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要求实现问责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很少，发展也很缓慢，而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社会、小政府”的观念已逐步形成，政府逐渐将职能还权于社会，把过去很多由政府负责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让位于非营利组织。这就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在近些年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非营利组织已达54.7万个，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5.2万个，公募基金会1 378个，非公募基金会2 137个，境外基金代表机构26个，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216个[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36.6万人。其业务范围涉及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中介服务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品供给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参与到了政府公共品供给决策中。那么，在非营利组织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责任的同时如何规范其权力与责任？如何确保非营利组织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如何使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品供给中真正代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都告诉我们，“如今，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都不约而同地对NGO发出了问责的要求”[2]。
2.非营利组织涉及资金巨大，使得问责受到重视
作为社会公益组织，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品供给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捐赠。随着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品供给范围的不断扩展，其接受社会的捐赠和政府的资金支持也越来越多（见表7-1）。2013年民政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566.4亿元，接收捐赠衣被10 405.0万件（折合人民币8.7亿元）。此外，2013年中央财政支付的社会服务事业费也高达2 149.7亿元。如何使用如此巨大的资金（以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为例，2010年宋庆龄基金会募集资金达10亿元。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70%的收入必须被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也就是说，宋庆龄基金会2010年的公益开支要达到近7亿元，而根据调查，实际被用于公益开支的资金仅有1.4亿元。宋庆龄基金会手头的货币资金并不多。财务会计报表显示，2010年年底时其货币资金只有1亿元，大量资金都在基金会“应收款项”科目下面。简单来说，基金会募集的大量公益基金已被借出，从事了与公益事业无关的营利项目），使用中如何防止违规操作，以保证中央财政支出和社会捐助款落实到受助人身上。这些都促使我们必须对非营利组织进行问责。
表7-1 民政部即各类社会组织接收社会捐款统计情况
3.避免公益腐败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一些与非营利组织公益精神和宗旨相悖的“公益腐败”问题也逐渐暴露。其主要表现在挪用、侵占或贪污公益基金及捐赠物资，从事与非营利组织宗旨不符合的活动，日常管理中的浪费行为，乱办培训班，乱搞评选活动，乱收费等。如2006年“全国牙防组”借评比之名“乱收费案”，2008年汶川地震中“某红十字会强收5%募捐管理费案”，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放贷事件以及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饮发票事件等，不仅让非营利组织备受信任危机影响，还进一步引发社会各界对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监督的思考，对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进行问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news.ifeng.com.
[2] ［美］丽莎·乔丹，［荷兰］彼得·范·图埃尔.非政府组织问责：政治、原则与创新［M］.康晓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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