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弱势社区的生态地位

6.2.3　异化弱势社区的生态地位

1）郊区社区与“贫困社区”

一般而言，中国大面积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在“低收入、低消费、高就业、高福利”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因贫困化问题形成的社会隔离并不明显。直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的贫困化逐渐呈现。1993年城市贫困化在中国各大城市迅速蔓延，城市贫困化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是指城市中部分居民因失业、不充分就业及城市综合生活费用指数上扬等原因造成的相对生活贫困。

贫困，按照人们通俗的理解，就是缺衣少食，没房子住，没钱看病，基本的生活难以维持。贫困一直是社会焦虑的内容^[13]，而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城市新贫困”现象又好像是在尚未愈合的伤口上被用力地戳了一下，成为“富裕社会”中难以容忍的现象和新的忧虑。西方学者詹姆·肯凯德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分配的最低层，而且指一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低下，贫困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无权利状态，即在面临来自社会中有权势的集团压力时，无力控制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

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由于社会转型产生的巨大振荡和冲击，下岗、失业构成了城市“新贫困”人群的“机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及其退休人员成为“新贫困”的高发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空间的“边缘”^[14]。他们原有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在中国城市目前普遍推行的垂直住房控制体系中的安居工程项目中，不乏规划设计和施工质量良好的住宅区，但由于这些项目并未改变其以低收入阶层为目标群体的特性，因而大多位于设施、服务或交通条件较差的地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低收入群体集中的趋势。

拆迁搬到偏远郊区的居民，原本在老城区从事较低级别的工作（如卖早点、快餐、修自行车、配钥匙、保洁员、清洁工），到新区后，由于离城距离太远，交通不便，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而更严重的是，这些低收入者被集中安置，就业空间的压力更为突出。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危房改造中大量外迁的居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条件，但由于离开了市区，工作与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有的甚至陷入新的贫困。一些居民把这样的拆迁称为“第二次插队”，他们说本来希望通过拆迁实现安居乐业，没想到却成了艰苦创业。位置远、交通不便，严重地影响了居民的上班、就业和上学等活动，阻碍了他们的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等基本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时间耗费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而同时给城市的公共交通造成了更大的负担，旧城平房住宅尽管破旧，缺少设施，但是作为低收入家庭在市中心的栖身之所，具有它特殊的社会经济意义。旧城居住区的改造，所面对的是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在下降的老年人，以及大量低收入家庭。旧城居住区的低租金住宅可以为低收入家庭承受，这里接近经济活动中心，有较多的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是部分居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居住地，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简单的外迁居民，严重地损害了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利益，也违背了政府改造危房的初衷。

2）流动人口与“寄居社区”

改革前，农村人口被严格限制向城市转移，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管理上。直到1980年代，这种局面才有所转变^[1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大多数拥有比较固定的工作，而且往往是城市的常住人口。然而，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足够重视^[16]。

适合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在哪里呢？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是伯吉斯描绘的CBD；在那里，商业蜂拥而至，商业街、银行、餐饮、大商场、写字楼、连锁店等已经把居住用地“挤”了出去。环绕中心地段的过渡性地带的容纳能力正处于不断衰落的阶段，这是由于中心区的向外围扩展占据了过渡区内的空间，所剩的空间极为有限，而且也被早期进城的农民填满。大城市中服务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房屋，出租价位高，自然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大批的后续农民工或是散居在城市老城区中，或是拥向城郊结合部寻找安身之处，而后者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分布之地。

尽管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增加，城市总是不断地“侵入”乡村地区，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二者之间会形成鲜明的“界限”，即城郊结合部地区，这一区域被称为“灰色区”。南京城市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具形态的“灰色区”:既有沿明城墙和秦淮河为界形成的历史上的城郊结合部，也有随着城市地域空间扩张过程中不断衍生出的城郊结合部，它们是城区的外缘和郊区的内沿交界的地区。专项研究表明，南京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地点主要分布在房屋出租户、单位内部、工地工棚、旅店内^[17]。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仅一小部分人寄居在旅店中，其余的大部分则在城市“灰色区”内，形成外来人口的“强行寄居群状带”。据统计，南京市有将近70%的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灰色区”^[18]。

所街村，是南京西郊的一个行政村，处于城郊结合部边缘地带。因城区不断向外拓展，由原先的农业用地转变成为城市用地。所街村的行政区划面积不到2.5km²，在这弹丸之地上，常年在这里居住的外来民工近万人，居住在所街村的外来民工中，河南省固始县人居多，因此，当地人将这一外来人口聚居地称作“固始村”或“河南村”。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居住密度上来说，都称得上南京市外来民工聚居的“第一村”^[19]。这些外来的民工都是清一色住在出租房里的房客，他们的居住情况如何呢？笔者在兴隆街道负责人的陪同下，专门到所街村进行了走访。这里的社区环境生态严重超出生态容量，垃圾、污水、恶臭使得这里的居住环境异常恶劣。分析其原因，可以归为:建设的标准太低，建设的速度太慢，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太快。建设的低标准，是由于这片地原先属于农业用地，所以基础设施的标准是农村型的，住房建设标准和形式也是农村型的，换句话说，就是任何设施的配套都低于城市的标准。建设的低速度，是因为许多与生活相关的交通、医疗、学校、娱乐、购物设施的建设，多是居民自发的、低层次的，没有形成合理的服务体系。人口增长的高速度，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快速集聚，使社区人口规模一下子翻了几番。“城市化”虽然到了家门口，但是居民们的居住质量却在走下坡路。特别是外来的居住者，他们所住的出租房以这样两种最为普遍，一种是房东将自家的楼房一部分出租，一种是依墙而搭的简易房；前者多为砖瓦结构，后者用铁皮、木条等围护。在这里，还处处可见在空地上搭建棚屋，常见的是石棉瓦或塑料布围起的，好一点的有砖瓦垒起来的……的确，居住条件差在南京城市流动人口中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20]。这些人因为生计所迫而无法迁出。在笔者看来，城市外来农民工群体成为这种近乎“垃圾空间”中的生存者，形成“棚户区式”寄居空间，只会导致城郊结合部的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增强，对城郊部位的良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