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层面的影响因子

二、互动层面的影响因子

关于互动层面的民族关系衡量与评估，美国学者戈登、英格尔等均提出过不同的衡量体系。⁽⁸⁾笔者根据马戎先生提出的八个变量指标，参考了有关研究文献、数据资料，针对新疆社会的具体情况，对指标做了筛选和修改，最终选取了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社会交往、观念意识等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四个方面作为剖析维汉民族关系的指标。此外，区域内维汉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对比关系也值得注意。

1.居住格局中隔离因素的消长态势

“分离指数”（Indexof Dissimilarity）⁽⁹⁾是社会学家常用于计算一个区域内人口的整体结构与其内部各部分结构之间差异的量化指标，在研究有关种族、族群关系问题时常以此来分析居住方面族群隔离的程度。“分离指数”的数值从0至1，区域内居住的民族成分越单一化，分离指数就越高，妨碍民族交往的居住隔离因素影响就越大；反之，区域内居住的民族成分越多元化，分离指数就越低，民族交往的居住隔离因素影响就越小。

就新疆当前维汉民众的居住格局而言，大体呈现为整体混居格局之下的不同区域、程度不一的居住隔离、分离态势。

“族群之间的文化同化和融合通常都发生在民族杂居地区”，⁽¹⁰⁾而“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频繁程度明显与个人的居住环境有关”。⁽¹¹⁾通过适宜的居住格局规划与调整，以及加强民族间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互动往来等举措，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居住格局分离指数的增长，或弥补分离指数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居住层面促进维汉民族关系的交融。反之，若坐视现代化的深入所引起的汉族流动人口的继续进入及商品房发展的大趋势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将使得区域内居住格局的分离指数继续增大，势必严重影响和制约维汉民众在各类区域内的交往与互动。总之，民族杂居的格局有利于各民族成员间的交往，而民族隔离的格局则带来民族间的进一步疏离，“成见”和“偏见”更容易蔓延和延续。

2.语言交流方面，由维汉民族间对对方民族语言学习和使用熟练程度所决定的语言交流是否畅通？

“不同的民族语言，则使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区别，它每每成为最有效的族际屏障”，因而“双语是族际交通的根本途径，在多民族社会和多民族国家中，双语现象具有使族际沟通成为可能”。⁽¹²⁾仅从语言交流来看，语言交流的畅通程度与维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成正对应关系。在工作、生产及日常生活的各类场合，无论维汉民众用维语交流，还是用汉语交流，又或是维汉双语同时运用，只要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民族语言以突破交流障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熟练运用对方民族语言而达到交流的畅通无阻，就能够促进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促进维汉民族关系的融合。相反，不愿意学习甚至歧视对方民族语言，将进一步弱化对对方民族语言的使用水平，语言障碍必然制约及影响到有可能与对方民族发生的交流和交往，甚至会造成误解并容易引发民族矛盾。

3.社会交往方面，维汉民族间是否有充分的社会交往？交往中是否存在影响民族关系的冲突和矛盾，而且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大的足以能够成为影响维汉民族关系好坏的关键？

“交往，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整合过程”。⁽¹³⁾民族之间接触与否及其程度，将直接影响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即使族际间处于混居状态，如果缺乏接触与交往，同样会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就新疆社会而言，如果维汉民众在工作、生产、日常生活及节庆等主要社会活动中交往较充分，通过交往互动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虽然交往中存在一些矛盾、冲突，如工作矛盾、土地资源之争等，但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足以成为影响民族关系好坏的关键，由此所反映出的民族关系走向则较融洽。相反，如果维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日趋减少甚至不相往来，一些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民族偏见逐渐扩大至足以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走向，那么维汉民族关系的走向则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外，族际间的交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居住格局和语言交流的影响。

以上三个影响因素中，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场域，语言交流是民族交往的桥梁，而社会交往则基本囊括了维汉两个民族交往的各个层面。三个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其中“群体居住的环境氛围、族际文化区隔对族际交往影响颇为重大，尤其是族群的居住隔局和因族际交往而发生的语言接触，对族群认同意识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¹⁴⁾

4.观念意识上，民众自身经济利益是否影响区域内主流民族对待另一民族的宽容度，以及已有的民族偏见是否足以成为影响维汉民族关系好坏的关键？

在维汉族际交往中，如果其中一个民族的自身利益不受对方民族活动的影响，或其影响程度不足以决定区域内主流民族对待另一民族的宽容度，以及确实存在的一些民族偏见还不足以成为影响族际关系好坏的关键性因素，那么维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是融洽的；而当民族间经济利益的差距和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区域内主流民族对另一民族的误解上升至心理隔阂和民族偏见极度扩张时，将对维汉民族关系的交融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偏见和歧视是习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当群体将他们的境遇看成歧视的结果时，就会导致冲突”。⁽¹⁵⁾而心理层面的隔阂与偏见，将对民族间交往和民族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也是民族交往层面诸多制约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5.区域内维汉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对比关系将直接影响维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势

当民族地区各个不同区域内民族人口的构成呈现聚居、散居、对半杂居的态势时，将直接影响区域内民族关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就新疆维汉民族人口在不同区域中的比例而言，当维多汉少时，民族力量的失衡使得矛盾冲突相对较少，区域内主流民族维吾尔族对待汉族相对比较宽容，民族关系走向相对融洽；维少汉多时，作为区域内的弱势群体，维吾尔族民众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汉族民众抗衡，因此对抗程度不足，民族关系相对亦比较融洽。而当维汉人口相对均衡的态势下，双方民族之间的势均力敌使得对抗成为可能，矛盾冲突往往频繁发生，民族间的对抗程度相对较大。

仅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维持新疆区域内维多汉少或维少汉多的局面将有利于社会稳定，有效防止冲突事件。但从促进民族间互动交往的角度来看，有效促进维汉两个民族的互动及深层次交往，对于促进实质性的维汉民族关系交融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简单地维持新疆区域内维多汉少或维少汉多的局面不足以维持或改善维汉民族关系，政府层面应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有力地促进民族交往互动。

另外，据有关数据公布，目前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新疆地域面积很大，但多数是沙漠戈壁，区域内可供人类生存的空间十分有限，目前绿洲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高达每平方公里207人以上，按实际居住区域计算的人口密度与沿海人口密度接近。⁽¹⁶⁾因此新疆可供移民的空间实际已接近饱和。如果不正视这一现实，盲目推行移民政策，最终将直接影响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和民族偏见及心理隔阂的加深，对维汉民族关系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如何适宜地协调区域内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对比关系以达到促进民族关系交融的目标，是值得政府层面深思的重要问题。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族际通婚这一研究族际关系问题极其重要的衡量指标并不适用于任何区域范围内的维汉民族关系考量。马戎先生提出，只有当两个族群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存在着十分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交往，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高度和谐，两族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而当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族群关系是比较好的。⁽¹⁷⁾然而就维汉两个民族而言，维吾尔族民众个体所覆盖的伊斯兰教信仰以及受其深刻影响的生活习俗使之与汉族民众的通婚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两个民族在通婚这个层面上无法或很难交叉，因此族际通婚这一衡量指标并不适用于衡量任何区域范围内的维汉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