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下新风与江左风流

第一节　洛下新风与江左风流

“洛下新风”和“江左风流”是魏晋时期书法史上有革新意义的事件和群体的代称。“洛下新风”是曹魏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书法革新事件，以钟繇为代表的书家群体不仅对篆隶古体进行改造，形成新的式样，最重要的是改进了东汉以来业已形成的草书、行书和楷书，使楷书成为向皇帝上书的奏章和重要文件使用的书体，初步确立了楷书的正体地位，使只在中下层书吏中流行已久的行、草书被上层士大夫接纳和认可，钟繇等一批书家的地位也因此确立。“洛下新风”形成的新书体，奠定了千年以来的楷、行、草书体式。“江左风流”指的是东晋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东晋书法世家，他们继承了钟（繇）张（芝）书风，并发展为“新体书”，与“钟张”一起成为后世帖学的楷模和典范，就连他们寄寓在书法中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格也成为后世的审美理想。

魏晋南北朝及三国时期，作为文字书写艺术的“书法”得到高度重视，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和传承书法的世家，如曹魏时期的邯郸淳、梁鹄、钟繇、胡昭、卫觊、韦诞，三国吴国的皇象、葛洪；西晋的卫瓘、索靖；东晋的王导、王廙、庾亮、庾翼、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郗鉴、郗愔、卫夫人等。有名的书法世家有：西晋的河东卫氏、敦煌索氏、杜陵杜氏、吴郡陆氏；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陈郡阳夏谢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泰山羊氏、琅琊颜氏等。南朝刘宋时期的书法理论家虞龢对汉末到东晋的书法历史做过概括：“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这是南朝书家公认的“四贤”。居于其间的西晋及东晋早期书家都因不具有代表性而被省略了。因为他们在上沦为“钟张”的影子，在下又没有“二王”的革新面貌，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法真的就可以用“洛下新风”和“江左风流”代表了。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今河南许昌）长社（今长葛）人。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曹魏初年，追随曹操为廷尉，晋封嵩高乡侯，迁太尉，转平阳乡侯。魏明帝曹叡时期，晋升为太傅，封定陵侯。钟繇作为“洛下新风”的代表人物，对书法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继承东汉隶书的规范式样，形成一种有程式化体态的“铭石书”；改进东汉时期业已形成的楷书、行书旧体为具有新体风尚的“章程书”和“行狎书”，并使“章程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正体，使“行狎书”在高层流行中提高了地位。传世的钟繇正书，如《贺捷表》、《荐季直表》（见图2－1）、《宣示表》等，都是他写给朝廷的奏章。钟繇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后人尊为“楷书之祖”。据南朝齐王僧虔在《论书》中记载，西晋末年，钟繇的《宣示表》被王导收藏，战乱时将其藏在衣带中渡江南逃，并传给了王羲之，因此，钟繇是对东晋书法影响最大的书家。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十一岁时跟随叔父王廙南渡，抵达建康（今南京），受到握有重权的伯父王导的器重。二十三岁前后出仕为秘书郎，三十一岁在征西大将军庾亮府任参军，后又升迁至宁远将军，三十七岁任江州刺史，最后升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羲之少年时期就有声名，当时人们品评王氏宗族子弟中最好的为“王氏三少”，王羲之排在首位。能形象地反映王羲之个性品格，以及书法才能的典故有“东床坦腹”、“黄庭换白鹅”等。

图2－1　三国（魏）　《荐季直表》（钟繇）

图2－2　宋刻　王羲之临钟繇的《宣示表》

王羲之对东晋书法的贡献，主要是继承前代书家特别是钟繇书法的艺术成果进行变法创新，形成新体书。宋刻钟繇《宣示表》（见图2－2）是王羲之的临本，与钟繇的《荐季直表》相比就可以看出王羲之改进钟繇楷书的地方：一是去掉了隶书式的着意于横向翻挑的飞扬笔势，拉长竖笔，强化纵势，字形也由横扁变得方整；二是改进了字中的“黑”与“白”的比例，避免了大开大合，使笔画排列趋向匀整；三是从本质上去掉了汉魏旧体的“质朴”而变为符合东晋士人欣赏趣味的“精美妍妙”。王羲之对行书的改进可从早期的《姨母帖》（见图2－3）和晚期的《兰亭集序》（见附图1）中看到渐次变化的轨迹。《姨母帖》为王羲之行书的早期作品，与魏晋楼兰文书残纸（见图2－4）有相通之处，但多了些理性的控制，用笔多率直横张，转笔处即见灵动，字的大小不按笔画的多少而是以章法需要来安排，章法上有行无列，行气跌宕，行与行之间有穿插避让。《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晚年的佳作，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传世作品草书占70%以上，如《初月帖》（见附图2）、《寒切帖》就是不同风格的代表。王羲之的成就还在于诸体兼擅，与擅长隶书、楷书的钟繇相比他有行、草书的优势，与擅长草书的张芝相比他又有楷书的优势。所以，他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2－3　东晋　《姨母帖》（王羲之）

图2－4　魏晋楼兰文书残纸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子。献之的起家官是州主簿，还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军号建威将军，最后任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少年时期即表现出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和过人的天赋。据南朝梁虞龢在《论书》中记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后当有书名’。”献之还曾经蘸泥浆在新粉的石灰墙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引得许多人驻足观看。献之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劝说父亲改造古体，表现出对新体书的热衷和追求。王献之在书法上完全继承并发展了王羲之妍美洒脱的书风，尤其是对草书连绵书写作了新的发展，强调纵逸流美，笔势贯通，形成“一笔书”，到了唐代则演变为张旭、怀素的狂草。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王献之胜过其父的地方“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之”。由于王献之书法在唐代受到李世民的贬斥，传世的作品不多，著名的如草书《鸭头丸帖》（见图2－5）、行书《廿九日帖》和小楷《玉版十三行》等。

图2－5　东晋　《鸭头丸帖》（王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