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学术的前沿风景

探访中国学术的前沿风景

——我与《甘肃社会科学》“学术访谈”专栏

邵宁宁

《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年了。想起我与它的关系，便不由地想到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经历，想到那一组学术访谈，想到支克坚、董汉河、胡政平等先生对我的厚爱、支持和鞭策，以及他们身上那种不断探索的学术品格与朴实勤谨的敬业精神给我的影响。

回想我与《甘肃社会科学》的交往，最早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的我才从大学毕业不久，但居然就大着胆子写了一篇论述《水浒传》的文章，题为《地主阶级政治参与的悲剧》，大意是说，《水浒传》主题的农民说和市民说都存在着一些与作品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况。按我的看法，这个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参与的悲剧，小说的中心人物宋江，其实是一个试图将一群因种种矛盾铤而走险的社会下层人士导向匡扶时政、为国尽忠（所谓替天行道）道路的悲剧英雄。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看法，除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也与该时期正趋高潮的中国社会改革思潮密切相关。文章写成后，交给当时还在甘肃社科院任职的叶林生先生看，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的赞赏，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将文章推荐给了当时《甘肃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翟建波先生。这当然使当时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的我大受鼓舞，虽然文章最终没能发表，但翟建波先生对它提出的意见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没有简单地评判文章观点的对错，而只是问我依据的是什么版本，因为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其主旨可能是不同的；与此同时，还向我推荐一套《水浒》研究会编辑的丛书，建议我先做一番了解，再下结论。现在回想起来，他所说的这一切，本该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开始时首先应做的工作之一，但当时的我还不大懂得，再加上知识兴趣转移，对文章的发表不发表并不怎么在意，所以也没有按他的意见去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就是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也没有花工夫去补足那些必要的知识。许多年过去，虽然在已了解了必要的版本知识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当年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作为我学术生涯起点的一部分，当年从翟建波先生身上感受到的一切，编辑为人的认真、谦和，刊物对文章质量和学术规范的高要求，却与《甘肃社会科学》这份杂志一道越来越清晰地镶嵌在我的记忆深处。

或许可以说，这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重要的错失。由于这次错失，我和《甘肃社会科学》的密切交往，也被推迟了十余年。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2003年夏天，我颇有些偶然地参加了半天一个以“英雄”话语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由于是临时参会，并没有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凭记忆将《废都》出版当年（1993）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重新整理一遍，增添了一点新认识，仓促成文交给会议主办者。然而，到秋天却意外地获知，文章已被《甘肃社会科学》选中，即将与另三篇会议文章一起刊出。这真让我意外地惊喜，也意外地感激！有趣的是，回想我与《甘肃社会科学》杂志最初的两种交往，前一次是经人推荐的文章被婉言退回，后一次却是并未投寄的文章意外地被刊物选中。这或许都有些偶然，但正是这偶然中的必然，让我从不同的方面感受了这家杂志的编辑对于学术事业的那一份认真与虔诚。

而我也就这样和董先生结识了、熟悉了。其结果，就是催生了我在《甘肃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那一组学术访谈。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借在北京读博的机会，为刊物采写几篇学术访谈，借以展示中国学术的前沿进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趁着他来京办事的机会，我们在他下榻的饭店第一次就此事聊了起来。虽然此前已见过面，虽然很早就已读过他关于西路军的报告文学，但真正聊起来，我不禁还是为他的健谈、为他对学术事业和刊物发展的那一份热诚所感染。

北京的冬天，有几分萧瑟，但我们的谈话，却洋溢着一股令人兴奋的热烈。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董先生深知访谈的意义和甘苦，对如何与访谈对象做深入的交流也有许多经验。对于如何做好这组访谈，应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一致的看法。譬如，我们都认为，访谈一开始应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起，从自己熟悉的学者做起，这既是为了便于操作，也是为了确保质量。当然，对象必须是一流的，话题也应该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力求使访谈过程成为采访与受访双方一次较为深入的精神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访谈内容要力求切近学术研究的前沿或展示学术研究的新图景，并较准确地呈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胸襟和学术贡献。至于文体，则不必过分追求现场感，以防止思路的断续与话题的零散。除了这些抽象的原则，我们也谈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包括访谈的话题、访谈的对象、访谈的方法等，其间穿插了许多关于共同熟悉的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种种印象和看法。这一夕谈话，使我受益匪浅。几年下来，我们的“访谈”，基本就按这个思路做了过来。

第一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请的是我的导师杨义先生。当时他正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我也刚刚为他的同名《讲演录》写过一篇文章。观点是熟悉的，思路是熟悉的，人是熟悉的，做这样的访谈，自然驾轻就熟。该文在2004年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后，旋即为《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许多读过文章的人都说，在杨义先生所有谈这个话题的文章中，这应该是最集中、最精要也最深入的一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口号从那时起在有关学界广为传播，自然主要与杨义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有关，但在这一过程中，这篇访谈所起的作用大约也是不可忽视的。

“访谈”的第二篇《学术—人生》，采访的是赵园先生。她也是我的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为人、治学均以严谨著称。她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采访，虽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却同时声明只愿以书面的形式回答我的问题。早在我进入社科院文学所学习之初，我就曾不止一次听到她批评现在的研究生不会提问，但这一次看到我的问题，她却在电话里表扬了我，说我会提问，并且一些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暗含了回答的可能。这当然也是愉快的工作。由于比较熟悉，与她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就从学术过渡到了人生。而我为这次访谈拟定的题目“学术人生”，也包含了我本人对她的一种理解，但阴差阳错，发表时意外地变成了“学术—人生”。不过，虽然不符我的原意，却仍然提示了谈话的内容。这篇访谈发表后同样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关心赵园先生学术进展的人都将它视作一篇重要的文献，听赵老师说，著名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也曾一再向她夸赞她的学生“会提问题”。第三篇《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先生访谈录》，采访的仍是我的老师。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之外，李存光的名气不像杨义、赵园那么大，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专家”，一生主要的学术心力，都花在巴金研究上，先后著辑有许多巴金研究的著作，而我们平时的谈话，也是话题始终不离巴金左右，请他谈巴金研究，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上述三篇之后，我又接连做了杨匡汉、吴福辉、支克坚、赵逵夫、陈思和、钱理群先生的访谈，这些人也几乎都是我的老师。支先生、赵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陈思和先生是我在复旦做博士后的导师，吴福辉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主席，钱先生、杨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为我授过课。访谈不仅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成果，而且也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促进了我对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进展的进一步思考。

前面说到，我写学术访谈，一开始就打算与一般的新闻访谈拉开距离。做杨义先生的访谈时，我先拟定了一个采访提纲，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了。正式访谈那一日，不但我去了，有一些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同学也去了，我们挤坐在文学所杨老师的办公室里，样子很有点像是上课。后来同吴福辉先生和陈思和先生谈话时，也有同学或学生跟了去听。还在陆续发表期间，就不断有人我向建议，应将它们结集出版，为此，我也曾为它拟定过一个书名——《京海问学录》。将学术采访和自己的学习经历及其反思结合在一起，是我做这组访谈的初衷之一，也形成了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的确，将它们题作“问学录”或许比“访谈录”还更能突出这一点。

还需说明的是，这些“访谈”里的好几篇，其实都是书面完成的。赵园先生是这样，李存光、杨匡汉亦然。这里有性格、习惯方面的原因，也有机缘的因素。赵园先生说她缺少随机应答的“急智”，当然是自谦的表述，但不愿不经思考地发议论，也符合她为人为学的性格。李存光先生接受我的请求不久，就去了韩国；杨匡汉先生虽然常可碰到，但他也是宁愿用书面形式回答我的提问。这中间比较特殊的是支克坚先生，在他去世前这几年，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就是对访谈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已有过多次的交流，但最后“访谈”，却也是书面完成的。八篇“访谈”，倒有一半是书面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所得当然在系统和严密，所失则在失却了许多只有在实际对话中才能感受到的氛围、背景和机趣。说起来也是很有趣的事，虽然每次访谈前，我都先发采访提纲给受访人，但只要是对面交谈，几乎每个人的谈话都很难完全局限在那些预设的范围内。但也正是那一种旁逸斜出的姿态，随意挥洒的自如，以及诙谐幽默的机趣，让“访谈”成为一种有异于一般的学术论文的东西，产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这样的谈话对事后记录整理的要求也比较高。给我印象很深的首先是与吴福辉先生谈话那一次，我至今都不清楚帮我整理录音的李小红同学，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录音上，到现在还后悔的是，发表时没能注明她对此作出的贡献。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赵逵夫先生的采访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全部录音整理出来至少有五六万字，幸而有马世年先生及其他几位同学帮忙，否则只是录出这些内容，也会让我感觉力有不逮。最后，还要说的是，从道理上讲，既是访谈就该“实录”，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出诸种种考虑，仍然有一些内容在发表的文本中没有刊出。有一些话，谈起来很有意思，但发表出来却有种种妨碍；还有一些话，同样有意思，但与访谈的主题关系不大。这都得忍痛割爱。此外，访谈的发表毕竟也有篇幅的限制，这或许也应算是不能完全做到“实录”的一个客观原因。

从2004年到2008年，在《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上，我陆续发表了七篇访谈（另有一篇钱理群先生的尚在整理中，不久即可面世），同时刊物也约请其他一些年轻学者做了同样的工作。“学术访谈”渐渐成为《甘肃社会科学》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栏目。对此，刊物的两任主编董汉河先生、胡政平先生均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对我的工作始终给予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鞭策，就不会有这些访谈。在此，让我再一次对所有支持、协助我完成这些访谈的老师、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甘肃社会科学》越办越好，“学术访谈”新意常存！

作者简介：邵宁宁，生于1965年，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