弘扬佛法。例如，景耀寺的长毛喇嘛到青海塔尔寺学经十几年，回来后成了高僧。红湾寺的杨高僧和明海寺的郭堪布（郎进荣）也先后到塔尔寺学经，回来后主持自己寺院的事务，培养本寺的僧人。随着裕固族地区寺院的增多，外来僧人也很受欢迎，一部分外来僧人来到裕固族地区后，有的长期居住，个别还落户此地，如郭莽寺的小跟尕、拉卜楞寺的陈尕增等。这些僧人和裕固族人生活在一起，使佛教的教义和内容在裕固族地区得到了直接的传播。
（2）取经活动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的取经活动。没有经典不成寺。随着寺院的修建和僧人的增加，裕固族信教群众主动自发地组织起来，掀起大规模的取经活动。例如，裕固族部落之一八个家的寺院红湾寺落成以后，由部落头人、喇嘛和群众四五十人组成取经队，骑着马、赶着大群的驮牛到西藏去取经。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曲折，终于取回了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还有其他大量经卷。取经回来后在今肃南松木滩村的科博浪红山嘴举行了隆重的迎经仪式。后来在那儿的两块巨石上刻下了“玛乃”字，今天两块巨石分别叫“大玛乃石”和“小玛乃石”。
至今，在裕固族民间还广泛流传着“西藏取经”的生动故事。
很久以前，裕固族人从名叫“西至哈至”的地方迁徙到了祁连山，住在八字墩草原一带。当时迁来的人很多，各部落的游牧地分为上八字墩、中八字墩和下八字墩。并以部落头目戴的帽顶颜色的不同，来区别各部落。上八字墩部落头目戴黄扎拉（黄顶帽），中八字墩部落头目戴红扎拉（红顶帽），下八字墩部落头目戴紫扎拉（紫顶帽）。后来，部落头目之间，因宗教纠纷而不和睦，再加上与当地人闹矛盾，彼此间相互杀戮，伤亡很大。宗王大头目的嘎顿（即妻子）目睹这种情况，便向大头目建议信仰藏传佛教。大头目不同意，两个人争吵起来。嘎顿一气之下便带领十几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着100头犏牛、数百只羊，骑上好马，前往嘉嘎尔（西藏）求经。时值八字墩瘟疫四起，传染病流行，人口逐年减少，草原日渐荒芜。宗王大头目不得不忍痛丢掉八字墩草原，将牙帐转移到冬窝子（冬季牧场）。
三年后，嘎顿从嘉嘎尔请来了大包经（藏经），可是在搬运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运输大包经的办法：把圆木排在一起做成滚轮，将大包经放置在上面，一站一站地搬运。从西藏至青海的塔尔寺是第一站，再从塔尔寺到张掖甘浚是第二站，最后一站从甘浚到康隆（大头目的冬窝子）。
大包经请来后，七个部落的正副头目都前来祝贺，并高兴地说：“嘎顿给我们请来了大包经，我们都信教吧!”各部落的百姓便给布施，送牛羊，头目们忙着聚会商量建寺的地点、大包经的存放处及到哪里去请喇嘛等。后来，各部落的头目又到甘浚聚会，商定在七族黄番居住的中心大头目的冬窝子建寺比较合适。寺庙竣工时，正是清康熙乾隆年间，故取名康隆寺，并从青海请来喇嘛。过去，裕固族人只是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以后，七族黄番都信仰藏传佛教，康隆寺也就成了七族黄番活动的中心了。
（3）广建寺院
这是第三个阶段。由于裕固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大部分人从事畜牧业，居住分散。为了便于佛事活动，寺院基本上是按部落分布而修建的。裕固族中有“什么部落有什么寺院”的说法，每个部落都建有自己的寺院。
新康隆寺
3.裕固族寺院概况
裕固族地区共有10座寺院，除前面已介绍的古佛寺外，其他均建于清代，而且每座寺院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1）康隆寺
康隆寺位于今肃南县康乐乡红石窝片大草滩村，有300多年的历史，属大头目和八个家寺院。寺院兴盛时僧人达到500多人。建寺初期请来了青海乌坚日布切，在他的主持下修寺。康隆寺选址时因授记西藏大活佛桑日嘉措后，赐予“乃穹加吾”（法王）的长矛一根，并指出长矛插住的地方就是寺址。长矛带回来后，先后选择了三个地方：桑那盖滩、隆吉河和大草滩，插到最后的地方7天不移动，就定为寺址。
康隆寺规模居裕固族地区10座寺院之首。寺院坐西向东，依山而建，有大经堂1个、小经堂4个，五嘉堪布衙门、大头目衙门及僧房数百间。1937年，红西路军路过康隆寺一带时，马步芳部纵火烧毁康隆寺，大火燃烧了7天7夜，殿堂僧舍付之一炬，唯护法堂幸得保全。一些寺僧认为，护法堂是因护法神显圣而幸免于灾的。该寺所供奉的护法神与其他黄教寺院有所不同，除有其他寺院所供护法神外，另有一尊“王子护法”显得特别尊贵。相传有一王子虔信佛教，功德甚伟，死后就地成为神灵而被供奉在该寺。寺院被焚毁后临时在寺大隆修建了一座小经堂，安放释迦牟尼塑像，供僧俗膜拜。寺院重建后于1949年搬回。
寺院住持为五嘉堪布，又称五喇嘛（名为老藏斯坦尼玛），是今康乐乡寺大隆村人，圆寂于1953年。新中国成立前，除五喇嘛外，还有胡尔僧甘沟、阿吉等喇嘛和法台、僧官、提经及一般僧人70多人。常驻寺的只有十几人，其余僧人除参加寺院各项佛事活动和应邀给牧户诵经外，全年大多数时间在家放牧。
康隆寺管辖裕固族景耀、转轮、红湾、水关、莲花、明海、长沟等寺。驻牧于康隆寺周围的裕固族大头目家、东八个家、四个马家、杨哥家、罗尔家等部落都在该寺“放会”“诵经”。“放会”是各部落规定的，费用由各部落按户分摊。摊派时，一般大户多出，贫困户少出。平时牧户如遇婚丧等事，都要请僧人“卜凶问吉”“消灾降福”“解脱超度”。请僧人诵经要视家境送哈达、银圆、肉份子等酬谢物。丧事酬礼较重，一般送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只羊。
康隆寺于1958年拆除，现在原寺址处重修一寺，但无僧人活动。
（2）红湾寺
红湾寺位于今肃南县红湾寺镇，距今有250余年的历史，属八个家寺院。相传，八个家部落最早想把寺院建到松木滩东沟，在选定吉日准备动工时，忽然阴云密布，暴雨骤降，修寺备好的木料、土块全部毁坏。僧官只好把寺址挪到西柳沟青山脚下。寺院建成后，连续几年八个家部落牛羊不产羔，妇女不生育，疾病蔓延，瘟疫流行。部落头人请来活佛念经颂神，也无济于事。有一天清晨，活佛骑马朝隆畅河边的红湾走来，忽然看见一条花蛇追着一只白兔。白兔跑跑停停、忽左忽右，一直在马前蹿来蹿去。活佛骑马跟了过去，走到红湾山根的一块平地上，白兔和花蛇突然消失。活佛在白兔消失处下马仔细一看，此地山清水秀，冬暖夏凉，兔龙消失处，必是佛祖点化的风水宝地。活佛决定把八个家的寺院迁到这里，并取名红湾寺。红湾寺分上下两层，飞檐高翘，砖墙瓦顶，虽然规模不大，但精巧别致。有广度茶房，僧众28人，此后香火日盛。活佛为使八个家人杰地灵、百业兴旺，特将一尊1米高的铜佛埋到山上，作为镇山佛，八个家部落从此逐渐发达。后来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五个家的羊毛，杨哥家的马，八个家的姑娘赛棉花。”这是赞美八个家部落人丁兴旺、姑娘俊美。
（3）景耀寺
景耀寺（又称金窑寺，古为经窑寺）位于今肃南县大河乡韭菜沟片红湾村，建于清顺治年间，有340年的历史，属五个家的寺院。寺院兴盛时有僧人四五百人。寺院初建时，佛经和僧人都在寺所在地的石窟，亦称“金窑”内。寺院有两层重檐歇山屋顶的大经堂71间，小经堂24间，堪布喇嘛衙门30间，沙加喇嘛衙门34间，长毛喇嘛衙门30间，合计189间。寺院旧址石崖上除有众多石窟外，还有不少岩画。寺院住持为著名禅师长毛喇嘛，他是今大河乡韭菜沟乡大滩村人。
关于长毛喇嘛，裕固族民间还有一段传说。清朝顺治年间，有裕固族父子俩，住在景耀河旁的榆木山天然石窟内，以狩猎为生。有一天，小猎人刚射死一只盘羊，忽然看见一只小盘羊跑过来吃奄奄一息的大盘羊的奶。小猎人看到这一惨景，暗下决心，再不干杀生害命的事。时隔不久，老猎人去世。小猎人放下猎枪，燃上柏香，整日在洞窟里念经修身。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日复一日，头发不剃，胡子不刮。数年后，几尺长发披散背后，遂被牧民称为长毛喇嘛。他念经拜佛，开导人们与人为善，得到亚乐格部落的支持，后建景耀寺。景耀寺是裕固族地区建立较早的寺院之一。
景耀寺每年主要有以下佛事活动：正月初九，过会跳护法；正月十五，过会念大经；每月十五，放小会。放会期间，每天需粮百斤，酥油几十斤。寺院有草场一处，羊200多只，牛和骆驼20多头（峰），不放债，牲畜由牧人代放。牧人不收代牧费而精心放牧，以示虔诚。
清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起事，景耀寺被焚毁。民国13年（1924年），由僧众及五个家和亚拉格家两部落化缘重建。1958年，寺院又被拆毁。现遗址处尚存很多开凿的洞窟，大多数已坍塌，10余处尚好。内有少量残破壁画，绘制精细，色彩绚丽。该遗址1990年被县政府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长沟寺
长沟寺位于今肃南县大河乡光华村摆浪河旁，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属亚乐格部落寺院。该寺是从景耀寺分离出来的。相传，亚乐格部落的冬草场在榆木山，夏季牧场却在顺水河、白石头一带。每到夏天，牧民都赶着牛羊、驮着帐篷迁往夏场。长毛喇嘛为了夏场牧民的需要，又率僧众到顺水河，在一块“清静极乐”之地驻扎下来，并四处奔走，化缘筹资。经过多年募化，终于建成一座规模宏伟、造型巍峨、佛像精美、彩绘艳丽的寺院。此地名叫长沟，遂取名长沟寺。长沟寺建有三层歇山式屋顶的大经堂36间，经堂内有两根通天柱，寺喇嘛衙门34间，山门楼、茶房附属建筑18间，共计90余间。寺院住持为寺喇嘛，寺喇嘛历经五辈，均主持寺院的事务，得名“寺”喇嘛。第四世寺喇嘛1866年出生于今肃南县大河乡韭菜沟东岭村。在他主持下修建了大经堂，经堂中塑有各种佛像，仅添置的佛帧就达300余幅，没有修大经堂前，寺院中一切佛事活动在衙门中进行。衙门的佛殿中，还珍藏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等众多经典，据说都是从西藏请来的。在他的主持下长沟寺香火旺盛，每年的各种宗教活动极其隆重。
长沟寺
（5）明海寺
明海寺位于今肃南县明花乡明海片上井村，属于亚拉格部落的寺院，由长毛喇嘛管辖。明海寺是景耀寺被烧毁后修建的。相传，选寺址时，授记说：“被烧毁的景耀寺址前会飞来几只红嘴鸟，观察鸟落到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建寺。”结果，真有几只鸟飞到今明海乡上井村一带落到一棵大红柳上，于是就将此地选为明海寺址。该寺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住持为第五世郭堪布（郎进荣）。寺内有二层重檐歇山屋顶的大经堂70间，过间6间，大门前廊3间，加上其他建筑共85间。郎进荣为班禅堪布厅的第五世“格嘉”（随寺长）堪布，是今明花乡明海片南沟村人。
（6）莲花寺
莲花寺位于今肃南县明花乡莲花片，属贺郎格家部落寺院。建于清代，有200多年的历史。寺院曾被烧毁，后建的寺院有100多年历史。住持是水关寺的顾家堪布，因此，每年正月初五，寺上派人到水关寺进香上贡。寺内建有二层“正三破五”重檐歇山式屋顶经堂17间，过道3间，大门3间，茶房3间，共26间房屋。
新明海寺
寺院海螺号
（7）水关寺
水关寺位于今肃南县大河乡水关片西岔河村，属贺郎格家的寺院。建于清光绪年间，有近200年历史。住持为顾嘉堪布，建有三层大经堂81间，护法殿12间，菩萨殿8间，厢房12间，四大天王殿3间，下属汉传奇12间，新寺（也称佛光寺）18间，共有建筑174间。寺院的管家是西岔河村人贺遐志，他精通藏文，曾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寺院的住持是历辈的顾嘉堪布，其中第七世最为著名。他1893年生于大河乡水关乡西岔河村，法名罗桑青利嘉木措，父亲索南彭楚为藏族，母亲东科吉尔为亚拉格家的裕固族。顾嘉堪布七世初学于长沟寺史喇嘛，后学于马蹄寺、佑宁寺，精于佛学，明于时务。他通晓西部裕固语、藏语、蒙古语、土族语和汉语，是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宗教首领。他忠于佛学，曾到处化缘，修补文殊寺；曾针对裕固族地区寺院教规涣散情况，整顿教规，重新登记喇嘛；面对许多喇嘛对佛学一知半解，未领会佛学要旨的情况，他亲自讲经，阐明佛学“普渡众生”之宗旨。顾嘉堪布七世是一位精通佛学的虔诚的宗教职业者。他从佛学的宗旨出发，又努力兴办现代学校教育。当时条件差，办学困难大，他以寺院作为校舍，聘请有一定学历的知识分子任教师，开设藏文、汉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等课程。他自己既任学校的董事长，又任义务藏文教员。他的启蒙老师、长沟寺的史喇嘛反对他兴办学校，说僧人“只知闭户诵经，未闻开门办学；兴学本非宗教家之责任”，但是，顾嘉堪布认为“宗教家以普度众生为天职，普度原理虽一，而方式则因地因时而不同”。他回答自己的老师说：“佛说众生平等，人民康乐，培植人才亦为此也。”又说：“今日之教育学说与佛说不二。”虽然学校教育与佛学的目的截然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宗教首领，能把佛教的宗旨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进步。在顾嘉堪布七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裕固族地区各寺院兴办小学5所，由5名喇嘛兼任义务藏文教师。这些学校的学生经过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裕固族的第一批干部，更重要的是，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兴办学校，是宗教积极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一次大胆尝试。
第八世顾嘉堪布转世于水关乡西河村姓安的藏族牧民家，俗名安国福，1955年入寺，1958年归乡，后来还俗。
（8）转轮寺
转轮寺又称罗尔家寺，位于康乐乡青龙片海亚沟。原寺修建在孔岗木，僧人最多时达400人。由于罗尔家和杨哥家原为一个部落，后因分部落，又修了转轮寺。此寺与康隆寺1935年同被烧毁，后又修复。寺院有经堂10间，厢房24间，加上其他建筑共40间。
（9）寺大隆寺
寺大隆寺属杨哥家部落。1936年冬，红西路军路过康隆寺，并在那里短暂停留。马步芳部队为挑拨红军与当地裕固族牧民的关系，放火焚烧寺院，企图嫁祸于红军，挑起民族仇杀，后真相大白。裕固族僧俗群众为安放佛祖释迦牟尼塑像，挑选了很远的后山寺大隆，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临时性小经堂，从此也称“寺大隆寺”。
1958年，裕固地区的寺院全部拆毁，数以万计的经典被焚烧，宗教职业人员大部分被迫还俗返乡。改革开放以后，经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恢复重建了部分裕固族寺院，原寺院的部分宗教职业人员又主动要求返回各寺管理寺院，使裕固族信教群众又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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