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上海中产阶级

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在旧中国，上海中产阶级无论从构成、规模还是发育程度、群体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可以说没有上海的中产阶层文化，上海就不成其为上海，上海就不会有“东方巴黎”之说，上海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底蕴2。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小企业主、小店主、小商人、职员、科层制管理人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等构成的中产阶级，已成为上海最为庞大的中间阶层3。（表1-3）

根据1946年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的报告，当时仅有组织的职员就有40万左右，仅次于工人，医师、记者、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已达到了3万余人，两相统计，此时上海中产阶级总人数大概是43万人之多4。这显然仅指新中产阶级，而不包括以小企业主、小店主为代表的老中产阶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产阶级历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各种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冲击，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表1-3 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职业构成表

资料来源：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67-68

通常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再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是与全球化下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型，以及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变化分不开的。其结果是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5。它包括：（1）1978年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和留学回归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表1-4）

表1-4 中产阶级比例估计及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3-54

二、上海移民中产阶级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加剧。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据统计，1982－201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总量从1 186万人增至2 302万人，净增1 116万人，增幅近100％；其中户籍人口从1 178万增加到1 404万，增加226万，外来人口从约20万增加到898万，占常住人口数的比例上升到39％6。尤其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被吸引进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构成了上海白领群体中的中坚力量7。对上海而言，中产阶级形成和移民城市的回归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移民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参与了上海中产阶层的构建过程。上海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民中产阶级。

自1980年代开始，上海逐步放宽对政策性回沪职工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分配留沪学生、离退休回沪的干部职工等人员的迁入限制。同时，加大引进上海紧缺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力度，制定解决科技人员夫妻两地分居的有关政策。198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人口迁移必须做到既有利于上海经济、科技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改革、开放、搞活服务，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又要防止人口的盲目膨胀；要贯彻宽严有别，有进有出，突出重点，分层控制的原则，凡上海紧缺的各类中、高级专门人才的迁入应该从宽，对一般人员的迁入应该从严，对迁入卫星城镇和郊县城镇的从宽，迁入市中心区的从严，尤其是人口密集的老市区更应严格控制。

19 90年代，出于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快速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控制人口，不控制人才”，逐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吸引高级、专门、急需人才的政策法规。1992年，上海市推出了工作寄住证制度，持证的引进人才可以在上海就业，只是持证人员不能享受子女就读、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普通上海市民应享受的待遇。1994年2月起，上海市正式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按照该规定，可在上海市登记蓝印户口的有三类人员：（1）在上海市有固定合法住所，并有规定数额的投资（20万美元或100万人民币），其项目竣工投产或营业2年以上者，其本人（境外投资者除外）或其亲属或其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可申请1个蓝印户口。每增加1倍投资额的，可再申请1个蓝印户口。（2）境外人士在上海市购买的外销商品住宅，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以上的，购买者或其配偶的直系亲属或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可申请1个蓝印户口。（3）外省市来沪人员，在上海市有合法住所，并具有管理能力或工艺技能，被上海市一个单位连续聘用3年以上，且有工作实绩的，可申请蓝印户口。取得蓝印户口簿5年以上的，可向公安机关申请上海市常住户口。

20 00年，上海市人事局和社保局联合推出了《引进人才工作证》制度，解决了外来人才的社会保障问题。自2002年起，上海又推出了《上海市居住证制度》，凡符合条件的外来人才经过审核领到居住证之后，可以享受与上海市民同等的待遇。持证者同来上海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申领副证，享受与持证者同等的待遇。申请对象为那些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住所、稳定收入和职业的、具有本科或者以上学历的人，或者具有特殊才能的国内外人才。由于这个政策被批评为“门坎”过高，2004年上海市推出了新的居住证制度，将“门坎”放低为只要在上海具有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即签有半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或办理了工商执照，同时又在上海拥有产权房或签有半年以上房屋租赁合同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并且强调由外来人员自愿申领。这样上海将居住证的适用对象从原来的引进人才扩大到“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居住证制度”的平民化。

按照规定申领《上海市居住证》的来沪人员主要为以下四个部分：（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以不改变其户籍的形式来本市工作或者投资、创业的境内引进人才，以及引进人才的配偶和其未满18周岁的未婚子女。（2）在本市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非本市户籍从业人员。（3）投靠具有本市户籍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的来沪人员。（4）就读于本市大、中专院校、常住户口未迁入本市的人员以及来本市接受非学历教育等需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员。

开放的人才政策，广阔的发展机遇和创业空间，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白领和投资创业者，这从上海户籍人口迁移中可以反映出来。（表1-5）

在上海人才引进中，海归群体尤为引人瞩目。据有关统计分析，截至2008年底，回上海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员总量达到7.5万人，约占全国的1/4（30余万）。随着上海市“海外人才集聚工程”的深入，以及“3100工程”“雏鹰归巢计划”“归谷工程”等项目的启动，来沪工作和创业的海归屡创新高。（图表1-1）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自然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和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已几近极限的上海来说，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制高点。据来自纽约的题为《有机会的城市》的研究报告（2007），在11个被研究的世界城市（亚特兰大、芝加哥、法兰克福、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上海、新加坡、东京、多伦多）中，上海有3个指标属于最后，包括智力资本、人口优势、金融状况（表1-6）。显然，上海要崛起成为新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除了依靠必要的物资投入外，还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上，充分利用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和建设世界性大都市的吸引力，以及上海所具有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通过移民建立人才高地，为促进城市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自主创新的源泉，并依托人力资本积累逐步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发展8。这自然也会进一步促进上海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表1-5 主要年份户籍人口迁移

注：1990年以后本表不包括市内迁移。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6

图表1-1 2004－2009年上海市引进海外人才情况

资料来源：黄颖《上海市引进海外人才政策调查与评价》，《人才开发》，2009（12），51

三、联洋：一个中产阶级的移民社区

移民偏好聚居，世界各地皆然9。移民的聚居性带来了移民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移民本身出现的变化，国内外移民城市中先后出现了全新的中产阶层移民社区。例如美国纽约法拉盛社区、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都属于这类新的中产阶层移民社区。这些新的移民社区不仅区别于本地社区，而且和传统移民社区相比，都具有极为显著的特质。

表1-6 11个全球机会城市的9个指数的情况

资料来源：诸大建《大上海转身》，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03

浦东的联洋社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移民社区。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城乡结合部的联洋社区，还是一大片农田。此后，随着浦东地区急剧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从1999年开始逐渐开发成为面积有250万平方米，以高层和小高层为主，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规划的中高档新型社区。

作为一个全新的中产阶级移民社区，联洋社区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首先，联洋社区打破了人们对移民社区面貌的传统思维定式。联洋社区的规划理念是非常超前和创新的，提供给业主的不仅仅是单纯安静的、和谐的、与生态融和的物质空间，还要为业主提供交流、互动的公共空间，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营造一种人文环境。因此这里不是城乡结合部破旧、边缘、充满混乱，或令外界避之不及，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的外来人口聚居地，也没有通常的移民社区中对迁出地社会的传统风貌的保留。即便是上海本土的老城厢或者浦西其他传统元素，在这里也不存在。联洋社区更像是一座新城，完全以现代化国际化的面貌展现，地方特色的商铺在这里绝迹，邻里中心集中的是各类国际国内连锁的商铺、餐馆、健身中心、休闲场所。

其次，从社区人口组成上看，社区成员的来源地、年龄和学历都具有特色。据统计，联洋社区近六成居民来自国内其他省市，三成左右来自港澳台以及国外，上海本地居民仅占一成左右。“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既是社区居民的社区生活的体会，也包含了这些居民内心的自豪感。

第三，普通话取代上海话成为联洋社区日常生活中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联洋社区，由于大部分居民来自上海以外的省市，社区成员之间交流以及共同生活的需要使得普通话成为最日常的交流工具。在联洋社区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公共场合中，居民习惯性地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共同的语言，从一开始就形塑了更为平等的关系，有利于日后没有主客之分、更为活跃的社区参与以及社区建设。

第四，联洋社区是共同治理的法治社区。联洋社区治理模式不是一种本地准则的扩张，也不是移民迁出地传统治理模式的移植，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建构。面对社区生活中的大小事务，来自五湖四海的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社区成员，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法制意识、维权意识以及共同治理的心愿。

第五，联洋社区是开放而又多元的社区。作为新上海人，联洋社区成员都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也能认可具有异质性的社会现象。不少居民都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们，在面对其他地方的习俗、文化甚至价值观念时，态度更加平和与包容。

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移民社区，联洋社区最为人称道的是，在中国普遍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之下，展现出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区参与场景：

（1）业委会参与：在新的社区中，业委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通常一起被视为社区管理的“三驾马车”。业委会承担管理的职能，物业公司履行执行的职能，双方之间签订明确的合同。居委会的传统管理职能则被削弱。在社区大小事务中，特别是面对全体社区成员时，居委会和物业公司都不具备业委会的号召力以及决策力。

（2）文娱社团的参与：联洋社区有着极为多样的、由社区居民组成的文娱社团。根据市民中心和居委会的统计，正式登记成立的文娱社团有39个，涉及文学、书画、摄影、戏曲、声乐、舞蹈等各个方面。文体娱乐性参与成为了一个有效的丰富生活、建立联系、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新建社区的归属感、凝聚力、社区成员之间密切的联系、有效的交往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区建设极为重要的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都通过这些文娱社团得以实现。

（3）居民自发建立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在联洋社区居民之间、家庭之间因为交往的需要、儿童培养的需要以及兴趣和爱好，催生了很多新颖的社区非正式交往的平台。其中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叫百乐集，有点类似社区俱乐部的非营利公益组织，为联洋社区的年轻人们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4）社区业主论坛：在新建的小区中，社区业主论坛作为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公共空间，在动员社区参与、社区维权方面，具有及时性、广泛性、信息对等多种优势，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的居民参与渠道。业委会和广大的业主们通过论坛交流，业主通过在论坛发帖子实现对社区管理的监督，业主之间也对一些社区的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在每次的社区维权中，尤其是像幼儿园入学问题这样关系到占联洋大多数的年轻居民时，网络作为他们常用的工具，其作用更是重大。

广泛的社区参与带来了社区的积极变化：

（1）社区居民参与带来社区规划的改变以及生活配套设施的完善。例如联洋社区规划中增加了菜场、超市等社区的生活配套设施，公共交通线路和邮局也进入社区，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通过居民自发的解决社区乱停车问题，化解了空间的不足和居民生活所需之间的矛盾。在居民的多次建议之下，2009年初联洋新社区内格局重新进行了调整，从而使每一个社区的成员都可以享受到公共的室内活动场所，弥补了最初建造的社区在公共活动场所上的不足。

（2）社区管理工作改善。联洋社区居民素质高，法律意识非常强，对物业、社区管理要求非常高，看到不满就要上论坛发声音，看到不公平就要联合起来维权。面对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居民，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两个社区管理的重要组织，都改变了工作方式，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使得整个社区的管理日臻完善。面对高学历的居民，联洋社区居委会首先建立了一支较为年轻、学历较高的工作人员队伍，其次改变了过去城市管理中把移民作为管理对象的工作思维，也改变了通常社区中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很多行政化的旧做法。居委会注重和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之间的联系，努力为居民以及社区中的各项组织搭建交流的平台，或者提供场地等一系列的帮助，组织居民开展所感兴趣的活动。在居委会工作中特别重视对居民信息、隐私的保护。物业公司则在居民、特别是业委会参与、管理、督促下，向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3）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对居民而言，社区的参与是一个把个人的生活和社区事务、公共领域结合到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参与的过程中社区成员对于整个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得到很好的激发。联洋这一全新的、由互不相识的各地移民组成的社区，没有任何地缘文化积累，没有老社区几十年邻里社会资本积累，但通过各种形式的社区参与，形成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以及凝聚力。

（4）独特社区精神的形成。联洋整个社区诞生出了一种独特的社区精神：强调民主与平等、开放与多元，强调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富有志愿精神。如某业委会成员所言：“我们是希望在一个尚未形成的大环境中，率先进行着公民社会的民主实践。”可以说，这种社区精神的形成，既是联洋作为一个移民社区，最能体现其移民性的地方；也是联洋作为一个中产阶层的社区，最能体现其中产阶层的地方。在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之下，社区生活中诞生出市民精神并触发了公民社会成长。

注释

1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6），39

2 程乃珊《我眼里的上海中产阶层》，《沪港经济》，1997（1），10

3 连连《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与群体特征》，《浙江学刊》，2004（4），32

4 江文军《建国初期上海中产阶级的改造与重生》，《史林》，2013（3），127

5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6），39-40

6 张凡、宁越敏《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上海城市规划》，2012（5），19

7 李友梅《上海社会结构变迁十五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139

8 任远《塑造移民城市》，《探索与争鸣》，2003（9），38

9 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科技出版社， 20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