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第九章　撒拉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文化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不是所有有点文化的人都是“文化人”。为了使大家对“文化人”的概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此笔者引用当代著名文化人吴冠中^[1]先生的一段话^[2]：

“文化人”这一概念，这一称呼，大体上流行于抗战时期，特指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所辖区域均通行使用。在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聚集了一批著名的进步文化人，有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有戏剧家、电影家、画家……后来，有一次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三厅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啊！”在1941年中共领导的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阜宁，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附近，有一“卖饭曹”村，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将之设为“文化人村”。先后在文化人村生活和聚会的有著名文化人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孙冶方、范长江、夏征农、黄源、李一氓、杨帆、蒋天佐、艾寒松、金人、阿英、贺绿汀、沈其震、孟波、何士德、胡考、赖少其等。陈毅戎马倥偬中，常在文化人村与诸文友诗歌唱和、黑白对弈、论史之兴废、议抗日之大计。在蒹葭苍苍的里下河河网地区，在日寇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下，大批文化俊彦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云集于此，实为盐阜大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皖南事变”后时局紧张，大后方在渝的文化人纷纷撤离，或避居龙云治下的昆明，或转道去缅甸仰光。当然，也曾发生过被各种“运动”诫示要“割尾巴”，“脱裤子”，“重新做人”的事，令文化人身价大跌……

“文化人”这一概念弃而不用，替以“知识分子”普遍使用，大体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之后。“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汇，据说源于19世纪的法国和俄国。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就曾撰有万言长文，阐述中、美、俄三国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异同。粗略说来，一种是宽泛的解释，类似我国通行的说法：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种是有确定性的界定，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的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惧。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界定，与我国传统文化优秀的道德精神有着某种呼应。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守望者的价值取向。

当然，文化人中也有各色人等，这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奈何不得，更强求不得。当下，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世风人心浮躁，各种矛盾凸显，人们急切呼唤着社会的公平与诚信，而具有正义、良知、责任感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恰恰显得特别的珍贵。人们期盼着这样的文化守望者能够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