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信仰什么教

第一节　信仰民俗

信仰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反映在心理上的民俗习惯，它更多地表现为心理活动和信念上的传承。信仰民俗继承了远古信仰的思维观念和相当数量的形式。原始时期，人类祖先对客观世界及人类本身缺乏认知，在大自然威力重压下表现得软弱无力，在生活中逐渐构成对大自然及其周围事物的信仰，并用一定的方式讨好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一方面施恩于人类，另一方面又加害于人类，人类无力控制，只有采用信仰、崇拜的方式，欲使自然力转化为“顺己”“助己”的力量。这种形式经过长期的沿袭传承，成为种种习俗惯例，成为具有心理意识的民俗事象。这些“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受到了人们的信奉，甚至成为支配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1]。

信仰民俗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第一，神秘性。这是一切信仰产生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是信仰民俗存在的根本性质。在原始社会，人们相信天地万物都有神灵，因而用巫术和祭祷来使心理上得到一种慰藉和超脱。在文明社会，由于系统宗教神学化，更使民间信仰增添了感情色彩。历史的进化，并未使信仰民俗的神秘性发生根本的转变。第二，功利性。原始巫术的功利性是比较突出的，人们巫祭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保护自身或本部落的安全、丰收和吉祥。在文明社会，也同样认为这些做法会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至少有利而无害。第三，民族、区域性。此为信仰民俗的空间特点。由于人们的自然生活环境不同，民族群体心理不同，信仰民俗也各具特色。如汉族的信仰民俗常与道教和佛教有关，而纳西族则崇信东巴教，回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东北各族则以萨满教为主，等等。即使同一宗教信仰，也因民族和区域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信仰民俗。例如佛教，汉族往往以大乘佛教为主，傣族信奉小乘佛教，而藏族则普遍流行藏传佛教。第四，认同纽带。这是信仰民俗的客观社会和文化功能。信仰观念与信仰心理，本是一种主体的超自然愿望，但当这种虚幻愿望表现为社会活动和习俗以后，客观上便具有一种文化认同和群体组合的功能。如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龙的民族象征意识等，都是在群体认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又都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群体联结的社会功能。

宁波地处古越地，旧时有“风俗尚鬼好祀”之说，四围内灵物、灵兽均可信手拈来，造作神祇以奉祀。这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崇拜与迷信相混杂的地域文化现象。佛、道的传入只在传统的意识中增加了新的敬畏之物，鬼神观念愈益深入人心，成为民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既与越族传统的好鬼神、尚祭祀的文化背景有关，又与宁波地方民间长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也是神权与族权在人们心理上的投影。其中崇拜又完全区别于宗教，它远比宗教广泛、入世和深入人心。这种无固定庙祀和偶像的崇拜植根于民间的意识中，渗透于民间的社会心理之中，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民间信仰在地方基层社会有高度的延续性，并深刻地影响着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四明地区的民间信仰大致说来由四个方面构成，即以列祖列宗为主的祖先崇拜，以日月、山川诸神以及河、岳、土为主的自然神崇拜，以著名人物为主的先贤崇拜，以佛道为主的宗教性崇拜等。

一、祖先信仰崇拜

祖先信仰崇拜是人类的自身信仰和崇拜，人们信仰祖先，认为祖先的神灵是保护本家族的神秘力量。祖先信仰大概源于古老的灵魂观念。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人的灵魂和肉体可以分开，熟睡后人的灵魂就暂时离开了人的肉体，到别的地方活动去了，梦境就是灵魂的活动。人死是肉体的死亡，灵魂是不会死亡的。由于人类在原始信仰中把自己看成是双重结构（灵魂和肉体），梦中若与死者交谈就认为是死者灵魂显现，发展到后来变成人类对死者灵魂的恐惧。为了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就利用驱鬼、讨好鬼、敬鬼等方法，希望他的灵魂不要再来到活人生活中，于是人死后就将他生前所用之物随身一同埋葬。有的还用纸扎成金山、银山、童男、童女焚烧，来安慰死者的灵魂，尽量使其在另一个世界快乐，免得他侵扰危害活着的人。由于人类有灵魂不灭的观念，生病时浑身疼痛，就认为是鬼魂作祟，就产生了驱鬼、赶鬼习俗。但人们对祖先的灵魂是敬仰的，相信通过敬仰会给家人带来好的结局，如某家出了个当官的，就认为是祖上积德、祖先保佑和显灵。对祖先的崇拜大概是怀念他的功绩，并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关心整个家族，保佑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由此可见，祖先信仰是民众在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下，感恩思想和祖灵荫庇意识作用的结果。

对祖先的信仰反映在祭祀上，人们习惯把祖先的名字刻在木板上作为牌位，供奉在祠堂里，定期供奉祭祀。若家中出现不幸和困难就向祖先祈祷，喊祖先的名字求祖先保佑。一般家庭都设有祖先的牌位，每逢年节都要送香火，以保佑家庭的平安。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的宁波《奉化县志》记载：“祭礼，特重宗祠，族大或各房分建，奉神主及祖先遗像。曾祖、祖、父各立一主，遇生卒之辰，捧主祭于家。高祖以上或汇书一主，或各书一主，遇讳日集祠祭拜，亦有捧主祭于家者。清明祭于墓。”^[2]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的宁波《象山县志》记载：“士大夫家建祠堂，会食自有常制。庶民则半亩之宫，堂之后为祖堂，奉神主及祖先遗像，历世祖考汇书一主，有事则祭焉。《礼》：士庶人祭其先，无庙，然亦当循亲尽则祧之文。盖曾祖、祖、父宜别为三祖，生卒之辰祭之。高祖以上书于总主，岁时并祭之。大抵祭典之费，由于祖田祀山之鬻，诸贤子孙经营之而不足，一不肖败坏之而有余。鬼为若敖，墓为荒垄，可哀也。”^[3]

佛教传入后，宁波民间又将地藏王、阎罗王移植为主管阴间的菩萨，与道教系统的酆都大帝合为鬼魂世界的统治者。民间对鬼神采取以祭祀换福祉的利用态度，但不专祀某一鬼神，而是泛祀鬼神，以求互相报答。宁波人称农历七月十五为“鬼节”，盛行放焰口和“做羹饭”祭祀无主野鬼，以免其侵扰人间。

二、先贤崇拜

孔子曾经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要求人们追念先圣先贤，肃敬先祖，躬行古道，厚养其德。人们为他们建堂修庙，立碑塑像，载入史册，颂于庙堂。

在官方，这些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正统的价值、道德伦理，以及合法性的来源。在民间，则化作了神灵的崇拜，和能够交好运的保护神。就像今天，民间百姓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吉祥如意，把毛泽东、周恩来的相片挂在车上，置于家中，让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保护自己平安发财、安康好运。这些现代的人物崇拜与习俗中的人物神崇拜在心理上并无二致。

在民间习俗中，人物神的崇拜，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和原始社会的鬼魂崇拜。这种崇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过去人们认为先人灵魂不灭，可以保佑与庇护后人。其次，人们之所以为历史人物立碑建祠，基于他的丰功伟业和道德情操，从而为后人树立一个学习、效法的榜样。最后，人们往往从传统的历史人物及富有神奇和怪异的人物身上演化出许许多多无所不能的神话，以求解决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中国人崇拜的人物神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为忠孝节义型。因其所作所为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且其业绩又远在常人之上，影响很大，故而受到表彰，载入史册，立于庙堂，张扬于世。比如孝子贤孙、贞女烈女等等，如能够立牌坊的忠贤妻子即属此类。第二种为社会职能型。这类人物是有绝技的能人，行业的祖师、行业神。比如，鲁班是木匠、泥水匠、石匠的祖神；华佗、孙思邈是医药业祖神；朱元璋、伍子胥是丐业祖神；杜康是酒业祖神；唐明皇李隆基是戏剧界梨园弟子祖师；罗祖是剃头匠、理发师祖神；老子是铁匠始祖；葛之仙是染房敬奉的祖神；周庄王是说鼓书者敬奉的祖祇；比干是文财神；关公、赵公明是武财神；伍五路是五路财神；范蠡是商人之祖神；黄道婆是棉纺业保护神；仓颉是书吏保护神；白眉神是娼妓业保护神；张衡是机械、工艺业的保护祖神；文昌神是刻字、印字、裱画、纸店等供奉的祖神等。第三种是神话传说人物神。例如八仙、神农、钟馗、温元帅、大禹等就属此类。第四种为横死、抱屈、为国捐躯及忠烈人物神。如岳飞等。

以上这些人物神既有浓厚的统治阶级意识，又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尽管在封建时代普遍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庙、武庙，昭忠、忠烈、先贤名臣祠堂及节烈坊，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今天已被废除或打破，但目前在百姓心目中，人物神崇拜的观念依然存在，某些人物神依然不失其神秘的感召力，关羽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关公崇拜之所以如此盛行，一方面与统治者的提倡褒扬有极大关系。关羽死时被追谥为壮缪侯，当地人于玉泉山立祠，在民间影响并不大。关羽显赫扬名是在宋代以后，北宋末年，始封为公，元代封王，明时封帝。佛道两家也竞相罗织关羽为本门弟子，编织种种神道以大张其验。明清两代，对关帝之信仰已不是某教之范围，而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关羽的崇拜价值在于，他的行为构成了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价值的楷模，生之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后“扶名教而植纲常者，赖有圣帝也”。

另一方面对于百姓而言，关公之崇拜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义气之神。他的义气干云、坚贞不二，使得拜金兰者都要在关羽圣像前，学习桃园结义。青帮、红帮也好，哥老会也罢，走江湖者结拜把兄弟，都要顶礼膜拜。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关羽的崇拜与信仰。

今天，普及城乡的关帝庙均正在逐渐消失，但关羽崇拜在民间特别是农民中仍有很大影响，不仅求雨有赖于关帝，百姓乞求生育、消灾除病、家庭和睦等方面都有求于关羽。特别是关羽还被人们奉之为发财致富、招财进宝的保护神。关羽与文财神对列，被称作武财神，他不爱财，对曹操所赠金银一律封留，不受不义之财，所以商家皆供他为财神。

宁波城区崇拜的对象多属与行业相关的财神、行业保护神、于城市建设和开拓有功的地方官和道德文章堪为人表的忠臣硕儒。乡间崇拜对象最多的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有功于水利建设的地方官员和能驱蝗降雨的裴肃、鲍盖、龙王，具有魔力传说的历代著名人物，有功于地方的壮士、名医和乡贤。其行谊为乡里称道的孝子烈女等也为乡间崇拜。

和祖先崇拜相伴而来的人神崇拜在唐后得以发展，主要表现为由地方著名历史人物形成的历史名人信仰逐步脱离氏族和地域的藩篱，成为某一地区甚至全县人们所信仰的保护神，从而由人鬼成为人神。宁波民国时期统计的517所祀庙庙神，多由历史人物衍化，其著名的有裴度、王元吟、王安石、康用锡、袁墉、董黯等。如清代道光年间的《象山县志》记载：农历六月“初四日，邑人诣城隍庙烧香，有自宁海、奉化至者，相传为明初县丞陆维远生日”^[4]。把一个生活中曾经有的真实人物作为祭拜的对象，在宁波各地比比皆是。在宁波，对先贤的崇拜，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董黯、鲍盖与裴肃。宁波慈孝文化源远流长。追本溯源，则可落在现今宁波地区慈溪市的得名上，一个“子孝母慈”的掌故说起。孝子姓董名黯，东汉时人。黯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困，相依为命的慈母又不幸身患痼疾。正当董黯因无力为母亲求医而犯愁时，听说离家三十里远的大隐溪水甜醇清口，能治病健身，于是就长途汲担至家，母初饮即嗜。董黯事母至孝，自此往返汲水奉母，无论寒暑，乐此不疲。但母亲怕长此下去太劳损儿子身体，儿子怕万一因阻于风雨冰雪造成汲水挑担困难而断了娘的饮水，母子俩决定徙居大隐溪。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董黯终于临溪搭起了一栋茅屋，侍奉母亲在此长住，溪水疗疾胜良医，数年之后，先前病恹恹的母亲，居然焕发出一身康健的生气。乡亲们感念董黯的孝行，在庆贺其母痊愈的同时，便改称“大隐溪”为“慈溪”，母子返原宅后，宅旁竟涌一泉，出流成溪，亦名慈溪。有道是好事传千里，董黯笃行孝道的故事远传到朝廷，和帝专为此旌彰董黯，并下诏拜他为郎中，但董黯辞不应征，依旧朝夕奉母行孝。“董黯孝母”的故事由此便广泛地传扬开来。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县时，县人既以有“子孝母慈”之掌故为荣，又为了以纪念董孝子而弘扬孝道，便以溪名县。今天宁波城区还设有祭奠董黯的“董孝子庙”。

在宁波鄞州，传说能起死回生而擅长消病祛邪的鲍盖为本县祀庙最多的祀主，城乡共65处。鲍盖（？—316），后汉鄮邑人，生于晋泰始三年（267），永兴三年（306）任鄮县县吏，居高钱青山村（今鄞州梅湖村）。鲍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除暴安良，保境安宁，深受老百姓爱戴。建兴四年（316），天闹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食树皮度日，正当危难之时，适逢鲍盖押粮船队在海上遇风浪，驶入鹿山头江上（今高钱）暂避，途中饿殍遍野，群众跪地求救。见此情景，鲍盖悲感交织，泪水纵横，毅然将所押粮食赈济灾民。由于粮食赈济了百姓，无法向官府交差，鲍盖投江自尽，卒后百姓将其从鹿山头江上捞起来，葬于高钱下王鹿山。附近百姓感其恩德，为表彰英灵，鄞东鄞西一带纷纷立庙祀之。其中在其家乡青山建庙，以“青山”名之。传说山上盛产染料“青”草，为鲍郎神所化。现在还有农妇织布染色仍得其益。

为唐代平定过明州“栗锽之乱”的浙东观察使裴肃，供奉他的庙最多的时候有36处。裴肃是个能带兵的将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明州镇将栗锽叛乱，裴肃亲率州兵征讨，擒获元凶于台州。为铭记他的功绩，当地百姓为他建了庙。

三、由宗教神衍化的民间泛神崇拜

此类崇拜对象名为宗教神，但在民间意识中已列入泛神系统，尤以佛教神为多。

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是文明的源泉。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宗教是信教人们心灵与灵魂的寄托与安慰。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老百姓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患病求保佑而信教，这是一个原因。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有深厚的传统，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家庭矛盾、邻里冲突，这是百姓信教的另一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激烈紧张的职场竞争，救职者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和风险的压力，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信教才能使他们保持心理的宁静与平衡。

现在的老百姓信教往往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二，老年信徒多。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是老人信教的原因。第三，举家信教者居多。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

佛教自晋传入宁波后虽长盛不衰，但真正信仰佛教，成为教徒的并不很多。佛教诸神多被吸收到民间的诸神体系中。信奉较多的是观世音、阿弥陀佛、四大金刚、弥勒佛、伽蓝。其中对观世音信奉尤甚，每年六月十九相传为观音菩萨生日，民间祀奉以祈福佑。

四、天象信仰

包括日、月、雷、电等。对天的信仰是以太阳为代表的，如《山海经》描述太阳的出生：“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沟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里不仅写出了日的出生和日的居所，而且还写出了日的运行。《淮南子・天文篇》形象地描述了日母羲和驾车送爱儿巡行的情形：从浴日晨明、经正午时，送至悲泉停车，黄昏太阳进入虞渊。虽为神话，却写出了日运行的时间和轨道。

古人对太阳的信仰逐步发展到对太阳的崇拜和祭祀。《礼记・祭义》记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始终相巡，以致天地之和。”从中可见古人以祭祀太阳为主，祭月为辅。日出运行给人带来了恩惠，人们对太阳信仰的规格很高。但太阳的暴晒，使农作物干枯，又给人带来了灾难，并且人类也难耐暑热，误认为是太阳太多的原因，于是又幻想出“后羿射日”的神话，希望“日”带给人的只是恩惠，而不是灾难。

在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中，出土了一件“双鸟舁日”的蝶形象牙雕刻，其画面为两只巨鸟拱护着中间一个火焰熊熊的火球搏击升空。对于这件作品，有的学者命名为“双凤朝阳”，有的学者命名为“双鸟朝阳”。它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关于太阳神的最原始的神话故事，是人类崇拜太阳的产物，也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具有完整形象的太阳神具象。它是宁波人崇日信仰的源头。

对月亮的信仰，同样始于原始信仰。《礼记・祭法》中有“夜明，祭月也”的记述。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如“嫦娥奔月”的月中玉兔、吴刚等，赋予月亮以神秘的色彩。

人类对星星也是极为崇拜的。《说文解字》中释星为：“万物之精，列为星。”古代有人化为星星的传说，也有星星化为人的传说。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至于演化为“七夕”乞巧的习俗。还有对大自然变化的信仰，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古人对大自然的解释主要靠信仰和想象，总把它看成是神的行为。

宁波明代前民间信奉太阳菩萨，与各地统一以农历二月十三祭祀。由于明末清初浙东抗清斗争在民间的影响，遂以农历三月十九崇祯帝忌日为祭祀太阳菩萨之日，借太阳与“朱”“明”的联系，以此寄托对明代所代表的汉文化的认同和对清朝贵族统治的排斥。宁波自宋后科举鼎盛、文风披靡，遂对北斗六星（文昌宫）和所演化的潼梓君（张亚子）信奉甚虔，历各朝而不衰。崇拜的星宿神还有魁（奎）星、文曲星、武曲星、寿星（南极老人）、太岁（岁星）。魁（奎）星信仰盛于宋代，后经久不衰，为文人于文昌帝君外崇信最甚的神。寿星则演绎为一拄杖的鹤发老翁形象。民间亦奉雷公雷婆或雷部邓元帅为雷电神。宁波旧俗以农历六月十九为雷神生日，这天妇女多食蔬食或断炊，以瓜果为粮，谓之“熬清斋”；亦有终月不食荤腥者，谓之“雷斋”。

五、大地信仰

大地生长万物，给人类直接带来恩惠，人类依赖大地，就把大地作为神秘的超自然力加以崇拜。《史记》称大地为“地一”“地祇”。古代，民间称地神为“地母”“地媪”，认为大地是恩惠于人类多福的女神，表示对其亲近如母。《礼记》中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周礼・大宗伯》中说：“以血祭社稷。”血祭社，正是祭地的古俗。血祭有人血祭、牲血祭两种，为了报答大地，人类可谓虔诚之至。另外，古人还有将献祭物品埋于地下的习俗，《尔雅・释天》中载：“祭地日瘞埋。”就是把贵重物品，如玉等埋于地里，以祭大地。由于对土地的崇拜，从古至今都有不得随意动土的禁忌，如兴建土木要择日期，挖掘坟墓要看风水等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风行，对土地的信仰由整体转入到局部。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对大地的信仰总是和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种还是收，总要祭祀大地。

宁波当地百姓信奉城隍、后土、土地菩萨。土地神信仰盛行于宋，凡城乡、住宅、园林、寺庙、山岳都有土地神，后俗称“当方土地”。土地庙多建于村头桥旁，内塑布衫草履如田夫的“土地公公”。土地神经种种变迁，成为与普通百姓最接近可亲然而神通有限的形象，反映了农业社会中人们将土地神人化的心理状态。

六、山石信仰

对山石的信仰也是一种原始形态。山的信仰往往和宗教联系起来，因为它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认为是通往上天的路以及神仙居住的地方，如昆仑山、蓬莱山，特别是“五岳”被视为“至尊”而加以敬仰。

石头的信仰大概来源于石器时代。石神话传说极多。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显示出山石的巨大作用；精卫填海的传说也显示出石头的魔力。古代民间历来视石头为镇邪之物，有泰山石敢当的传说。敢当就是“所向无敌”之意，显示出山石本身的神奇和威力。

对石神的崇拜宁波人主要是“石敢当”（至清代又称泰山石敢当），常刻石以做住宅镇物。不仅民宅如此，大凡宫廷殿堂、衙门庙宇，规整的大理石从来都是作为镇物的，所谓“石敢当，镇血鬼，压灾殃”，所谓的石刻字均可以镇宅镇庙，使之稳重坚实。“石敢当”始见于汉代史游的《急就篇》，有“所当无敌”之意。《续古丛编》载：“吴民庐舍，遇街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墨庄漫录》则说北宋时张纬在莆田做官得一石板，上刻：“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可见是用来“镇百鬼，压灾殃”的。“石敢当”加上“泰山”二字，更被认为赋予了奇异的神力。自战国至汉代，泰山始终是君王告成于天的封禅圣地，向来被视为与天相通的登仙之途。魏晋以后，泰山又被视为冥司之主、治鬼之府，泰山神被人格化为有子有女、执掌阴府一如阳间官府的泰山府君。唐宋间，又被封为东岳大帝，其庙祀几遍及全国各地。明清以来，东岳主冥与阎罗主冥逐渐合流，民间又以东岳大帝为阎罗王的顶头上司，泰山成了“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帝之孙，神灵之府”，因此更加显其威力。人们为何要这样做呢？此与山石原始信仰习俗有关。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即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如古代神话中女娲炼五色彩石补天的故事，《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复仇的小神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都反映出对石头的信仰。至今羌族、藏族、彝族仍有崇拜、祭祀石头的习俗，以至欧洲也不无这种现象。如美国在远离城市荒野上的巨石体，在复活节岛上的长脸沉思石像，大抵都是出于对石头的原始信仰。“泰山石敢当”，就是从崇拜山、石发展而来的。

七、水火信仰

水火信仰是自然崇拜的两种形式。水，供养着人类，人以水而生存，水给人以恩惠，但又祸害于人，这些都是引起人们对水信仰的客观依据。后来对水的信仰与祈求农业丰收结合起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祈雨形式。民间把管水的神称为“龙王爷”，有海龙王、河龙王、井龙王等，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王管辖。民间还修龙王庙以祭祀龙王爷。这种对水的信仰到后来已经发展到以物质利益为目的了。

宁波地区有多元化的海、湖、川三神。但凡有水处，便有自己的水神。但影响最大的是龙王（深潭龙神）和天后（天妃）。龙王为司雨神，所以一般发生旱灾时请龙降雨的仪式十分隆重。据民国年间《鄞县志》记载：“农民遇久旱则请龙，约邻村农民邑境内庙之神往龙潭祈求。偶遇水中有蛇鳗或蛙鱼等动物浮出，即以为龙，置诸缸内请之而归。要求邑之长官跪拜供奉如神，或醵资演戏以敬之，俟雨下乃送回。”^[5]鄞县瞻岐地方请龙王，先遣人夜入龙王庙，用麻袋套住神像，抬到当地庙内供奉，称“偷龙王”。数日后仍不雨，则把神像置于烈日下，让“龙王”尝一尝久旱不雨、烈日暴晒之苦，但又恐晒坏神像，乃戴以笠帽、披以蓑衣，称“晒龙王”。再不雨，则相约往“龙潭”请龙求雨。事先遣人鸣锣通告“禁涂”（禁止下海涂捕捞），不准鱼虾上市，各家“净灶吃素”，食荤者处罚。瞻岐附近称龙潭者有四处，但当地农民却信远在镇海三山岩头龙潭的“老龙”。午夜出发，抵达后供祭潭边，双手合十跪地，念伴诵“龙王经”，请“龙”显灵。时已派数名青年，手持捞具环潭侍立，一见水上有浮游动物，眼明手快，立即将“龙王”网住，放入“圣瓶”。随后族长许愿，如不日赐雨，即演戏“谢龙”。迎归后供祭在庙内神座前的神案上，昼夜有人轮流“值圣”，族内大户轮供“圣头饭”，每日上香祭供三次，谓之“侍雨”。久旱则雨，适降甘霖，则视为“灵验”，开演“谢龙”戏、行纸会，最后送回龙潭。稍有不同者，有些地方“请龙”时由族长或念伴跪在潭边，用铜锣从潭中兜起浮游动物。有的地方凡加入请龙队伍的人，皆手执小旗，烈日晒头，不得戴草帽，脚穿草鞋或蒲鞋，表示虔诚，以感动“龙王”。

天后（天妃）信仰主要是由于宁波靠近东海，由于古时科技水平低下，海难事故频频发生。先民们在寻求上天保佑外，将精神寄托于海底龙王，至宋代福建的渔民大胆想象，又隆重推出了一位名叫林默的在海上救苦救难的大救星。渔民们以林默为海神，祈求生活平安幸福，皇帝认为她是厚德之女，宋以后历代帝王屡屡加封（封号多达四十余个）。妈祖庙、天妃宫、天后宫、娘娘宫等遍布沿海各地。宁波是除了福建、广东以外，信奉妈祖比较集中与兴盛的地方，仅象山县的昌国、石浦、东门、南田、晓塘、定塘、大塘、涂茨一带历史上均有祭拜天妃的庙宇。据象山县文物管理部门实地普查得悉，妈祖庙在当地尚有一定数量，共有六处。其中象山东门天后宫是宁波市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并已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东门岛渔民把祭祀妈祖作为一件盛事，每年农历六月廿八都要举行谢洋妈祖赛会。妈祖是渔民心中的神灵，是渔民团结的核心所在，是航海第一保护神。妈祖已成为世界海洋之神，已成为团结全世界华人和渔民的纽带，成为中国海洋文化观念的象征部分，并与许多传统记载构成独特无比的海洋文化精神。

人们对火的信仰来源于原始社会的钻木取火。火如同水一样施恩于人类，同时又降灾于人类。它的奇异性能，是原始社会人类崇拜的根本原因。进入农业社会，火成为刀耕火种的主要生产力，人们对其更为敬重。在民间俗称“灶王爷”为“火神爷”，专修“火神庙”，建造供奉“火神爷”的“火神台”。人们对火神既敬又防，表现了民俗信仰的两重性。

过去宁波家家户户设灶王爷神龛，俗称灶君菩萨，被认为是玉皇所派保护和监视该户行为之神，腊月廿三回天界述职，于是香烛祭祀，烧纸船纸马，供果品，称“祭灶”，祈求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至今祭灶之俗仍有所存。

八、动植物信仰

这是源于古代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动物、植物与人类同息，人类依赖于动物、植物而生存，因此，人类把动物、植物看成是有灵性的东西加以敬仰。对动植物的信仰有原始的，也有后世的，一直在民间延续。远古时代“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对老百姓的信仰影响极大。古人由于不了解大自然的生命规律，因而对大自然充满着恐惧和神秘主义感受。人们相信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山川大地、春华秋实、阴晴圆缺都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操纵着，由于恐惧便希望能够控制它，而控制的办法则是崇敬与膜拜。

各地农村至今还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自然崇拜的阴影。农民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可以说是漫无边际，应有尽有，涉及万事万物。不仅自然力和自然物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虹经常被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且山川、河流、火、石头、各种动植物甚至死人的“灵骨”、遗物也都受到崇拜。自然崇拜的各种形式作为一种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消失了，有的发生了变化，有的被保存了下来。

中国有讲究生肖属相的习俗，即以历算十二地支配以相应动物，构成子鼠、丑牛等十二属相。这种通俗、简便又富于情味的纪年方法，颇得中国人的喜爱，也衍生出无数充满情趣的轶事逸闻，演化出许多迷信习俗。源自于初民的原始动物崇拜即是事实。

宁波民间的万物有灵观念产生了凡是动物拜月后可成精怪之说，故有猫精、黄鼠狼精、狐狸精等传说，尤以狐狸精传说为甚。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动物崇拜有牛王（牛栏菩萨）、猪栏菩萨、蚕花姑娘、驱蝗神（鸟神）、蛇神等。旧时农家重视于年末祭祀牛栏菩萨，宁波西乡蚕区在蚕期一定要祀奉蚕神（蚕花姑娘）。家中见蛇则敬之为家神，认为伤害之将要遭家难。旧时多蝗害，故除奉裴度等为镇蝗神灵外，又以飞鸟为驱蝗神，久奉不衰。

另外，在宁波人的日常信仰中，老鼠也是一种灵物，老鼠被称为子神，如夜深人静时听到老鼠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会认为是老鼠在数铜钿，要连续念“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直到老鼠停止发出声响，认为这样就不会让老鼠把钱财通出去。

树在宁波民间常被认为是神灵附着之地，那些高大茂盛、粗壮古老、形状怪异的树，更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被迷信的人所崇拜、敬祀。

由于相信树与灵魂有某种密切关系，所以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流传着一种风俗，即在坟地上种植树木以安慰死者的灵魂，在民间土葬时，逝者的坟上总是要种上一棵树，或插上一树枝，称为“引魂幡”，因为树是有生命的，人们以为这样可以引魂上天。而且，据说坟上植松柏能够保护尸体不被怪兽侵害，人们相信：坟地上树木的枯荣，反映着地下的亡灵安否。所以，毁坏别人坟地的树木是极为犯忌讳的。大凡古树，宁愿老死，也不砍伐。桃树桃子被赋予长寿之意，桃树也用来避邪。柳树洋溢着春天，垂垂柳枝也总是意味着生机，因而人们清明上坟时要折柳枝以祭死者，把柳枝插悬门楣，更表示人丁兴旺。柳也是甘露，所以求雨时总要戴上柳条帽，或把柳枝插在甘露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