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它也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柯亨(G.A.Cohen)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不过，从队伍的阵容上来说，美国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显得更为强大，约翰·罗默(John Roemer)、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以及波兰裔美国学者亚当·普雷泽沃斯克(AdamPrzeworski)都是当今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目标，现任耶鲁大学的约翰·罗默教授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细节上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说服力，所以人们就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进一步阐明的合理内核。人们不会因为一件好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突然失灵就将之遗弃，特别是在没有发现有更好的工具以替代时更应如此。”⁽¹⁰⁾由这段论述可以得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并没有不加反思地去接受业已形成的理论结构和话语逻辑，而是强调在确认现代科学即英美分析哲学标准之合法性的前提下，运用这样的标准度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种具有思想创新意义的重建。这样的重建，由于根据的是分析哲学，特别是风行于美国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方法，所以其任务大致在于: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含糊不清的地方表述得更为准确，论证得更为严密;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过于注重宏大叙事而忽略的微观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经验上不能成立的论题加以修正。

毋庸置疑，这样的理论目标，虽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正，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指向的前提下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转型，即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语言和逻辑上的分析转变到注重对当代社会政治哲学问题进行追问与考量，结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向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缘何会转向对先前并不涉足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约翰·罗默等人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所凸显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趋于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马克思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虽然为许多理论家提供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不合道德与正义规范的依据，但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指证与批判，主要是在技术和事实层面上而不是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来展开的，就此而论，马克思哲学本身并不包含一种强劲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长期以来被当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并由此而打压了道德和政治哲学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向政治哲学的路向，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精细的理论重构，不仅会直接导向对当代问题的具有穿透力的洞察与破解，而且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推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要发展的政治哲学，基本上指涉不到国家、政党、法制这样一些宏观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论题，它所讨论的，则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逐渐引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公民资格等，虽然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的政治哲学旨在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将这样一些问题开掘出来并加以具体的论证，才能在根基上为社会主义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提供合法性的说明。在他们的研究中，约翰·罗默关于“机会平等”的理论考辨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在《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一书中，约翰·罗默指出，今天关于机会平等的观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非歧视原则”的机会平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在社会职位的竞争中，唯有那些与个体在职位中的表现一定相关的因素，如教育、禀赋等，才能成为判断一个个体能否获得一个职位的标准，而那些与个体在职位中的表现一定无关的因素，如种族、性别等，则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标准;第二种是所谓的“无差别原则”的机会平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消除人们在社会竞争中由于财富、教育、禀赋等因素的差别而带来的种种差别，对于那些事业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个体来说，这样的原则是尤为重要的。罗默认为，考量机会平等的观念时，理当将“之前”(before)和“之后”(after)界分开来:竞争开始之前，机会必须是平等的，为了达到这种平等，一定的社会介入也是必要的;但是，竞争开始之后，个体则应当完全依托自己本身的所有可能性因素去获取己所欲求的社会职位，在这个时候，社会的介入就完全是多余的，甚至是错误的。既然如此，在罗默看来，在评判上述两种机会平等的观念孰优孰劣时，首先应当分清每一种观念是否设置了区分“之前”和“之后”的界标，以及在什么地方设置了这种界标。⁽¹¹⁾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罗默围绕已经确立起来的关于机会平等的观念，进行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并由此将之延伸到了更为开阔的论域当中。例如，在其新著《民主、教育和平等》中，罗默就将机会平等的观念延伸到了民主问题的论域当中，并指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机制，实质上并不能保证个人在社会竞争中一定不会受到父母教育和财产状况的影响，所以，民主理论不足以构成对正义机会平等理念的补充。⁽¹²⁾

一个需要指认的方面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将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作为自己的使命，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却是将自己阐发的政治哲学融合到了当代英美主流政治哲学即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逻辑之中，从而实现了与后者的某种合流:无论是罗默还是埃尔斯特，在对社会正义理念加以证立时，其实并没有将批判私有财产制当做是既定的起点，因而他们也就像罗默本人所说的那样，其实“没有诉求要否认自我所有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前提”，⁽¹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在一定范围内享用着这些共同的理论。对于这一点，罗默本人也曾隐约地予以指认。这种情况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哲学之后，其实并没有像原初设计的那样发展出一种完全异质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无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去彰显道德论证的意义和必要性，这总是与马克思的理论主旨相去甚远的，这样一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靠近了自由主义，就成了不容讳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