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改革时期的中国执政党-国家也在相应地不断调整自己,包括其意识形态纲领。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国家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新的社会现实对传统的革命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字面意义上突出强调的工农阶级的崇高地位,与实际社会进程中这些阶级被市场化改革迅速边缘化的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和谐,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意识形态危机和社会裂痕。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的弥合,同样需要象征层面的抚慰或话语层面的重新合法化。重建改革时代的政治文化领导权始终是这一时期执政党-国家面临的最为核心的和紧迫的任务之一。
本章旨在考察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即执政党-国家如何运用意识形态合法化机制来为其差异化的公民权类型辩护。迄今为止,这些不同类型的公民权制度安排依然对包括农民工和数亿农民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底层阶级产生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这些问题与本书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本章试图分析改革时期的执政党-国家如何对其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合法性加以改造,以使自身的主导意识形态能够适应并合法化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主义现实。在这种新的社会现实中,传统意义上至高无上的革命阶级成为新时代社会语境下的弱势阶层。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是对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话语演变的历史考察。这些不同时期的话语类型受制于不同的知识-权力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从本质上定义了不同的主体类型。这里考察的重点是:一个以激进乌托邦主义为基础的革命主体是如何被转化为一个以市场化、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发展主义主体的。抽样于《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以及其他政策文本,将是本章进行话语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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