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裕固族语言与西部裕固族语言

第五节　语言文字

一、语言

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语言，一种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过去被称为“撒里畏兀儿语”或“尧乎尔语”；另一种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过去被称为“西喇玉固语”或“恩格尔语”。二者以汉语为共同交际语。裕固族过去使用过回鹘文，现在普遍使用汉语文。

1.西部裕固语

使用西部裕固语的人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明花乡和大河乡等地。学界一般认为，西部裕固语是历史上“黄头回纥”或“撒里畏兀”为主体的人所说的语言。

（1）基本结构

西部裕固语无方言差别，该语言在语音方面有8个基本元音，6个带擦元音，个别元音是否带擦音可区别词义。有28个辅音，塞音和塞擦音均为清音，分送气与不送气两套，有些词的读音保存古代语音的特点。词汇方面，保存一些见于突厥、回鹘文献中的古词，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和一些蒙古语借词、藏语借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极少。语法方面，名词的人称附加成分已退化，除第三人称外，第一、第二人称附加成分极少用。动词没有人称附加成分，陈述式各种时有确切口气与普通口气的区别。缺乏连词，复合句不发达。在突厥语族语言中，西部裕固语保存古代语言特点较多，受汉语影响也较深。

（2）研究历程

近一百年来，西部裕固语引起了中外突厥学界的极大兴趣。早在20世纪初期，苏联著名突厥语学家马洛夫（Malov，C.E.）就曾两次（1909～1911年、1913～1915年）赴裕固族地区，前后花费14个月的时间来专门调查记录这种语言。后来，他不仅在俄国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部裕固语的文章，而且于1957年和1967年分别在阿拉木图和莫斯科出版了两部关于西部裕固语的专著。到20世纪50年代，马洛夫的学生，曾任苏联突厥学委员会主席的捷尼舍夫（Tenishev.E.R.）又亲赴裕固族地区继续调查。从1960年到1980年，他在苏联、德国等国的报刊发表了一些研究西部裕固语的文章，同时，与蒙古语言学家托达耶娃（Todaeva.B.X）合著出版了《裕固族的语言》（1966年）一书，1976年他又出版了专著《西部裕固语的语言结构》。另外，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国际突厥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苏联学者巴斯卡阔夫（Baskokov.H.A.）也涉足此领域，发表了《关于西部裕固语谓语结构的一种古代类型》（1976年）的论文。中国学者陈宗振自1957年调查这种语言起，40余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开展对这种语言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西部裕固语简志》《西部裕固—汉词典》和《西部裕固语研究》等著作。

（3）特殊地位

西部裕固语为什么成为中外突厥学家备感兴趣的语言之一呢？因为，它在同语族语言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或者说与同语族语言相比，它有不少自己的显著特点。例如:由于体词词腰出现-Z-音，从而与有共同地理环境和民族起源的现代维吾尔语相区别，而属于由-Z-﹤d（azaq﹤adaq‘脚’）发展而来的哈卡斯语族。在语音方面，除了古今突厥语中常见的8个基本元音外，还有一类在基本元音上附有短促的清擦音的元音；塞音、塞擦音发展成为清音。在词汇方面，一是有大量的突厥语族同源词，其中有些是其他语言中罕见的古词；二是汉语借词占很大比重。语法方面，数词从11到19、21到29结构特殊，保留着突厥、回鹘文献语言的计数法。动词没有人称附加成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突厥语专家对西部裕固语所具有的特点进行过各种评价。马洛夫认为，很难把西部裕固语看做是维吾尔语，这种语言或者是很久以前的某种回鹘语，或者完全是一种别的语言。巴斯卡阔夫认为，西部裕固语动词词尾缺乏人称标志，从而具有“最古突厥语”性质。捷尼舍夫认为，9世纪裕固族和古代回鹘部落一起迁到了中国境内和中亚，无论是察合台语，还是新维吾尔语在西部裕固语中都没有通行过，同时，由于受到汉语强大的和长期的影响，因而西部裕固语形成了强和弱的清辅音系统，发展了形态学方面的分析因素，词汇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汉语词。除了汉语的成分外，西部裕固语还吸收了一些蒙古语、藏语、梵语词汇。因此，可以认为，现代西部裕固语是一种经过强烈混合后形成的语言，它是突厥语系统中一种非常有趣的、独立的语言。美国学者柯拉克认为，无论怎样，西部裕固语体现的是一种古代特征，或者说，它反映了古代回鹘语的一种延续。尤其古代突厥碑文中的“阶梯”计数体系，在西部裕固语这一现代独一无二的语言中一直保留到现在。

由于上述特点，西部裕固语在突厥语族语言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巴斯卡阔夫（Baskakov.N.A.）根据突厥语的历史及其语言学上的主要特征所进行的分类法中把西部裕固语归入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的维吾尔—乌古斯语组、哈卡斯次语组。马洛夫（Malov.S.E.）根据语音特征所进行的分类法中则把西部裕固语归入保存古代突厥语特点较多的“上古突厥语”，并指出，它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目前，国外突厥学界一般认为，西部裕固语可归入突厥语族东北语支，与之最接近的语言是哈卡斯语和它的姊妹语楚伦语、绍尔语、土瓦语和它的姊妹语土法拉语；与之较远的亲属语言是雅库特语和多勒干语。同时，对有些学者把西部裕固语看做是现代维吾尔语的一种亲属语言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主要是从二者地理分布考虑的原因。

相反，我国学者却反对把西部裕固语与维吾尔语划分为不同语支，认为虽然西部裕固语在语音方面与现代维吾尔语有较大差异，但是，西部裕固语与维吾尔语都是来自中古的回鹘语。由于西部裕固语处于同亲属语言相隔离的状态，这种语言环境遂使西部裕固语的语音结构比较稳定地延续下来。经过千年的演变，今天的西部裕固语仍同中古突厥文献语言保持着不少共同点。

西部裕固语虽然长期与亲属语言处于相隔离的状态，但是却不断地接受着非亲属语言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这种既隔离又影响的结果使西部裕固语，一方面在突厥语系统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被非亲属语言取代的危机。

在汉语影响下，西部裕固语在语音方面的总体变化是前低元音向前高元音发展，前高元音向后高元音发展。在附加成分中e上升到i音位的现象尤其突出。其次，西部裕固语中出现了许多省略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的现象，由此导致了语音的缩减形式。附加成分的缩减形式可以说比比皆是，由此也导致了副动词与一些助动词的结合构成了有体的意义色彩的复合动词。同化现象也是西部裕固语语音变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词汇方面的变化是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从而使西部裕固语成为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汉语借词比重大的语言。总之，汉语对西部裕固语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2.东部裕固语

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的康乐乡红石窝、青龙和皇城镇的北滩、东滩一带的人使用该语言。在同语族内，东部裕固语同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蒙古语相比较，它居中间地位，与两方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简单说，在语音方面，东部裕固语和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的共性较多；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又和蒙古语的共性特征多一些。此外，在蒙古语族语言当中，东部裕固语与突厥语族的关系更为密切，有大批和西部裕固语相同的词。东部裕固语内部没有方言差别。

（1）基本结构

东部裕固语有单元音（又有长短系统）和复元音之分。单元音中有8个基本元音，其他各分长短，共有15个单元音。单元音可以出现在音节的任何位置上。复元音大致有15个。辅音也分单辅音和复辅音，其中有32个单辅音，23个复辅音。东部裕固语保留着较多的古代蒙古语词和某些语音方面的特点，特别是词首古音“h”保留得相当多，这与现代蒙古语有显著差异，有表示丰富的形动形式和副动形式动词。人称代词有人称、数和格的形式，但没有领属形式，第三人称代词无专门词，汉语借词比重大，其余为突厥语、藏语借词。

（2）东部裕固语的形成

关于东部裕固语的形成，学界一般认为，说东部裕固语的人在历史上是元代以来统治撒里畏兀地区的元宗室或其他说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以及某些改用蒙古语族语言的突厥部落。说东部裕固语的人中确实有突厥人的成分。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调查材料显示，裕固族部落之一的罗尔家，一百多年前讲的是西部裕固语，但现在转用东部裕固语；从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专为大头目支差、放牧而来的青壮年，定居大头目家后都学会了东部裕固语；裕固族部落之一的五个家，历史上由于居住地与康乐乡的大头目家接近，说的是东部裕固语，但在唱历史民歌时，却使用西部裕固语，其音调、歌词均同于说西部裕固语的部落。据说，原来他们的话是相同的。杜曼部落中的杜曼氏族原来说西部裕固语，1934年迁到曼台部落后，才学会东部裕固语。可见历史上不断有突厥人转用蒙古语族语言。

撒里畏兀统一于蒙古之后，蒙古相继派宗王戍守其地，从元朝中叶开始，蒙古宗王出伯及其子孙戍守撒里畏兀地区，直至元末。到明初，出伯子孙中属威武西宁王系的卜烟帖木儿率先归顺明朝，被明朝封为安定王，继续统领撒里畏兀儿人。同时，当时散布于河西走廊西部及天山东部的蒙古军队，有的被打败，有的逃离各地。由于卜烟帖木儿的影响，这些被打败和逃离的军队中的一部分，相继归顺明朝，明朝安置这些部众，在河西走廊西部相继建立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后分裂为二卫）和沙州卫。由此他们在明朝统治下，与撒里畏兀人共同在关外生活一个多世纪，直到共同东迁入关。有关裕固族的史书把这段时间（13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8世纪初）看做“是裕固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同样，这段共同生活的经历也为东部裕固语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明朝中叶，汉文史书中开始出现了“西喇古尔”一词。一般认为，汉文中凡带“锡喇”“西喇”的是根据东部裕固语的自称說ira音译的；凡带“撒里”“萨里”的是根据西部裕固语的自称sar音译的。由此可见，“西喇古尔”的出现标志着蒙古宗室后裔及其所属蒙古部落成为撒里畏兀儿的一部分，他们所说的蒙古语也就成为今天裕固族的民族语言之一。

3.裕固语的发展趋势

由于裕固族所处地理环境因素，裕固族两种语言长期与亲属语言处于相隔离状态，但与此同时又不断地接受着非亲属语言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汉语强烈影响。国外有学者认为，西部裕固语已发展成为典型的边缘语^[78]；或“基本上是汉语和残存的突厥语成分的组合”^[79]。虽然这种提法不够科学，但是，裕固语在汉语影响下确实发生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语言结构上，更体现在语言功能上。

汉语对西部裕固语功能方面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使用人数减少，二是使用范围缩小。

（1）使用人数减少

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裕固族人口共计10569人，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8088人，其中说西部裕固语的4623人，说东部裕固语的2808人^[80]。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裕固族人口为12279人，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为8825人^[81]，其中说西部裕固语的3693人，说东部裕固语的3194人^[82]。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仅10年间，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说西部裕固语的人数减少了近千人。

使用西部裕固族语的人数减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例如黄泥堡裕固族乡位于酒泉市城区正东27公里处，东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接壤，南与酒泉市铧尖乡毗邻，西、北两面与酒泉临水乡相连。据传说，现在居住在酒泉黄泥堡一带的裕固族，原来是居住在祁连山中八个家等部落的一部分牧民，于清朝年间先后迁入今黄泥堡一带^[83]。他们刚迁到黄泥堡时仍经营着大量牲畜，而且是裕固族人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仍保持着本民族原有的特点和风俗习惯，例如操西部裕固语、住毛帐篷等。以后，由于和汉族人民密切往来，逐渐开始务农，农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84]。随着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文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标志之一是放弃了民族语，而转用汉语。1949年以前的调查资料已指出，他们“早与黄番（裕固族）脱离关系”^[85]。明花乡、前滩乡地处戈壁前缘地带，三面与酒泉市农区接壤。据说这里的裕固族是从黄泥堡一带迁来的，原以放牧为主，1956年以后才开始经营农业。现有裕固族307人，全部使用汉语。如果说以上两地人的语言转用是百年前的事，那么以下所述则是21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

明花乡明海片东、南、北与高台县农区接壤，但由于全乡被沙丘环绕，过去与周边汉族交往不多，主要经营畜牧业，因而这里是全县保留西部裕固语最为完整的地方，有裕固族1002人，占当地人口的96%。但是从1992年开始，在明海片东南角，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建立了明海许三湾土地开发区。从外地移民308户1200多人，建立了18个农场，开垦土地13333340多平方米^[86]。这些移民主要是汉族和藏族。移民的出现和大规模的农田开发，自然对当地裕固族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与异族通婚和向外流动。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通婚以及通过考学、招工、招干、经商等方式流动到其他地区，是裕固语使用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

据介绍，20世纪初裕固族很少和其他民族通婚^[87]，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与和睦相处，尤其是裕固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后，与其他民族的通婚就变得非常普遍。这种通婚的结果是其子女普遍转用汉语。大河乡水关片与高台县新坝、红崖子乡毗邻，两地交通便利，过去该地裕固族划归肃州镇总兵的红崖营管辖，与大河区其他地方操西部裕固语的人来往较少，而与高台农区汉族接触频繁。据粗略统计现在该地有一半家庭是裕固族男子娶汉族女子为妻的异族通婚家庭。另据统计资料，与大河接壤的高台、临泽两县共有裕固族95人^[88]，其中大多数是该区外嫁到这里的裕固族女子及其子女。现在水关乡的裕固族有336人，除个别60岁～70岁老人会说裕固语外，其他人完全转用汉语。

明花乡莲花片一带的裕固族群众有重视教育的良好传统，而今明花区学校的前身——莲花寺小学，是裕固族地区最早建立的现代学校，成立于1939年（民国28年5月28日）^[89]。由于重视教育莲花片产生了一大批有文化知识的裕固族人才。莲花片有4个自然村，据1997年的估算，自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以来，莲花片每一个村外出参加工作的人都在百人以上，尤其通过考学流向外地的人在全县首屈一指，个别家庭一代人中就有四五名大学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活跃，裕固族外出经商、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从聚居区走向外地后即完全使用汉语。而与异族通婚后，其子女又没有学习民族语言的环境，从而成为使用汉语的单语人。

（2）使用范围缩小

西部裕固语使用人数减少的同时，使用范围也日益缩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90]，族内又使用两种无法交流的民族语，所以只有操同一种民族语的裕固族聚居的地方和家庭，才是裕固族人民学习民族语的主要场合。但是现在这种单一的聚居区和家庭却日益减少，而杂居和异族通婚的裕固族家庭却越来越多，由此也导致了西部裕固语使用范围的缩小。在杂居区，例如红湾寺镇等地，同操西部裕固语的人在公共场所多用汉语交流，只有在家庭内部使用一些裕固语；而异族通婚的家庭则基本用汉语。这样，在杂居区西部裕固语只在有限的家庭内部使用。

让年轻一代接受文化教育几乎是裕固族全民族的愿望，到目前为止，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91]。但是一进入学校就要学习汉语，接受汉文化。过去对低年级学生多采用本民族教师教授本民族学生的办法，课堂上用汉语授课，疑难问题用民族语解释；课下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使用民族语。但是随着对汉语水平要求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变化，现在低年级任课教师普遍认为，学生在校期间过多使用民族语会影响学生汉语表达能力的提高。在小学低年级用裕固语解释汉语词语或汉字，会影响学生汉语词汇量的扩大，从而影响汉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学生和家长也认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少说民族语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意味着民族语水平的相应下降，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酒泉黄泥堡一带的裕固族是最早接受汉文化，学习汉语文的。早在清代就出现了裕固族秀才妥文浩、妥静，并且妥文浩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高台河西堡开学授课^[92]。裕固族地区产生第一所现代学校（1939年）的第一任教师妥九思也是这一带的裕固族^[93]。随着接受汉语文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带的裕固族也就最早放弃了裕固语，而转用汉语。

4.裕固语的传承与面临的困境

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最早转用汉语的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政府在学校又开展了学习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先后接受培训的学生有180人左右。从近邻的明花乡明海片聘请精通西部裕固语的人任教。但由于教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民族语教学培训，加之没有民族语教材，教学只能采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其结果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准，又缺少语言环境，无法巩固，几乎是现学现忘，最后只好停止^[94]。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土教育呼声的日益高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核心地区也启动了教授裕固语的活动。据新华网兰州站2009年6月16日报道（记者连振祥）：一种语言需要两名老师教，生活中只有少数老人偶尔使用本族语言，孩子们学完后基本无人使用交流……在这种艰难的语言环境中，中国裕固族的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起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园长文丽华介绍说“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进行裕固族语言教育的地方。搞好双语教育是关乎裕固族民族文化传承的大事”。从2007年开始，肃南县在幼儿园开展双语教育。由于东部、西部裕固族语分属不同的语族，所以教语言课需要两名老师。杨爱琳和高玉梅是在肃南县幼儿园的两名从事双语教育的老师，“一个教西部裕固族语，一个教东部裕固族语。2007年先教东部裕固族语，2008年开始教西部裕固族语。虽然都是教裕固族语言课，但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

幼儿园每天下午设一节语言课，隔日上课，分别学习东部、西部裕固族语。由于没有文字，老师上课时，更多的是用语音和肢体语言来示范。授课时先讲单词，后连成句子，每学期孩子们能记住40多个单词。教西部裕固语的杨爱琳说“我们打算把教案制作成语言磁带，经过一段时间完善，再变成教材，希望裕固族语言的第一本教材能从我们这里诞生”。根据记者报道，目前裕固族语在群众中的普及率很低。“绝大多数家庭基本上不说裕固族语，孩子在幼儿园学习的单词和句子回家后无法使用。所以，对孩子来说，最难的是对所学语言进行巩固”。为了给孩子学习语言创造良好环境，幼儿园每周下午都把家长请来与孩子一起听课，培养家长的民族语言意识。

2009年3月20日，肃南县幼儿园还召开了裕固族语言课教学研讨会。研讨会上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的同志从专业的角度就开设裕固族语言课的意义，从小培养幼儿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教材开发，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会家长及语言课教师就如何做好幼儿的家庭语言教育、课堂教学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上县幼儿园还邀请6名精通裕固族语言的家长作为幼儿园裕固族语言课校外辅导员，他们每周到幼儿园与幼儿进行语言互动、交流和辅导，以激发幼儿学习民族语言的兴趣，为幼儿创设一个学习语言的良好环境，达到延伸教学活动，巩固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据园长介绍，目前在县幼儿园学习裕固族语的有80名孩子。这些孩子只占全园孩子总数的30%。让园长遗憾的是，这些孩子在这里学习两年后就上小学了，但小学目前还没有施行双语教学。

由此看来，裕固族已经处在全面接受汉语文教育，提高文化素质与如何保留本民族语言的矛盾困境之中。

二、文字

裕固族先民——河西回鹘人，在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建立的甘州回鹘汗国，地理位置重要，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也是西域和中原往来的咽喉。从漠北迁居甘州的回鹘人和当地的汉族人、突厥人及吐蕃人相互融合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也是丝路重镇，沙州回鹘人利用敦煌在整个丝路中交通枢纽的地位经营中介贸易；甘州回鹘则控制着从中亚进入中原的门户，他们借此收取过往商队的商税。这样，回鹘人在敦煌至甘州的狭长地带曾盛极一时。

1.回鹘文

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回纥文。唐代至明代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的文献，近代发现于哈密、吐鲁番和甘肃地区。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13世纪的《蒙鞑备录》都曾记述过这种文字。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等文物推断，回鹘文是在窣利（粟特）文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回鹘文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目前尚无定论。10世纪后，今新疆南部的回鹘人虽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但回鹘文并未完全停止使用，今甘肃境内的回鹘人，即裕固族先民可能仍在使用这种文字。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抄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17世纪仍在使用。

回鹘文字母数目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最少为18个，最多达23个。23个字母中有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字母分词首、词中、词尾等形式。有句读符号。在摩尼教文献中还在句读符号上加红色圆圈。段落用正方形的4个点隔开。行款起初由右往左横写，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

甘州回鹘汗国时期，甘州、沙州回鹘人主要使用回鹘文，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走廊的通行语言，敦煌、甘州成为河西回鹘的佛教中心，期间用回鹘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归于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才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得以重新问世。

突厥文献

2.回鹘文文献

1910年在甘肃酒泉附近一座寺庙内（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乡文殊寺）发现的回鹘文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属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重抄本。由此证明，裕固族使用回鹘文延续至17世纪。这些文献是研究裕固族及其先祖回鹘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敦煌千佛洞出土的回鹘语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组。一组为藏经洞出土，另一组为第464、465等元代洞窟出土。这些回鹘语文献几乎全部流落到国外，目前它们分别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只有很少几件残文保存在中国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兰州甘肃省博物馆。藏经洞出土的50件文献基本上属于11世纪初以前的，从文字种类分，可分为4种，其中1件《摩尼教徒忏悔词》用摩尼字母写成，2～3件用古代突厥文字母写成，如《占卜书》，其余用回鹘文写成。从内容上分类，19件为世俗文书（书信、商品账目等），13件为佛教、摩尼教和未能确定性质的宗教文献，4件为官方文书、诗歌片断、杂记等。属于11世纪以后的回鹘文文献，大部分为元代的，有16种，其中重要的有《俱舍论安慧实义疏》《佛教诗歌集》等著作。前者为迄今发现的篇幅大且较完整的少数回鹘文文献之一，它不仅对回鹘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因其汉文本已佚，对汉文佛典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后者均为回鹘作者创作的宗教诗歌，有的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水平，在回鹘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主要有: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于1910年在甘肃酒泉文殊沟所得的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共397页，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支所。另外两页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于1927～1935年于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译者是10世纪回鹘著名学者别失八里人胜光萨里。《古祥轮律仪》残卷是回鹘文秘宗文献，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内容属于秘宗教大师纳罗巴（1016～1100年）传承的《吉祥轮律仪Sricakramrara》方面的著作。1978年德国出版了关于此书的研究专著，题作《回鹘文死亡书》，刊布了全书的拉丁字母转写，德文译文、注释和全部图版。回鹘文《阿毗磨俱论》残卷、《阿含经》残卷、《大方广圆党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残卷等现存瑞典，均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成员别尔格曼在甘肃所得。此外，还有回鹘文残信，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经日本学者初步研究，内容是写给一位与敦煌回鹘佛教团体有联系的回鹘佛教徒的书信。

著名的回鹘文碑刻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现存甘肃省酒泉西南15公里的文殊沟。碑额和碑座已佚，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据此碑汉文内容，立碑人为喃答失太子，回鹘文部分虽内容同汉文大致相同，但不是汉文的译文，回鹘文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元代河西走廊蒙古察合台一支完整、正确的系谱，并且对回鹘文学和语言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甘肃省酒泉市文化馆，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族）族人善居，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庭自西夏灭亡后，至元朝末年150多年间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事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献约占整个（包括新疆）出土回鹘文献的三分之一。历史上回鹘文曾对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有过很大的影响。西夏王李元昊占据河西走廊以后，于1037年规定设“蕃字院”，“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传之”。西夏的规定说明回鹘文在当时所占的重要地位。契丹小字是迭剌在回鹘文字的启示下，改进了契丹大字而制成的。元代，回鹘文被蒙古族所采用，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蒙古族借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后来形成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发挥着巨大作用。“凡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16世纪以后，满族又依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即“老满文”。

裕固族古代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环境下都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只是由于特殊的游牧生活，迁徙频频，战火四起，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结出的丰硕果实，湮灭在茫茫戈壁，散落在金色草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