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作嫁”的精神

“为人作嫁”的精神

——谈谈怎样对待编辑工作

孙亚英

20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编辑部任过文学编辑。1960年至1980年，作为中央下放干部，脱离专业20年，1981年归队到甘肃，一直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91年《社会科学》更名为《甘肃社会科学》）文学编辑，1988年退休。

20世纪50年代，直接领导我的一些学者、专家，对青年同志，确实认真言传身教。今天，我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应该说是得之于很多老同志的教益。

下面，我谈谈自己是怎样对待编辑工作的，具体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方便起见，就按照编辑工作的环节顺序来谈。

一、登记

我部有一位专职同志负责各学科所有稿件的编号登记，然后由他分给我们各个责任编辑。我这里所说的登记不是指此，而是指我作为文学责任编辑，还有供我自用的一套登记。数年来，我一直认真坚持，从未间断过，实践证明，这样做，表面看来似乎费时费力，但不是浪费，不是多此一举。

我的登记分两种，一种是稿件一入我手，立即登记。项目有：收稿日期、编号、作者、通讯处、文题、字数；日后何时采用了或是退稿了，也附记于后。这样便于查找，也便于检查自己是否在两个月、最迟三个月之内，无论用与不用，都给了作者明确答复。由于有这个登记，使我的稿件从没有产生过丢失，或查找不到处理情况和处理日期的事。

另一种登记是审稿之后，初审意见除了写在审稿单上，自己再用另一个本子，把它抄录下来。项目包括审稿日期和具体意见。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有的作者上门来询问，或者来信询问，某篇稿件何以如此处理？如果隔得日久了，不见得一一记得，查阅记录，就能做到有根据的作答。2.便于检查自己的审稿水平，有没有提高，有没有尚需改进的地方。3.抄录审稿意见，有时虽长达千余字，但麻烦之中，自己也有所得。我一直认为，所谓学问，不一定都在印成铅字的东西里，即使一篇不能采用的稿件，也不见得毫无可取之处，其中一些观点或思路，对自己是有启发的。这里必须着重说明，我绝不是指导编者去剽窃作者的东西，而是指作者的观点、提法，对自己有所触动，引起自己进一步思考，进一步查阅、研读一些书籍资料，因而有所得。古人对读书有“开卷受益”之说，审稿也是如此，放松了这个机会，会使很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从自己指缝中轻轻溜掉。4.写审稿意见，自己对自己也可以做逐步提高的要求，如果能以小评论的要求来写，对自己也是很好的练笔机会，记录下来，积月经年，未尝不可以成为编辑工作札记。

二、审　稿

不论用与不用的稿件，起码都从头看到尾。有的文章，全篇不见得好，可是某一点可取，如不看完，就发现不了。至于要采用的和要写退稿信的，则不止看一遍。每份审稿意见，都写明文章大致内容，有何观点，采用，什么理由；不采用，什么理由。从不用“可用”或“可退”两个字了事，也不写模楞两可的意见，不能把麻烦推给复审的同志。5年来，年平均审稿约250篇，年平均撰写稿签意见十万多字。

编者审稿，不能“以我为标准”，编者的观点，不是一定正确的，与编者观点不同或相反的文章，不见得是坏文章，不能弃而不取。我选稿的标准大致是：以有新意有创见的为最好，但每篇要求如此，也难做到。特别是全国研究者甚众一些古典文学专题，要求必有突破性的创见就更难，一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对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有裨益，有雄厚的专业研究基础，有较高文字水平的文章，按刊物的需要量，我大多采用。我刊5年来的稿件中，如吴调公谈李商隐的，金启华谈宋词概论的，徐永年谈苏轼的，马成生谈明清小说的，徐涛谈戏剧《王昭君》的，郭自强谈“兴象”的，王畅谈“神形意”的，杨忠谈理想在创作中的地位的，高葆泰谈甘肃方言的，张锡厚、袁宾等人谈敦煌文学等文章，都是颇有分量的。

选稿一律凭质量，不以声望地位取人。如有一位名教授，曾把他稍加修润的讲课稿寄给了我，我退了稿，附了信。后来他来信说：“贵刊审稿甚严，不宜掉以轻心。”以后又投过稿来。编者能尊重作者，而又能以理服人，大多数作者是通情达理的。

用稿，我不考虑生人，熟人。如天水的王德全，撰稿批评北师大聂石樵、邓魁英给杜甫秦州诗作注中地名的错注。聂、邓二位因身在北京，没有到过天水实地考察，依据书籍和资料，辗转沿用，因而产生了错注。而王德全是天水当地人，且也在研究杜甫秦州诗，他对天水的地理沿革十分熟悉，因此能发现诗注中的失误之处。我对王德全的文章，又进行了认真的核对，认为确实言之有据，就采用了。其实，王德全我并不认识，而聂、邓二位是北师大比我低两级的同学，是我的熟人。

审稿中，我特别关注年轻人，因为他们没名声、没地位，发一篇文章很难。但有些年轻人确实很用功，有见地，应该给以扶助。例如徐匋、王景琳、吕宗生、哈若惠、马仁可等，投稿时还是大学生或研究生，我都素不相识，能用的都用了，即使稿件不能用，我也尽量给以帮助。如广西柳州汽车总站子弟学校的刘汉忠，虽是一般青年教师，但训诂学颇有功底，我给他鼓励，也指出其不足，他来信说：“我请教的问题，承蒙您这样快给以指点，出我意料，作为一个求知路上的学步青年，得到您的热情扶掖、指导，欣喜之情，您是能体察的。”

50年代的一些老编辑，曾多次谆谆告诫我们：“要想准确识别别人文章的好坏，首先自己必须有丰厚的专业知识，否则，对珍珠会视而不见，反而会把耀眼的玻璃球拣回来。切不可误以为自己审阅和修改别人的文章了，自己的水平就一定比别人高了，千万不要作一个浅薄空虚而又盲目自满、自视过高的人。学然后知不足啊！”这些话我至今铭记。在任编辑工作的这些年代里，我始终注意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学无止境。在不妨碍编辑工作质量的前提下，确立自己的科研方向、科研专题，挤出时间进行自己的科研。在审稿当中，遇有自己认为把握不稳的问题，就不惮其烦地查阅图书资料，或就近到西北师院请教老教授。5年来，我与吴调公、谭优学、曹慕樊、刘知渐等老教授常有书信往来，自己也受益匪浅。

编辑最忌眼高手低，虽然我自己至今未能完全摆脱眼高手低的状况，我自知自己的文章远不如经我手发表的那些有分量的好文章，但自己清醒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就有意识地朝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努力。编辑自己也要写，自己动笔，才能体会作者的甘苦，但一定要编辑工作第一，自己的写作第二，这个主次绝不能颠倒。我自己也不断练笔，仅就1985年一年为例，我发表了1篇关于唐代传奇的文章，1篇谈曹操艺术形象的文章，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6篇古文的赏析。此外，还写过一些小评论。5年来，除了学术论文，也写过一些散文和小品文，翻译过一些日本人研究敦煌学的资料。即便在四川脱离专业的20年中，除了断断续续写些日记，也经常写些诗词、对联、悼文等。经常磨砺文笔，对编辑工作是有裨益的。

三、对稿件的具体处理

在初审中，对文章不作大的改动，只对明显的错别字或标点给以改正，这倒不是怕麻烦，而是没有通过定稿会，没有确定采用之前，把作者的文章改成个“大花脸”，将来退稿时，作者会不高兴，只改明显的错处，即使退稿，作者也不至于有意见。

定稿会后，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给作者发采用通知单，以防有的作者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给编辑部或印刷厂带来麻烦。二是对决定采用的文章，进行一次从文字到标点，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润。打个比喻来说，像打发新娘出嫁一样，从发式、面容、衣着、鞋袜，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件件周备，样样圆满，然后送出门。文章修润完毕之后，再把每篇字数算准，各篇的排列顺序列出，做到“齐、清、正”，然后交到排版的同志手里，不能把未解决的问题，留给排版的同志。

据我了解，各大学的学报也好，各社科院的刊物也好，大多存在一个内外稿如何处理的问题。各刊有各刊的处理方法，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原则是：仍旧凭质量，在质量相同或相近的前提下，可以优先使用内稿。

无论内稿或外稿，对稿件做较大的改动时，一定征求作者的意见。遇有争鸣或商榷性的文章，要先寄给被商榷的一方看看，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同时刊出，以便使学术问题，得到更好的、心平气和的切磋和商榷，例如对赵俪生同志、张锡厚同志、李伯勋同志，我都是这样做的。

除了当期刊物要发的稿件，手边要留有一定数量的备用稿，以防一时没有够质量的稿件时，迫不得已降格以求。但备用稿数量不宜过多，以免延误发表时间，过去，我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有一个时期，我曾试行按组发表文章，即一期刊物之中，集中发表一个或两个专题文章，如唐代文学组、明清小说组、报告文学组等等。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也有弊，有的读者来信反映说，这样可以较集中看到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的各种观点，便于比较思考；但每年只有6期，每期只有有限的篇幅，按组发文章，全年看来，所发文章的面就有限。有些文章，由于等不齐一组，就会推迟发表的时间。

四、给作者信

给作者信，是个数量大而又不易见到成绩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热情，很难坚持。

我给作者的信大致分三种：

第一种是答作者问题。我基本做到了有问必答，不能对作者不理不睬。我认为刊物挑作者、挑质量；作者也挑刊物、挑水平。肯投稿来，绝大多数表示对刊物尊重、信任。编者不能用自己的怠慢丧失掉这种尊重与信任。来询问的作者或读者，我也遇到过无理取闹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

第二种信是备用通知。稿件通过复审，准备采用，但哪一期刊发尚一时难定时，要通知作者，让他心里有个着落，不能让作者感到石沉大海。我要求自己两三个月做到。信发出之后，要立即在审稿单上注明：某年月日函告备用，以便发稿时心中有数。

第三种信是退稿信。有半数以上的稿件，我用信退稿。或诚恳、详尽地提出意见，或建议他转投何处，也有征得作者同意，代他转投的。特别对不在专业队伍内，作为业余爱好的作者，尤不能泼冷水。如有一位中学打钟的老同志，投了稿来，从内容看，他对古典文学有一定基础，毛笔字也工整，但对如何选题，如何写论文，似乎不熟悉。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他如不写，谁能责怪他不尽职？他也不会不知道，全国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灿若群星，他若以此道求名利，谈何容易？但他毕竟写了，精神可感。虽然退了稿，我诚恳热情地给他写了信，他也写了答谢信。绝大多数作者通情达理，绝非凡收到退稿者，一概不高兴。

我年平均写信200多封。

五、逐渐组织一支骨干作者队伍

通过来稿和通信，发现有治学态度严谨，知识基础丰厚，文笔又好的同志，就请他填写《作者情况卡》，掌握其工作经历，过去发表过什么，今后准备研究什么。这样，就有意识地组织起一支骨干作者队伍。以便为逐步向按照发稿计划而组稿的方向发展打下基础。

编辑能做到以上这一系列工作，靠心里经常装着作者与读者，要时时告诫自己：我必须对得起人，要持之以恒，就不容易了。严格与毅力，是从点点滴滴、日日月月锻炼出来的。作一个编者，不管别人怎样说、怎样做、怎样议论，自己始终不能放弃编德。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以刊物当阵地、当资本，给自己捞好处，从不拉关系、搞交易。5年中，有几位同志寄了稿来，要我签名，共同发表，我都婉谢了。乘工作之便，占别人便宜，是问心有愧的。合作当然可以，但一定要自己也出了足够的力，问心无愧地签上名。有些作者，我采用过他的稿件，但至今不认识。如东北的杜一白同志来信说：“我们虽未谋一面，但我十分感谢您对工作的认真，对作者热情。”淮南的陈文忠同志来信说：“多次通信，我感到您是位古道热肠的大姐。”上海冯锡刚来信说：“我们的文字交有5年了吧？我感觉您是一位坦率而热情的编辑。”

我退休以后，有些作者仍写信来问稿，我复信以实相告。我原以为一退休就不会有人理我了，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嘛！可事实大出我意外：仅退休当年5月—7月两个月，杭州的马成生、重庆的熊笃、西安的房日晰、雷树田、上海的冯锡刚，不约而同地来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我们的交往，不因你在职与否而变化。有些同志还热情地为我设计退休之后的治学计划，有的直接向我约了稿。我激动不已。人们常说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默默无闻，为他人作嫁衣裳，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更何况，我已退了休呢？作为一个编者，我感到欣慰，感到幸福，由衷地感谢这些不是“利尽而交疏”的真心的朋友们。

作者简介:孙亚英，生于1928年，女，《甘肃社会科学》原编辑部文学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