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1-3.心身体验

1949年之后，毛泽东及其新生的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和防备阶段，一方面是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而知识分子不论是从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但另一方面，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出身还是所受到的教育，都导致他们与新政权所需要的严格的意识上的一致性产生冲突。由此，种种形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便开始成为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必修课。

建国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定就是矛盾的，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的问题出发，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而从1949年开始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内容确定为“团结、教育、改造”，但在实际操作中侧重于教育和改造是十分明显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化三改造”的高潮中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并且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¹³⁾

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只是一种“奢望”。在一般舆论中知识分子一般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号，而这种名号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意味着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¹⁴⁾这主要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¹⁵⁾这种阶级属性的认定已经注定了知识分子在随后的岁月中的艰难处境。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知识分子被以各种形式实行“劳动改造”，以去掉身上由历史和教育所留存下来的清高和趣味。此外，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

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反右只是“杀威棒”阶段，“文化大革命”才是知识分子群体悲剧的顶峰。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一开始是以反对知识分子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为名义开始的。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并不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而是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发表的社论中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¹⁶⁾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他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口号，知识成为罪恶、反动的代名词。

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作为一个新生的权力体系，它所强调的是与过去社会的完全断裂，这样曾经与这一权力体系生长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然地会产生一种似乎矛盾而又相互关联的心理反应：一方面，他们在这种权力体系还表现出一种引导中国社会向现代性方向迈进的力量感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被新权力体系吸引的状态。为此，他们放弃自己以往对于经典传统的解释立场，具有了某种自愿性。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一权力体系所附带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面前，又有一种乏力感。具备某种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合一的超级权威力量，常常使得从“旧社会”出来的思想家们兴叹而又无可奈何。

同时，现代组织的效率与功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才有发挥的可能，但知识分子的才能与努力，唯有透过组织的力量，才有施展的机会。因此当国家对社会实行了全方位的控制之后，知识分子想要参与社会只有一条路，接受新的规则。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变得自觉自愿地接受思想改造运动而无怨无悔的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是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