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缘堪追忆深情寄语盼名刊

特殊情缘堪追忆深情寄语盼名刊

文正邦

这些年来，我之所以比较钟情于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一些有自见的论文，是因为我对甘肃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由此埋藏着一份特殊的思想情缘，说来未免有些苦涩、悲情而意味深长。

1964年，我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兰州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意欲响应党的号召在大西北施展抱负，所以当1965—1966年要求我们支援铁道部兰州机车工厂办学时，就毫不犹豫地积极投身于其中。而正好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逐渐掀起，我在宣讲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是宇宙普遍规律时，对学员“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的提问又作了肯定的回答——尽管我的回答是“毛泽东思想既包含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种一分为二”——但当“文革”的狂潮席卷起人们的狂热时这就成为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名——不管你什么哲学解释，反正你讲了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即你认为毛泽东思想也是有坏的；那个时候就盛行断章取义，这就是“文革”的逻辑——这样我的罪名就不断升级：从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竟指对一个20来岁的小助教,真是可笑、可悲)，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等等。再加之我这个“黑帮”不甘寂寞，居然又在所写的大字报中不识时务地引用毛主席的诗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散向人间都是怨”来形容当时运动的狂乱和派性斗争，自然更被视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实乃是“三反分子禀性难移，反动气焰嚣张至极”。所以对我的批斗也不断升级：小会、大会、专门会轮番批斗；各种方式、花样的惩罚、屈辱都领略够了；关了一年多“牛（牛鬼蛇神）棚”，也尝够了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描述的那些辛酸和悲屈。总之,承受够了“群众专政”的淫威和铁拳，就只差没有抓起来判刑。

但认真说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这些冲击也磨炼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个性，加深了我对“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的痛恶和警惕，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忧虑，从而成为我后来重视民主法治思想学术探究和转向法学研究与教学的推动力。常言道，年轻时受些苦难是人生一笔财富，确实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冲击和磨炼使我逐步走向成熟，逐步树立起了坚定、磊落的世界观、人生观。

至于对我所受这些冲击的原因和施加者，冷静想来也不能简单地问咎以及归于某些个人，它是民族的悲剧，时代走向的错位，狂热的群众运动驱使下人性的扭曲而导致人的狂热之举。因此不好怨国家、怨社会、怨群众或某个人；而应该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总结和吸取“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沉痛教训，以作为推进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养料和成分。我不过重演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悲戚而磊落的历史命运。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实在是可爱、可贵。他们饱尝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辛酸、沧桑、颠沛流离，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真可谓“家鸡打不散”，一旦重沐阳光、阴霾散去，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祖国母亲，依然是忠贞不贰、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尽自己的忠诚和努力报效不息。因为他们懂得用自己的苦难去承载和担当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我不能不承接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执著追求和心路历程。

正是基于如此的心境，我对甘肃的建设、变化、发展和思想学术动态有一份特殊的关注、忆念之情。几乎整个“文化大革命”我都是在兰州度过的，在这里参加工作，承受政治运动的磨难和洗礼，感受我下放车间劳动以及下派到河西走廊农村工作队时工人师傅以及农民同志淳朴的关爱和诚挚之情，患难之中与我贤良的老伴结婚……这些我都不能忘怀，我要以必要的方式追忆、感念和回应。所以我适时以旅游或趁调研或参加学术会议之机重返甘肃、兰州故地；我敬重甘肃法学老前辈吴文翰老教授；又曾与当时的甘肃省政府法制办主任以及兰州大学法律系领导和老师结下了友谊；并对我校甘肃的法学研究生特别关心等。正因为如此，当数年前通过一次全国法理学年会的机会，《甘肃社会科学》编辑杨文德同志与我联系上，我就欣然而荣幸地成为该刊的一名“老作者”，并忠实地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应该说，《甘肃社会科学》自创刊30年来，各届主编和编辑不懈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社会影响力稳步提高；学科栏目着眼于我国学科理论发展的前沿、热点和焦点问题，注重问题意识、宏观立意、学术争鸣、对策和实证研究等，策划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专题讨论，吸引了诸多一流作者和文章。通过这些努力，《甘肃社会科学》已渐成为学术界刮目相看的理论园地，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和欢迎。这些都是编者、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甘肃这块大西北的宝地及其勤劳、朴实的人民润育下的结果。

置此《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之际，触发了我上述追忆和思绪，以表达我对甘肃故地和友人的感念之情；同时，也衷心祝愿《甘肃社会科学》越办越好，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为此，我也想借此机会为《甘肃社会科学》进一步增加学术含量和提升学术品位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甘肃社会科学》要越办越好，既要进一步努力办出特色，又要注意对深化和拓展传统和已有研究领域的用稿选择，还应扩大用稿对象的范围。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甘肃社会科学》如何进一步努力办出特色的问题，以努力成为西部学术理论展示的一块高地，因为“西部学术”、“西部理论”、“西部文化”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好形势和难得机遇下就更有其广阔的空间和特殊的重要意义。《甘肃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但仍有极大的空间可供发挥和挖掘。

其实，我国西部地区并非从来都是贫穷落后地区。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的西部地区曾经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地，大约自唐朝中期文明中心才逐渐往东、往南转移。两千多年来，历史的沉淀、文明的积累，我国西部地区或集中或散落地分布着大量优秀的、高品位的文化宝藏、遗址和遗迹，它们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以及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不用说西部地区历来也曾经是发生过多少次农民起义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革命斗争在西部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并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迅速壮大成长起来进而解放全中国；而且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不仅为抗战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精神力量等方面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并且培育了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抗战文化和陪都文化，激励和凝聚着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以及全球华人的民族精神，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以及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着积极有益的影响和作用。所以西部地区还分布着大量革命斗争和爱国主义活动的文物、遗址和遗迹，很值得我们学习、纪念和瞻仰。不仅如此，我国以往的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要工业和设施，其中不乏在国内乃至国际居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产业。因此，西部开发中的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很好地保护古代和近现代留承下来的这些文化瑰宝和高科技资源，并充分发挥它们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乡土文化资源乃至宗教文化资源等都十分丰厚，而且它们对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行为、活动发生着重要影响。只要我们注意剔除其封建性、宗族性的糟粕，注意挖掘并合理利用其所潜藏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有益成分，以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补充，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再说西部人民勤劳、朴实、憨厚，秉承这种素质做事就更踏实，从业也更专注投入，做学问也不易掺水分，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产生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文艺家，出现国内国际一流的科技成果和学术文艺精品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古往今来，西部地区就涌现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当代风流人物，他们为我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发展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仅就甘肃而言亦可见此一斑，甘肃是一个在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省份，其他且不说，且看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不少风云人物都曾于“文革”年代在甘肃经受过锤炼和洗礼，胡锦涛和温家宝就是其中最卓越者。如果按照历史辩证法原理，社会上层建筑虽然要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但由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同经济发展进程并非是亦步亦趋，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平衡，因此正如恩格斯所生动比喻的那样，曾经是经济上落后的德国，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如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伟大哲学家以及歌德、海涅等伟大文学家）；这就表明经济上落后的我国西部地区在文化发展上仍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西部人民应该善于继承前人和前辈的优良文化传统，并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使之与西部开发的客观需要和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经过艰苦的努力，就能够攀登上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高峰。

可见，我们对平常所谓“西部”、“西土”以及“西方”、“西风”等这类带“西”字的概念，似乎并不能一概而论地简单把它们视为同落后甚至贬义有必然联系。《西游记》中描述唐僧不辞万难去西天取经，即意味着西天是佛教文化所向往的地方。再扩展论之（或以其转义而言），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文明程度从古代到近现代就恰好倒换了一个位置（这是排开其意识形态内涵，仅就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而言）。当然，中唐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的西部地区确实是不断加快了其整体化的贫穷落后的进程，乃至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严重制约因素。不承认并正视这个严峻的事实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个严峻的事实正是不断驱动我们积极投身于西部大开发的内在压力和动力。只不过，我觉得西部人民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贫穷落后并不是永在不移、先天注定了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其实要说西部落后，最要命的是观念落后、志气落后、志向落后；只要我们勇于承认并正视落后，并敢于挑战和抛弃落后，从而经过坚韧的努力奋斗，西部地区和人民就可以尽快跟上全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实现西部的全面复兴，创建西部文明的新的辉煌。

关于注意对深化和拓展传统和已有研究领域的用稿选择问题，例如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又是一个长盛不衰的问题，这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正呈现了勃兴之势；而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总体上说来仍处于重在发掘、提炼、整理、评介等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没有能真正深入拓展到如何紧密结合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来科学地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问题还未有得到真正解决；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虽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借鉴和启迪，但由于其着眼点和思想方法论的不同，也不可能对解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问题寄寓期待。所以，当代中国法学及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就是积极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和当代发展，着力探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条件、方式、途径、步骤等重要问题，从而使之与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有机结合，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而且，这其中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和辨明，包括诸如：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正本清源，从而充分肯定人权、人道、人格、人性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运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和思想方法，深入揭示人性异化和权力异化的原因和路径，以作为构建反腐倡廉的严密制度和体系的锐利思想武器；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并立的理论，为推进和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有限政府，健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等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等。

至于扩大用稿对象的范围问题，就是不仅要重视对名家的用稿，同时也要重视对年轻学者甚至学子的用稿，只要是达到了用稿质量和水平，就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可以团结和培养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作者队伍，而且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编辑者应该作为伯乐慧眼识英才,学术刊物既要展示和培育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又要善于发现和培养高水平的学术人才,才能为繁荣发展学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文正邦，生于1941年，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