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一无二”，“随处体认”

五、“通一无二”，“随处体认”

不论是作为陈献章的衣钵继承人，还是作为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挚友，湛若水在明代心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值得肯定。他的学说，集中在一个“一”字上，强调“一原”、“一体”、“一段工夫”，致力于终结宋代理学的“支离”论说。

时代的呼唤，从“二”到“一”

在宋明时期，思想家们主要探究的道德修养问题，是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如何解决因人的物质欲望膨胀、道德价值观念沦丧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思想文化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代中国是“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品日渐丰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所收获的产品，自家消费不完，于是手上拥有一些剩余产品的人，便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换，商品经济也由此渐渐发展起来。至宋代，农业品种增加，水稻生产技术改进，经济作物也有较大的发展，手工业也渐兴旺。随着经济发展，大大小小的城镇相继崛起，与此同时，一批从事产品交换活动的商人活跃于集市中，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这些“鸡鸣而起，孳孳而为利”的商人给市场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冲击。以传统儒家的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便是“人欲横流”，失却了道德精神。可以说，社会在呼唤道德意识的觉醒，新的儒家学说——理学，即是为回应社会的道德意识觉醒的呼唤而产生的。

宋代理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北宋时期，程氏兄弟（程颢、程颐）首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后来南宋的朱熹进一步将其发展与弘扬，是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教人体认那高高在上的、体现着道德纲常的“天理”，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从而成为有道德精神的人。可以说，宋代理学是教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完善自身的人格，从而成为圣贤之人。这种学说，无疑可以成为挽救社会道德沦失的一副良药，对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维系社会的安宁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程朱理学一度成为主流的统治理论。

然而，由于程朱理学在要求人们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时候，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偏缺，因此也带来了颇为严重的弊端。

首先，体现道德纲常的“天理”，被朱熹说成是在人之外的、至高无上的，它同时也体现在万物之中，人要认识天理，便要“格物”——通过认识一件件事物之中的道理，而最后体悟到天理。陈献章、王阳明都曾批评说，朱熹这样“格物”的认知和修养办法，实在太繁琐。王阳明以自身的体会来说明，“格物”并不具备实践意义。他和陈献章都认为，把“天理”和“心”分作两个东西是错误的。

其次，朱熹过于强调人要克制物质欲望，而去服从封建的道德纲常——“天理”。为此，朱熹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人们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而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妇女为了守住自己的贞节，即使是饿死了，也是小事一桩。鲁迅的名作《祥林嫂》，小说中的主人公祥林嫂，便是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压力下痛苦挣扎的悲剧人物。她丧夫后改嫁了，因为未能守节，她羞愧不已，悔恨终生。她晚年生活无着，还不得不积点钱，给庙宇捐一条门槛，以表示内心的忏悔，祈求神灵宽恕她的罪过。正是“存天理，去人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故后来有思想家批评说，程朱理学是“杀人的软刀子”。

再次，从学术的发展来看，程朱理学被封建王朝定为官方哲学，读书人进行科举考试，必须读他们的书，一切以他们的是非原则为准绳，学术界没有人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人们的思想因而受到了禁锢，学术界如一潭死水。

从陈献章到湛若水与王阳明，他们所创导的心学代表着新一代的思想取向。他们反对把“理”与“心”分开，主张从自身的内心去体悟出“理”来，认定人把自身的道德本性体悟出来，就能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就可以成为圣贤。湛若水从“二”到“一”的思想体系，正是这种新时代的学术精神。

心包万物，气塞天地

湛若水的心学，构建了既认为“心”包容万物，又认为“气”充塞天地这样有岭南特色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心”与“气”、“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对这个在当时十分重要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湛若水用一个简明的图来加以说明，他把那图称作“心性图”，并撰写了《心性图说》，对图的内涵作了解析。

心性图，由外面的一个大圈与大圈里三个小圈构成。大圈表示由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构成宇宙，里面的三个小圈表示宇宙发展三个阶段。

湛若水的心性图，集中体现了他的心学的精髓：心与天地合一。他认为，“万事万物莫非心也”，世界的一切无论从时间或空间看，都无非是心罢了。一方面，心在天地万物之外，另一方面，心又贯穿在天地万物之中。心是无限的，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与万事万物合为一体，人内在的心与人之外的物不可以分割开来。

中国的心学，陆九渊是最早的创立人。中国的心学有各种流派，但总的看来，心学的主要特征是把心作为世界的本源，即认为天下的万事万物是由心派生出来的，而岭南以陈献章与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却不完全如是说。湛若水继承他的老师关于充塞天地之间便是“气”的思想，在提出“心包万物”的同时，又承认“气塞天地”。他画了一个“真心图”，说明气与人身、气与心的关系。如下是他的图：

湛若水解释说，外面的大圈表示“元气”；次一级的中圈表示人身；里面最中心的小圈表示人心。心是人的心，而人是由气所生，因而整个世界，不仅统一于“心”而且统一于“气”。

湛若水在他的许多讲学中，都强调世界也不过是气的世界。他说，“盈天地之间，一气也”，认定人与气、与天地不可分离。他通俗地说：“人与天地同一气，人之一呼一吸，与天地相通为一气，便见天地人合一处。”人与天地万物一样呼吸着宇宙间的气，大家都一样呼吸着那同一的、毫无区别的气，天地万物都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由此看来，湛若水与宋代陆九渊、明代王阳明都有不同，他并不认为天地万物是人心向外扩充或表露的结果，并不认为“心外无物”，离开了人的心，万事万物就不存在。湛若水继承了先师陈献章的观点，在高度重视人的心，即主体精神的作用的同时，也承认客观的万事万物世界的存在，这就是岭南心学的突出特色。

舍气，何处寻得道来

湛若水生活的时代，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人们总把天理放在高高的天上。诚然，在湛若水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东西，天理就在自己的心中，在气的世界之中，在天地万物之中。没有气，就没有实实在在的世界，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理”、“天道”，是同实实在在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的，彼此相合而成为一个整体。

在这里，湛若水首先批评了宋代以来长期把天理和天地万物分割的学说，而是强调“一”，说：“宇宙一而已矣，天地一而已矣。”

“一”就是合一、同一，不可分割，于是，湛若水认定：“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而贯万事者也。”天理就是“我”心中的最最没有邪念的“本体”，它又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哪里有离开了万事万物而高高悬于天上的天理？由于湛若水所说的万事万物，无非是气的运动变化，既然天理离不开万事万物，也就离不开气，“舍气，何处寻得道来？”这里说的“道”，也即是“天理”。湛若水更直接地指出，如果有人说“理”和“气”是两个东西，那请他在气之外，找出一个“理”出来。

湛若水的“离气无道”的说法，是对他的老师陈献章思想的继承，通于物的看法加以阐述，强调离开了由气而产生的万事万物，就找不到所谓的“道”或“理”。

湛若水强调“一”并反对“支离”的观点，比在他之前主张“支离”的理学家更高明。他对当时的热门话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道离不开气，道不离开有形的事物而且贯穿于事物。从现代的眼光看，湛若水不再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理，同实实在在的万事万物相分离开来，而是认识到物质与精神相统一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他懂得了，不存在离开物质的精神，或是离开精神的物质。虽然，湛若水所说的“道”、“理”与“气”，同当今人们所说的“精神”与“物质”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这正是明代岭南心学的特色，也是明代岭南心学的高明之处。

随处体认，不唯“静坐”

如果说强调“一”，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是湛若水对老师陈献章的继承，那么“随处体认天理”，强调不仅仅是静坐，其他的方式也能认识“道”或“理”，这便是湛若水对老师学说的发挥和补充。

著名的命题“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重大的理论创新，得到了老师的赏识，并因此成为白沙心学的衣钵继承人。这一理论的提出，弥补了陈献章心学的不足。

何谓“随处体认天理”？湛若水说，人们对天理的认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空间上说，体认天理可以“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即从自身，到家庭，到国家，以至天下，处处都可以体认天理，不受任何空间的限制；从时间上说，不管是动时或静时，时时都可以体认天理，人们可以在静坐中去体认天理，也可以在日常的各种活动中体认得到天理，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用现代语言来表述，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说在任何状态下，在任何的时间和任何的场合，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人们都可以对客观规律进行认知，人的认知，无时无处不在进行着。

为什么人们对天理的认知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湛若水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心”和“理”是不可相分离的，“理在心中”、“理在物中”，天理不在心之外。心与理是这样同一的关系，因此湛若水认定，心体认理便是心自身本来就具有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需要从外面施加什么作用便已存在。湛若水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作了说明：一面明亮的镜子，本来就“明莹光照”，不管在照物，或不照物，任凭物件或是来，或是去，就是在任何的时候和任何的情况之下，它都那么明亮光照。心对天理的认知，是自然的、无条件的、随时随地的。

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又一原因是，他发现老师陈献章所主张的在静坐中体认天理有片面性而大胆地进行纠偏。当时湛若水的学生也发现，自己的老师的看法，同老师的老师的看法不一样，于是提出质疑。湛若水在答疑时表明他并非一概反对“静坐”，并认为对初学者来说，用静坐的办法进行对天理的体认，可能更有成效，久坐了才见自己的本心，因而“静坐”对初学者十分必要。但是，湛若水认为，“静坐”只是人体认天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方式。

湛若水从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朝廷的官员整日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军官要统率百万部队，农夫则忙于凿井耕作，那来闲工夫去静坐？所以，静坐不是体认天理的唯一的方式。他认为，“无事”闲居家中时，可以“静坐”，但当你做各种事情，或是与人应酬的时候，“如何只要静坐？”他觉得终日端端正正地坐，如同泥塑人般地静坐着是不可能的，通过一切的活动不论是读书、应酬、劳作，或是静坐，都可以进行体认天理。“随处体认天理”的真谛，湛若水用一句话概括：

将意、心、身、家、国、天下通作一段工夫，无远近彼此，终日终身，只是体认这“天理”二字。

这是何等精确的概括！当然，“随处体认天理”的说法，也并非没有偏缺。“体认”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的这种认知，会受到一定的主观或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说，认知可以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场合下进行，那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说，人的认知，可以在任何时空中，都能达到人的主观意愿，那是绝不可能的。心学，不论是陆王心学，或是岭南心学，都有夸大人的主体精神的一面，在当代中国曾出现的“只有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种种观点，也就是心学的这种片面性的表现。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他切身经验的总结。在他还是陈献章的学生时就提出来了，而这种看法成为完整的理论，则是在他为官之后。湛若水正是从切身的体会中总结和升华了理论，完善了老师的学说。湛若水与陈献章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陈献章在科举之路失意后，即长期在家乡闲居，收徒讲学，参与社会活动比较少；而官场畅达的湛若水，则在朝廷内外奔忙，应酬众多，哪有更多的闲工夫来静坐？湛若水的高明处在于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单一地用静坐来进行修养和认知是不现实的。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更合乎实际，也更接近真理，因而敢于坚持。在同王阳明争论时，他以这“随处体认天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相争辩。一直到晚年讲学，他都以“随处体认天理”为重要内容。

一段工夫，反对“支离”论

湛若水认为，宋以来的儒者都得了“支离”的毛病，于是他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他强调“一段工夫”，即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体现出他所生活的时代反对把完整的事物进行“支离”的呼声。

什么是“支离”？湛若水指出，“所谓支离者，二之谓也”，即是把一个完整的东西硬剥开两半。他指出“支离”的两种偏向：一是“逐外而忘内”，过于强调外在的“天理”，而忽略人的主体精神；二是“是内而非外”，过于强调自身的主体精神而忽略客观规律的作用。湛若水力图纠正各种不当的“支离”学说，主张“一段工夫”，为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探讨开拓了新的理论路径。

南宋时期的朱熹提出理先气后，即先有了那个理，才有那个气。北宋时期的张载在朱熹之前就提出了“理不离气”的看法。湛若水继承张载的看法，对当时极有影响的“理先气后”、“理在气外”的观点进行批评。在湛若水看来，宇宙只是一个整体的东西，理、气与心，虽有作阴或阳，有处于动态或静态，但都只是名称的不同而已。万物“生生息息”，“无一息不流行，无一息不停止”，每时每刻既流行又息止，动与静怎能分得了？

在《心性图》中，湛若水鲜明地提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没有内与外、始与终的区别，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中。“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理是人心中所固有，而不是由外面灌注进去的，不论是盛世或乱世都如此。也就是说，天理与心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同一的，不可以把二者支离开来。

在认知问题上，湛若水提出“知行不可离，也不可混”。就是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日常间的践履活动，是不可相分的一件事、一个过程。一方面，他认为人们体认天理的时候，是认识和行动不可相分的，知与行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批评他混淆知行的说法把人们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混为一谈。他提出的“知行并进”论，便是认定人们随时体认天理，同时进行“涵养”，前者为“知”，后者为“行”，二者同时进行，不能支离。

由上可见，湛若水全面检讨前人的思想学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事物的统一性的学说。他的学说集中到一个“一”字，他称之作“尊于一”。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船山开始用启蒙的目光审视宋以来的理学，并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提出的“理势合一”论、“理气合一”论、“理欲合一”论等，可以说是湛若水反对“支离”，强调世界统一性的学术取向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