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记忆

一、一个村庄的记忆

村庄坐西朝东，西边是赣江开阔的河床，东边是低低的山岗，而远处却是绵延的山峦，左右是狭长的平原，望不到尽头。

距今约1000年，爷孙俩从谷村寻访而来，相中这一块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傍着赣江，面对远山的吉地，在此耕种繁衍，人脉倒也兴旺，近千年下来，虽然屡遭赣江水患，但村庄元气未损，已经蓬勃成一个偌大的村庄。明末清初，为避水患，村里有三房分别迁至遥远的四川、云南和本域水口定居，四川和云南两房的后世子孙与祖地未曾有过联系，谱系中断。

赣东大堤破村而过的时候，村庄里尚没有我。据说这是建村近千年来，村庄经受的最大一次变迁。虽然大堤只是从村庄顶西起脚，但损毁已经不轻，堤下埋着的建筑，好几栋都是明朝早期建造的老屋，不仅是村庄历史的见证，而且还是村庄堂皇的标志。村庄里老一辈人说，老房子很长，里面的屋柱很大，大过男人的胸围，大到现在村庄里再也见不着这么大的屋柱了。我在孩提时，还能看到堤外废弃的天井和残存的门坎。最可惜的是，村庄里的祠堂没有了，这个安放祖宗威严、保留村庄人脉传承记录的圣地，建筑长度超过了100米，祠堂内到底分了那些功能区域，放着一些什么样的物件，我只能听老人们比划着讲个大概。在我的记忆里，赣东大堤穿过祠堂后，仍然保留着祠堂挂面以及大大的石头柱座，每每经过这里，心中总会莫明其妙地生出些肃穆来，是一种去庙里的感觉。就这一点可怜的遗存，后来都被利用到生产队的仓库上去了。

赣东大堤垒起来之后，村庄多了一份安宁，却少了一些韵味。因为大堤的阻隔，村庄显得逼仄和局促，不再有从前的舒展和惬意，但村庄依然保持着美丽的姿态，二横五纵的房屋规整地排列在长500米、宽300米的土地上。村庄设有前场和后场，也有中场，只不过较之前后场要小得多。村庄的左右和前面分置三口水井，村里人就近取水，都很方便。四个公共厕所分置于前后右左四个方位，十分合理。

村庄的房屋都是赣中那种砖木结构的房子，外面四扇墙包裹着里面的五扇木排，竖的四排，横的一排。横的一排把房屋分成前后厅，前后左右各有一间房，共四间，也有六间的。所幸的是，我这一代人还能看到大概五、六栋留有天井的明式建筑，那个时候每栋老屋里还住着几大家子人。房屋皆无院，横排房屋前后的间距只有三米，最多也不会超过四米，所以有巷。巷子两边是砖垫起的青石板，这是村庄最热闹的地方，是村市。虽然不做买卖，却是男人和孩子纳凉讲古显摆聪明的地方，也是女人和姑娘大声拉家常小声议是非的地方。巷子很深，一日三餐的时候，从左右邻舍灶台上飘过来的香气，弥漫在巷子里很久都不消散。

由于垒堤取土，村庄的前庭很自然地布置起了长长的水塘。三条出村的道路雨季虽然泥泞，却把长长的水塘断隔成了两个中塘和左右两个偏塘，四塘之间以涵管暗接。这种自然的分隔，却有了一种妙处。因为北塘连着外面的水源，加上四塘关水不同，所以四塘总有流动。塘岸有些杨柳，轻柔的柳枝随着水波摇起来，很入风景。这是村庄的眼睛，我称之为眼塘。我小时候，还能看到村庄周围有很多的树，都是大大的树，樟树居多，几个大人才能合抱过来，估计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到后来林业资源普查给树贴牌的时候，树却见不着了。

村庄外围房屋的墙上写着许多标语，除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些，还有“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在“文革中”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最眼熟的标语莫过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有后来的“深入揭批‘四人帮’”，等等。这些充斥着火药味的标语，对于村庄的人们只是应景，对生活的影响似乎没有什么，村庄里的人们照样吃饭、耕种、扯淡，除了炒菜里面的油不见多，就是住房越来越紧张了，其他的好像一切依旧。牲畜照养，虽然数量不多，但没见猪尾巴被割的;副业是没有环境，尽管爷爷的木匠活一直在做的，但是做工的钱基本上要交到生产队去买工分，不然粮食就没有着落。

不管村庄外面有多大动静，村庄依然保持着平和、恬静的基调。当然，架还是会打的，小孩子会打，大人也会打。大人们打完架也许几个月不说话，碰到哪家做好事，又凑一块帮忙去了。因为血缘的关系，因为村庄大的缘故，村庄里始终分着几个大的家族，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的几个分支，遇着红白喜事总是在家族里面办，少见村庄行动。年代久远，繁衍快慢竟相隔出七代人，辈份复杂着，平日里叫着名字和野号，到年节时还是规规矩矩地按着辈份来叫。人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工，所以早早地就集合在樟树下。队长的哨声照例要吹，是吹给不自觉的少数人听的。出工的时候大呼隆，收工的时候方向就很多，勤快的男人和女人，可能还要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忙碌一会儿。

那个时候，我似乎不缺乏自由和想象，我拥有天，拥有地，拥有池塘也拥有江河，拥有古树和平原，甚至我还能拥有远处的山岗和森林。我在塘中摸鱼，到赣江嬉水，上树掏鸟蛋，骑牛看小书。甚至，我还知道去树上摘乌积子、去山上摘枳子花果实到供销社换零花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无所不能，除了没有上天入地的本事。所以，我很快活。是因为后来求学的路上越来越没钱，才让我深深感到物质的匮乏和无助，甚至，我曾经非常沮丧地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村庄里没有天生的地主，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但是年代久了，能力和智慧就显示出来了。在大锅饭时期，村庄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并非一样，过得好的可能有些老底子，但谁能忽视了算计的工夫?过得不好的自然没有什么积蓄，但算计方面也是原因，孩子多自然是主要的。在我的记忆里，村庄建造房子这样的大事不是没有，大约隔个一年半载也有那么一回。后来建造的房屋一律排在村庄的南面，座向改为朝南，但大致还是没有破坏村庄的整体形象。1980年以前，人口还不能随意流动，大家守着土地，产量是增加了，品种却还是不多，所以大家过得都紧巴巴的，但村庄的人口倒是出现了大的增长，每对夫妻轻轻松松生个三、四个孩子。孩子小随便挤挤，大了就麻烦。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村庄住房异常紧张起来，而这时候又恰逢政策宽松，这才诱发了村庄的又一次大的变迁，而这一次变迁，竟然阴错阳差地导致了一个古老村庄的毁灭。

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公粮也摊派到户，定购和派购任务比生产队时期相对要少些，村庄里的人们自己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负担比生产队时期也相对要轻些。好在农产品开始流动起来，粮价有几年还是不错，最好的一年，粮贩们直接到田间收粮，这边刚从打谷机里扒出湿谷，那边就过秤付款。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政策给农民松绑，市场给农民帮忙，两个因素相加，农民的口袋里就殷实了许多。有闲钱了，居住拥挤的问题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做房子的多起来了。1980年代中后期，在村庄前面的旱地上，新建起来三排房屋，座向改了，一律朝南，样式还是那一种传统的老式房屋。稍有不同的是，正栋后面一律带着一个“拖斗”，“拖斗”的一半做厨房，另一半是猪栏。

1990年代初，打工潮起，学风更弱，十五六岁的孩子也辍学外出打工，为村庄增加了一条生财的门路。小孩子都赚钱了，造的房屋就更多。1995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新村庄已经很饱满，大概不会少于六、七排。再到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村庄里的人们彻底摒弃传统样式，造起了楼房。没几年，楼房疯了似的沿着105国道两边排开，形成一华里多长的街市，高的四五层，低的两三层，有钱的装修堂皇，没钱的也搭个框架，似乎占地才是正道。

村庄里的人们陆续从老居迁出。我去过老居那边，只住着少数几户人家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恰逢赣东大堤加宽加高，本来萧条的老居经不住政策的鼓动，三下二下就灰飞烟灭了。人们忙着打理老屋的砖块、木头和瓦片，有些人感觉这些物件做新楼也派不上用场，便省了心，任由半扇墙壁、半栋房屋在风雨中独自凋零。近千年树立起来的村庄，似乎在不经意间被人们非常合理地摒弃了。很久以前，当人们还住在老居的时候，谈论起村庄的第一次变迁时，惋惜之情跃然脸上，而这会儿，怕是只有村里的老人们才深怀着对于老屋的眷恋，在他们的心里，是否还有对于祖宗家业的一份怜惜?

我很难描述现在的村庄，说它不是村庄似乎也没有道理，说它还是村庄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过去的“眼塘”现在被充分利用，隔成了方方正正的标准鱼塘;过去很入风景的四眼塘现在被商业化了。不过，村里的人们为着村庄的漂亮还是做了不少事情，那几排建了没几年的老式新屋，借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把后面那个兼有养猪功能的拖斗一律拆了。排与排之间空旷了许多，不仅铺了水泥路，而且还修了花池子，不过池子里的花草很难看，中间还有不少杂物。在105国道边没有占地的人们看着别人住着楼，心里老痒，因此新村里拆了又建，此起彼伏，经年不息。改造过后的新村高低起伏，非今非古，非洋非土，怎么说都好，怎么说都不好。

“拖斗”拆了，也意味着养猪这个大众化的传统行业在村庄里彻底终结，规模养殖在少数人手中如雪球翻滚，越搞越大，污浊的水顺着沟渠肆意流入田间和水塘，渗入村庄的地下。不仅如此，村庄的其他行当也无不例外地被少数人搞起了规模经营。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时，村庄人均土地达到2．5亩。分田之后，土地在农民手里挥霍了一些，1990年代中后期村庄里的人们种田的热情锐减，村庄里一小半土地被人拿去挖塘养鱼了。到21世纪初，在产业化的鼓吹下，村庄里又一小半土地招来了外商种植葡萄，我的村庄从此变成了被产业化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水产村、养猪村、葡萄村。

盛名之下，村庄里的人们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每亩200元的土地租金，而他们手中的土地却从原来的人均2．5亩减少到0．3亩。由于规模经营对于劳动力的要求比较节约，村庄大部分劳动力失业。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基本没有了，但他们的创造空间也几乎丧失，这是村庄里的人们无法排解的痛，更是悬在年轻一代农民头上的一把刀。由于生产资料的匮乏，1980、1990后的新生代农民只好外出谋生，而那些在外无法谋生的便成了父母心中的结。我便想，如果“90后”们连做农民的权利都没有了，他们今后将以什么为业，又以什么为生?这才是村庄里的人们需要重新考量的大问题。

过去了的已然成为历史。老的建筑消失了，小巷消失了，公共厕所消失了，老井消失了，老村庄的热闹也消失了。历史悄悄地消失在无言的进程中，偶尔有人经过瓦砾和杂草丛生的废墟，还能发几声幽古的情愫?而我更为担心的是，祠堂消失这么多年之后，村庄的灵魂是否安在?无论如何，村庄里的人们都应该感谢祖先，是他们把我们带入了这一块平坦而肥沃的土地。假若村庄里的人们还能念及我们共同的先人，那么是否需要寻找一个地方安放祖宗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