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民族主义与南非种族统治

白人民族主义⁽¹⁾与南非种族统治

刘海方

在多数历史情境下，种族统治的现象并不表现为民族主义运动或诉诸民族主义思想，甚至不会与之有关联;然而，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大肆鼓噪的“民族理想”却包含了种族主义要求，⁽²⁾并宣称前者的实现要以后者的满足为途径;及至最后将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³⁾推出台面，又给其种族主义统治罩上民族的面纱，仿佛一切种族主义要求皆源自民族的真纯信仰。因此，在南非种族统治体制下，民族信念常常成为种族主义的掩护，而种族主义统治似乎不过是阿非利卡人实现“民族理想”的工具。为了正确理解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特殊性，须首先理解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形式。

一、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辨析

民族主义一般与特殊的地域和文化紧密相连，因而同某些人物的行为与业绩相关;相反，种族则属于生物学术语，与地域和文化剥离，而仅指向人的自然体质特征。当人们根据所谓“天生”的种族体质来区别彼此的身份时，个人的行为被认为只与其种属特征相干;个体能力的差异和个人责任心变得不再重要了，只根据种族类别就可以确定个人的能力、地位甚至道德的高下了，这即是大多数种族主义者的基本思路。民族主义与此不同，它并非自发产生，因为“民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大众必须经过民族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和教育才能意识到它。因此，民族主义总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宣传中才能兴起。另外，同阶级意识一样，民族主义也根源于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由其他社会关系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实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频频涌动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恰恰表现了上述特征，就其实质而言，这种以民族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运动，正是以民族主义者们为代表的阿非利卡资产阶级在英帝国主义带来的资本主义阳光下争夺自我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由此可见，对阿非利卡民族整体和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注重其与非洲人关系的同时，更应该首先分析它与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到达南非给这些以荷兰裔为主的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些被英国人蔑称为“布尔人”的群体，曾经是松散的集合体，每个家庭都极为独立，且试图尽力避免任何强迫性的统治，也避免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⁴⁾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反对英国人的统治终于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新来的英裔移民与英国殖民政府逐渐反向刺激了阿非利卡人的统一，他们开始渐渐走到一起来保护自己群体的利益与价值，从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体。⁽⁵⁾19世纪中期，正在兴起的阿非利卡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政体，并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理想(阿非利卡群体成立单一共和国的理想)和生活价值观(白人至上权)。然而，即使在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时候，也一直存在着阿非利卡人整体的不统一和集团之间的争斗;只是到了与英帝国斗争的关键时刻(19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次英布战争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才有了相对一致的表达形式。就1900～1902年的英布战争来看，阿非利卡人像非洲人一样，也是英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因为战争致使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两个各自独立的阿非利卡人民族政体完全碎裂，⁽⁶⁾最终将所有阿非利卡人都置于英国人的霸权之下，也为此后泛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在南非境内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还必须把进步性的民族主义同排他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甚或民族沙文主义区分开来:前者动员民众反对入侵或压迫，反映了普遍的人道主义要求;后者则是以牺牲其他所有社会集团为代价来扩充自己集团的利益。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恰恰经历了这两个阶段的嬗变:英布战争中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一些人道主义倾向的正义色彩，此后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则蜕变为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了。民族的“建筑师”们发现，为了提高阿非利卡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穷白人”问题⁽⁷⁾是可以放在民族沙文主义“磨石”上的上好原料。自此，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渐渐蜕变为一种错位的民族意识;这种扭曲的民族之爱，同时是反对其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成长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对其他人群的仇恨、恐惧和蔑视的基础上。⁽⁸⁾也就是说，后来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误导民众必须征服和剥削其他民族，以保证服务于本民族的利益;由此，民族情感被切切实实地调动起来，并物化为非同一般的实际收益。利用种族区别的工资杠杆，“穷白人”问题得以解决，且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普遍得到提高。

无疑，阿非利卡人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某种民主特征，但是，英帝国主义和阿非利卡资产阶级以妥协为基础达成了《南非联邦法案》，1910年还成立了南非最初的白人正式统治所有非白人的统治体制，阿非利卡民族运动自此走上了种族仇恨之路。此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失去了反帝国主义的正义色彩，蜕变为罪恶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恶魔。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特征是:拿来各种理论(甚至包括一些工人阶级的思想)为己所用。例如，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劳动结构中处于特权地位的阿非利卡人总是怀疑大工业和大资本主义，因为这可能将他们置于与非洲人相同的地位;阿非利卡人向往的是保持老布尔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种族关系，因为根据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和教育，非洲人是为了满足他们白人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的。就这样，阿非利卡人的宗教和教育机制强化了他们在经济方面对英国人的憎恨和对非洲人的恐惧。阿非利卡群体内部固然常有各种形式的分裂，但是，各个集团彼此之间又有许多联系和融合。例如，早在19世纪末，“阿非利卡语言运动”这一民族主义组织就具有深厚、宽泛的群众根基，也与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集团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各个集团最终又都渐渐重合为共同的种族主义性质的民族群体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通过动员普通民众情感的方式，成功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诸如“穷白人问题”和维护白人至上权这样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的解决办法也披上了民族主义外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轮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当时有名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思想家狄德里奇博士(Dr.Diederichs)曾解释说，“关于民族事业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的立场是，事业不能纯粹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但阿非利卡人的事业也决不可能毫无感情地存在。”⁽⁹⁾这恰好概括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功正在于对民族情感的调动;对于外界而言，这种极端排他性的情感既可掩饰这个群体的种族主义要求，同时又成为表白自身合法性的最好说辞。

二、民族理想装点下的种族隔离制度

种族隔离制度是白人集团对其他人群实施种族歧视或剥削的机制，它的思想逻辑是:严格的白人至上权必须由种族压迫和剥削来维系;南非种族主义建立的社会基础是17～18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松散的、未成体系的种族秩序，但其正式兴起却是紧随矿业开采而来的。高举民族主义大纛的阿非利卡知识分子又渐渐地发掘出种族主义这一解决“穷白人”问题的方便工具，即让白人工人爬到非白人工人的脊背上，这样便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体利益受到保护的特权阶层。后来，又建立起最严密的专门的种族统治工具——种族隔离制度，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一直是这个过程的背后操纵者，恐惧、贪欲和白人集团的暴力是其思想驱动力。一旦牢固地建立了种族统治体制，任何调整都不能威胁白人至上权和原有经济制度的根基。1961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南非共和国脱离英联邦时，种族统治终于保证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获得了资本利益和国家政权，即实现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一贯宣扬并秉承的“民族理想”——阿非利卡共和国。因此，种族统治的关键不在于分离各个种族，也不在于维护民族主义宣传中任何方面的“民族差异”，⁽¹⁰⁾而在于他们害怕现状受到威胁，即这种“种族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权可能会遭到破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挥舞着种族统治的大棒使自己的“理想”一一实现，其中也包含着解构自身的力量。也就是说，随着种族统治体制的确立，有广泛民众参与的民族主义声音渐渐平淡下去，白人至上权社会根基也愈益缩小;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于是被迫改变与它的根本意图相悖的形式和口号，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可信度。所以，1948年以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改头换面，以种族隔离制度的形式重新粉墨登场，原来推行的“种族差异”原则被新的“尊重各民族”、“分别发展”的原则所替代。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修辞都是为实现南非境内白人与非白人的分离做辩护，但后者却罩在温情脉脉的“民族平等”原则的面纱之下，这正是新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高明”之处。

1948年，马兰(D.F.Malan)总理开始引导南非政府向阿非利卡人为主导的国民党种族统治政府过渡，这位要人无疑是个顽固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马兰承认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却否认这就意味着必须给予所有人平等的选举权。1954年在回复一位美国教士的信中，马兰说，“南非白人的根深蒂固的肤色意识，根源于黑白两个集团之间深刻的差异。肤色差异无疑标识出两种毫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实际对比，那就是野蛮与文明、异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别。开始时是这样，以后也大抵如此。”⁽¹¹⁾这种说法意在极力辩解种族隔离制度与经济利益分配没有关联，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马兰还宣称，“肤色差异”的逻辑基础是更“深刻”和更抽象的“文明差异”，试图以此将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使得种族隔离制度貌似孕育于深厚的哲理，以便诱使人们信服。但是，事实上，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国家不过是用严密的警察体系防卫起来的军事专制政治体制，虽然外表装饰着“时髦、华丽”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其实内里混合着半封建制度残余，实施的是残酷的、高压性质的种族统治。

马兰政府时期的国家信息主管对于建立黑人“家园”与白人至上权之间的关系有过如下的表达，“我们民族主义者相信，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白人至上权。因为，如果与黑人结成伙伴关系，会导致黑人统治……我们想让黑人回到保留地，那里是他们自然继承的;而且到时候，他们将会被给予自治权——在白人委托权身份下的自治。我们不能让独立的班图国家威胁白人南非;还必须在白人区内保留一些土著人，因为他们要承担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坦白，但我们很真诚地希望土著人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发展”。⁽¹²⁾这段话证明:在白人极力维护的至上权背后，是暴力、欺骗和掠夺;在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高声叫喊的“黑人统治的威胁”的同时，也暴露出他们的无知和偏见。为了保持他们并不安稳的特权，民族主义者运用了最卑鄙、最凶残的手段。正如著名南非经济史专家德基维特(C.W.De Kiewiet)所指出，“在阿非利卡人自以为最坦诚的说法中，既有忏悔又有自宥。他们忏悔说，不能无限地剥夺土著人现代生活的权利;而通过承诺可以给予这些权力，他们又获得了自宥。但是同时，黑人绝不能以淹没白人选票的方式获得权利，也不能过分竞争以至于降低了白人的生活水平;黑人只能在各自独立的地域内获得这些权利。”⁽¹³⁾确实，不论白人关于各民族“分别发展”所做的宣传如何漂亮，种族统治的轮廓还是格外分明的。

基于自己的种种意识形态宣传，种族隔离制度的统治者宣布，反对其纲领和想要改变现状者不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就是傻瓜(也就不是正常的人)。他们于是能够堂而皇之地除掉非洲商人，以创造适宜于白人发展的“工业和平”;能够以普通非洲民众为代价，保证白人工人的安全;还能够宣布日本人是“荣誉”白人，能够宣布城市工业区是“白人区”;能够称呼非洲人为“懒惰的人”，并将其赶到贫窭之地，使之成为白人农场和矿山随时可能获得的劳动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还用其创造的班图教育制度奴役非洲人的心灵;而他们创造的“班图斯坦”企图永远否认非洲人在南非获得政治权利的可能。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们还可以做更多丑恶之事，因为如上所引德基维特的评述，他们早已表演了“自我宽宥”的仪式。

三、白人“民族国家”⁽¹⁴⁾的悖论与终结

国民党竭力使南非的现行政策与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宪法保持一致，以便维持现状，为此，甚至无视南非社会经济变动的现实;一些得益于这项制度的普通南非白人，也紧紧抓住这种欺骗与自我欺骗不放。根据种族隔离制度的“道德”，非洲人身处贫困之境是被神圣认可的;又因为白人的生存是国民党的目的，所以，种族主义和对非洲人的压迫就成为维持白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运用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尤以学校教育为主)抛出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历史描述，以论证这种白人生存的根本必需条件是由“历史”积淀而来。其实，白人利用种族隔离制度意识形态表达出来的所谓“分别发展”的必需，只使其种族成员受益，因而也只对他们自己具有说服力。对于南非黑人和其他非白人集团而言，该种族统治不期然的结果是:立法的形式固定了被统治者的种族身份，也唤醒了他们共同的身份意识，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团结，而这又恰恰成为反抗种族统治的潜在基础。根据马克思关于阶级团结的结论，一个群体必须首先自觉到它的存在，然后才能为其存在而行动。因此，可以说，白人在利用各种种族主义理论打造和维护种族统治的体制时，其实也锻造了自身的反对力量。

种族隔离制度同时存在着根本的文化矛盾。本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还是坚固而有力的纽带，能够超越其他差异将不同的人群连接起来;以其为代表的文化纽带自然会超越种族界限。阿非利卡人和有色人原本拥有文化亲缘关系，这体现在两者共用的阿非利卡语和共享的一些传统习俗上。但是，出于种族统治的需要，这种文化联系却完全被粗暴的种族观念及种族主义举措所压制和淹没。当然，在阿非利卡人建立的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逻辑中，与有色人的文化亲缘关系也暴露出他们对这种文化和历史亲缘关系的排斥与掩盖，这充分证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排他性的、极端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南非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上台是1924年在赫佐格(J.B.M.Hertzog)组阁时期，第二次是1948年在马兰当政时期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下上台。他们利用强有力的控制国家政权扶持阿非利卡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基础，直至与英裔白人达成更广泛的平等。随着民族和阶级对抗的消失，白人统一基础上的种族统治战略失去了必要性，因为一段时间里，南非的白人“民族国家”已经相当巩固了。但20世纪80～90年代，种族统治的终结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体制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统治不断激发了被统治的黑人和有色人的团结与反抗;这种反抗越来越威胁到白人“民族国家”的统治，而这种威胁只能通过结束正式的种族统治来消除。这是因为，国民党引以为豪的白人“民族国家”本来就是个充满悖论的说法，国家统治依赖的基础从来就不是南非境内的全体民众: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动员时期，所有阿非利卡人跨越阶级而用民族统一起来成为民族主义者们的支柱;白人“民族国家”时期，则是依赖跨越“阶级”和“民族”，而用“种族”把全体白人统一起来。因此，在南非，“阶级”身份一度被“民族”和“种族”所取代。⁽¹⁵⁾但是，未曾预料的结果是，民族动员和种族秩序逐渐被破坏，推动了新形式下的阶级和政治妥协。经济增长更带来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工业化要求有更多城市化的技术工人，也要求黑人消费市场的增长;经济增长还团结了黑人，增强了其实力，为黑人挑战既定的种族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阿非利卡主流知识分子圈中，有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质疑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初期，他们利用阿非利卡语文学揭示种族隔离思想的错误，甚至可以说，当时，阿非利卡戏剧、艺术和文化的时代征候就是极端的对抗主义风格，而种族统治体制给予的回应就是检查制度。一个文化和政治不相融合甚至背道而驰的体制，缺少道德和思想逻辑的支撑，最后必定再无法笼络其追随者。这是因为，作为种族优越性的信条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依据，阿非利卡人的种族排他性和首要地位让那些年轻的阿非利卡人迷惑，使其陷入混乱的思想之中，同时也激起对种族统治体制的强烈反抗。很多青年学生也开始受其影响，渐渐相信种族隔离制度有致命之误，因为它缺少道德支撑，无法用《圣经》验证。

总之，1994年以前，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要超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企图获得其民族或种族统治的“长治久安”。殊不料，就连其一心维护的阿非利卡民族理想——统一的民族体和民族共和国，也因为阿非利卡群体发生了“内爆”而消散为历史的陈迹了。至南非多种族大选在即，尽管某些政治团体还在强调阿非利卡人政治和文化的孤立地位，大多数阿非利卡人已经略带犹疑地走向另一个自我群体的概念了，这一崭新的民族定义从属于阶级身份。⁽¹⁶⁾

(原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6期)

【注释】

(1)这里的白人民族指以荷兰裔为主的欧洲人在南非土地上的后裔，即阿非利卡人。因在1960年南非独立于英联邦之前，南非的英裔白人背后始终有殖民宗主国的支撑，故而根本谈不上明确的民族群体意识;此后南非脱离了英联邦，英裔白人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群体思想。

(2)关于阿非利卡民族群体的形成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可参见刘海方:《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兴起》，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

(3)特指1948年以后，南非白人以种族隔离制度为统治原则并建立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时期。

(4)一个有趣的说法是，阿非利卡家族彼此要以“看不见邻家的烟囱”为标准来确定自家农场的界域。由此可见，当时这个农牧业社会群体的松散、疏离的特征。

(5)W.A.de Klerk，Puritans in Africa: A History of Afrikanerdom，Harmondsworth: Penguim，1975，pp.67，19.

(6)Giliomee，“The Beginnings of Afrikaner Ethnic Consciousness，1850－1915”，in Leroy Vail，ed.，The Creat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50.

(7)“穷白人”问题，即指19世纪末以来阿非利卡人在由原来的农牧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因阶级分化而出现了大量贫穷白人的现象。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利用种族杠杆为这些进入城市的白人保留工作机会，并保证其收入水平远远高于黑人。

(8)Bernard Makhosezwe Maguba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0，p.235.

(9)H.L.Lawson，“The Economic Basis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Liberation，No.27，September 1957，p.18.

(10)按照阿非利卡语本意，“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意为各个民族“分别发展”，坚持“民族差异”，因此成为白人统治者制造“黑人家园”的辩护词。

(11)Leo Kuper，Passive Resistance in South Africa，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p.32－33.

(12)Leo Kuper，op. cit.

(13)C.W.De Kiewiet，The Anatomy of South African Mise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48.

(14)所谓“民族国家”，即英文原文“nation-state”，应指在一国范围内所有居民组成的统一民族的现代国家，也有人译为“国族”，两者都强调一国范围内居民的统一族属身份。南非种族统治体制时期的白人统治者也自称为民族国家，实际上排斥了南非国内的大部分人口中，因而成为历史的一大悖谬。

(15)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Race，Nation，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London: Verso，1991，p.33.

(16)See Giliomee，“The Begnnings of Afrikaner Ethnic Consciousness，1850－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