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论新形势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_社会责任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论新形势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区胜霞　苏　琦⁽¹⁾

一、学术的根本在于社会责任

学术的根本在于社会责任。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明确地论述了每个学者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服务社会，承担自身的使命。这是因为学者是靠社会工作才获得文化，所以他们必须为所在的社会带来利益，否则就得承受攫取了社会所有物的“罪名”⁽²⁾。知识工作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用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主张的“学校应当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心，教员应以社会之指导者自任”⁽³⁾。

学术的社会责任，是在扎实研究、潜心钻研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学者提供精神支持与智力支撑。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⁴⁾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研究主题势必是源于群众社会生活，研究实践必然要融入社会现实，研究成果必须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才能达到启蒙大众，通过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作用于客观实际的目的。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的根本在于用知识服务群众，服务社会，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出谋划策。

学者所追求的是成己与成人的统一：既要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达到完美的人格；同时也包括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这也就是孔子所提出的“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士志于道”，学者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思想独立和对社会理性批判，履行其坚持不懈地对民众思想进行启蒙、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最终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强调的社会责任的本质是“通过做善而做善”。“通过做善而做好”、“通过做好而做善”分别是当今企业工具化企业社会责任和为了做善可不择手段的写照，而“通过做善而做善”才是一个真正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生存之道。企业如此，个人也应如此。每个人既不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履行社会责任，也不是依靠自身的实力、为了显示自身的实力而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与社会责任的真实意义相背离。当今社会物质化、利益化越来越严重，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自觉抵制将社会责任工具化的不良倾向，树立“通过做善而做善”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将社会责任体现到一言一行当中，真正承担起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自身社会责任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由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职责：既传授文化知识，又激发创新精神与批判意识；既支持社会，又改革社会；既促进单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

1．既传授文化知识，又激发创新精神与批判意识

大学作为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同时也应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作为大学精神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除了履行传承科学文化知识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自身应具备文化个性与精神品格。

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即使时代在变换，理性批判精神一直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强大武器。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深化认识和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进行科学而周密解释，在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过程中推动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践检验真理”的实事求是路线，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进行伟大创新，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等创新思想。在21世纪初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纲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可见，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伟大征程中的主旋律，是社会主义中国自强不息征途中的主论调。

高校作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阵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要激发创新精神和批判意识，不仅要成为某一科学领域具备丰富知识的专家学者，更要成为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的优秀公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持。

2．既支持社会，又改革社会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支持社会、改革社会不只是政府官员的工作职责，知识工作者也肩负着支持社会、改革社会、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克拉克·科尔⁽⁶⁾认为，通过教学、科研和服务的职能，高等教育可以成为一股促进社会民主改进和进化的力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武装党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的提出，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认识和掌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管理所提出的科学理论。当前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同时，收入分配、劳动就业、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担支持社会和改革社会，推动中国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

3．既促进单个个体全面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并指出，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大学除了作为社会服务站外，也可以作为培养人才装配线式的大学。美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弗莱克斯纳（1930）认为，大学致力于保存和增进知识，以及为社会培养人才⁽⁷⁾。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这样描述教师的成功与快乐：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⁸⁾。作为教师，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培养出具有科学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我国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勇敢探索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和共产主义共同理想的忠实捍卫者的社会责任。

同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肩负着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所决定。实践证明，哲学社会科学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改革开放伟大政策，从而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稳定发展证明了“一国两制”是符合具体国情所制定的正确战略方针，是一种新思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城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具体国情所提出的重要理念，有助于构建科学发展、文明稳定和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获得较大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做出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总体来说，并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不知如何改善、流行、翻新、神秘化、世俗化或拒绝世俗化成为了学界的常见现象”⁽⁹⁾。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任重道远。

宏观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改变。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哲学和文学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但是90年代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自然科学。苏力（2009）⁽¹⁰⁾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所获得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差距。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科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国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现今我国思想学术文化尚不足以支撑大国崛起和社会发展。提升国人精神文化生活、思想道德观念等国家软实力构成因素的发展水平仍需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微观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丢弃自身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责任，充斥着急功近利、滥竽充数、自我抄袭等行为，导致理论创新成果不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缓慢。苏力在2008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学术论坛上对50后一代学人表示了整体性的失望，认为50后一代学人的贡献与其所拥有的权威地位不相匹配。一种普遍现象是学人在追名逐利中遗忘当初的学问志向，丢弃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把学问不好的原因归结为学术自由的缺乏。“学者是人类的教师”。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应该体现“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忧国忧民”的形象，努力用他们的良知履行社会责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精于事业，潜心钻研，勤于奉献，不畏艰苦，勇于探索，不断提高自身学术能力和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纲领的提出，改善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国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急需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迫切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社会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与能力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保持高尚道德，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经说过，“事实不能解释世界，解释世界需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理论缺失与理论扭曲的结果。

苏联解体并不是必然的，它是苏共领导人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所导致的悲剧。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坚定地执行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思想路线，取得卫国战争胜利以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等辉煌成就。而苏共解体则是斯大林之后的几代领导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果（张全景，2008）⁽¹¹⁾。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发动者，同时也是官僚特权阶层的成员，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改革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郭春生，2010）⁽¹²⁾。他提出的“改革政治新思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背叛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同样，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也是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结果。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总路线不但没有迅速地改变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而且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大失调以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源于党中央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重困难。张士海和施秀莉（2009）认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对于我们确立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深刻的启示⁽¹³⁾。现在，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药品与食品安全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更呼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整合社会主义利益和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功能（孙功，2010）⁽¹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理念，从更高的起点、更高的水平去谋划和改进各项工作，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大步向前。

（二）坚持理论创新

姜玉齐（2010）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出发点和方法⁽¹⁵⁾。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创造力和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指导作用，使得人类实践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和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给予解释、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坚持理论创新，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带领全国各族人们取得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徐明善，韩宜和石家铸（2008）认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突破“信资信社”的迷障，突破“公有私有”的一刀切思维，突破“增长模式”的制约这四次伟大的社会主义观念革命，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等创新理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¹⁶⁾。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我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调节的手段，这把我国的经济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理论，是对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重大突破，是我党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助于充分发挥股份制的优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新时期社会建设理论创新的成果，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促进“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当今是我国社会深刻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遇到观念、体制、制度的阻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增强问题意识、以创新的思维方式，探索解决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才能不断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三）以我国具体问题为出发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¹⁷⁾社会需求是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源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姜玉齐（2010）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¹⁸⁾。只有以具体问题为出发点、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标，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这些创新思想成为指导党和国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¹⁹⁾。自然科学和技术越发展，就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陈先达，2004）⁽²⁰⁾。当今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富士康事件的发生表明了转型时期中国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大局的重要因素。政府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既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去社会政策薄弱的矫治（王荣红和杜明才，2010）⁽²¹⁾。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从我国具体问题出发，科学地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才能不断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真正履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四、总　　结

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普通的学科建设问题，而且关系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学术的根本在于社会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勇于承担理论创新的重任，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才能达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实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

【注释】

(1)区胜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苏琦，中山大学中德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2)参见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33页。

(3)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载《乡村建设》1933年第9期。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9页。

(6)胡四能：《21世纪高等教育的使命和目的》，载《五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Flexner，A．（1930）．Universities：American English Germ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30．

(8)陶行知：《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896页。

(9)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10)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11)张全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及借鉴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12)郭春生：《论戈尔巴乔夫的双重角色及其改革的失败》，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13)张士海、施秀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史观》，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14)孙功：《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15)姜玉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机制》，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16)徐明善、韩宜、石家铸：《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观念革命》，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8)姜玉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机制》，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20)陈先达：《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责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1)王荣红、杜明才：《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政府政策支持》，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