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烽火看传播

【本文摘要】战争与传播几乎是硬币的两面，传播与战争如影随形。战争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具体方式或载体;战争是信息传播技术手段发展的推进剂;借助新闻传播制造舆论，能诱发战争也能促使战争结束;战争挑战新闻传播自由和新闻传播真实性原则;战争为传播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关键词】战争　新闻传播　传播自由　传播控制

战争是一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内战是国内社会冲突，国际战争是国际社会冲突。每一次战争，我们都可以透过烽火发现传播的身影;每一次战争都是传播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每一次战争都对信息的自由传播和真实传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而新闻传播，想对战争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也不容易，两者的关系就这样微妙而玄乎。正是基于此种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观照战争与信息传播的关系。

一、战争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具体方式或载体

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并且认为“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1]这种人类交往行为其实就是传播。从文化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战争可分为四种:民族战争、王朝战争、奴隶农民起义战争和宗教战争。用传播学的眼光来看，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最具有文明扩散的功能，在彼此厮杀的同时，不自觉地传播着各自优秀的文明成果，尽管并非出自战争发动者的初衷。也就是说，战争往往是以恶的形式推进科技传播的火车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来说，正如以上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如伴随着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东方，东方文化也渗入到希腊文化，东西方文化得到交流传播与发展。再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使南派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由长江流域孕育)和北派思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由黄河流域孕育)在战国末期交相融合，形成儒道合一的趋势。梁启超在分析春秋战国学术繁荣的原因时就指出了战争的传播作用:“春秋战国之时，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军队所及，自濡染其国政教、风俗之一二，归而调和于其本邦。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2]

换言之，战争时期往往是传播的大发展时期，是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大交流时期。从史前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蚩尤大战导致南北两种原始文明的融合、华夏族的初步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仍、引起南北两大文化思想体系的大碰撞，到五胡乱中原时的民族大融合，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西方两种文明的大撞击和大交流，都足以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传播的一种形式或载体。当然，我们并不鼓吹战争，当战争成为必须，我们能做的恐怕就是拿起这一武器的批判，因为批判的武器总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而言之，战争与信息传播之间水乳交融，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很经常的信息传播方式，当然传播的方式远非只是战争。

二、战争是信息传播技术手段发展的推进剂

战争和传播的关系远非这种等同关系，除了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战争对以后各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方式的产生起了很大的催生作用，而它们在刚问世后很长时间内都被政府用来为战争服务。战争本身即是传播，而且战争时刻对信息的需求迅速且量大，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求充足且快速。所谓“粮草先行”“兵贵神速”。战争又涉及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战争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都要求传播为战争，有时甚至是仅为战争服务。因而战争是传播技术大显身手的舞台，战争时期是传播手段传播工具和传播方法的重要发展时期。

远距离传播技术的发明从一开始就源于战争的需要，如击鼓为号、鸣锣收兵、烽烟报警等。这种远距离较之近现代的远距离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近现代的远距离传播技术的发明同样是源于战争的需要。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到二十世纪末期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伊战争，现代传播的制度和实践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方面有很明显的例子可作佐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使美国的电影形成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浪潮;美苏冷战，全球争霸，导致卫星传播技术的问世，导致因特网雏形阿帕网的出现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战争时期加强对传播的控制乃是为了充分利用传播为战争服务，军事当局为赢得战争，往往会加大研究发展传播技术的力度，研究推广传播方法的使用。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霍夫兰牵头的对劝服方法效果的研究等。因此，这样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播的发展。人力物力和舆论的动员需要充分发展传播事业，这点战争的发动者是有清醒认识的。

三、新闻传播能引发战争或使战争提前结束

新闻传播可以通过诉诸广大受众的力量来影响战争的进程。任何战争，都需在发动之前进行战争动员，为战争制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达成广泛的共识。传播能引发战争的最好明证就是美国报阀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制造的舆论，导致麦金莱总统对西班牙宣战。在这次鼓动中，赫斯特的名言是:“请你留下，你提供速写图画，我将提供战争。”“根据若干历史学家的意见，如果不是通过在挑唆战争的谎言面前不保持任何距离的媒介所引发的战争逻辑的歇斯底里发作，这场军事干预完全可以避免。”^[3]可见，传播在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

传播能使战争提前结束的例子较多，比较经典并对以后战争期间新闻传播控制有影响的例子则是美国CBS名主持人克朗凯特1968年对越南战争的现场电视报道。在报道结尾时克朗凯特说:“看来唯一切合实际的，然而是令人不快的结论是:我们已陷入僵局……唯一的合理出路是……在于前去谈判而不是以胜利者自居……”^[4]克朗凯特的报道让美国人了解越南战争的惨状，激起了国人的共鸣，引起国内强烈的反战情绪，迫使政府提前结束了这场战争。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是白宫武力外交对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按照阿芒·马特拉(法国传播学理论批判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说法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影像的情感压力正在修改政治家的决策程序，专家们的冷静头脑在面对直接信息的即时短路。”^[5]也就是说CNN的电视传播正在影响政治家和专家对战争的决策。

也许下面的两段话对传播可以加速战争的结束进行了更为形象地说明:

“一个好的宣传策略可能会节省一年的战争，这意味着会节省上千万英镑，无疑还有上百万人的性命。”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伦敦的《伦敦日报》是这样评说传播与战争的关系。

“敌人通过传单形成的战线使我们溃不成军。我们意识到在这场生死之争中必须利用敌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敌人战胜我们并不是在战场上的肉搏，刺刀对刺刀。不是!拙劣地印刷在低劣纸张上的坏消息使我们的胳膊乏力。”这是德军将领凯泽在德军第十八军最后的简报中提到的一次世界大战战况。^[6]

传播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是较早关注战争中的传播行为的人。他仔细分析了一战中协约国的宣传战术和技巧，并进行了全面总结，以此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论文中他认为，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在此，全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战争不再是将军和军队的事情;它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冲突，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举足轻重。拉斯韦尔的结论是宣传具有强大的效果:“当所有的许诺都被做出。所有过分的估算都被削减到极点时，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世界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四、战争挑战新闻传播自由和新闻传播真实性原则

正是由于信息传播在战争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加之战争的危险性和特殊性，这就必然会导致军事当局加强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必然导致某些信息的机密性和不可传播性。在战时，当局都会制定一系列条例法令强化对传播的管控，规定哪些内容不能传播。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对外战争)或本阶级利益(内部战争)，或为了稳定民心，军事当局往往会将新闻传播系统纳入战争系统，使之为战争服务;必然会对和平时期可以传播的内容而战时则不可以传播的信息进行控制，对要传播的内容进行审查。这点中外古今皆然。因而战争在促进传播发展的同时，又促使对传播的严控。如2003年3月至5月，美英对伊拉克战争中，美英媒体在“国家利益至上”和“爱国主义”的压制下，演变成继武器设备、战略战术、政治外交、天时地利之后的第五大制裁伊拉克的力量。美国国防部为“指导”新闻传播发布了一份长达13页的指导性文件，详细规定了哪些信息可传播哪些不可传播以及该怎样传播。位于多哈的塞利耶美国中央司令部新闻中心也明确宣布了“三不准政策”:第一，不准问美军和联军伤亡情况;第二，不能问与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第三，不能问与今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在这些文件政策指导下，被选中的600名记者有多大的采访报道自由就可想而知了。

换位而论，这种管制是可以理解的。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不仅指出了传播(宣传)是现代世界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而且还论述了“政府管理舆论”的必要性。他写道:“在战争期间，我们确认一点就是仅仅动员人力和物力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个舆论的动员。通过官员来掌握对于舆论、生命和物质的权力，因为让传播自由所产生的危险比滥用权力所产生的危险还要大。事实上很明显，对舆论的政府管理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中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理由也很简单，一味的传播自由必然会导致内部信息的泄密或内部矛盾的外现，这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危险。拉斯韦尔说的“让传播自由所产生的危险比滥用权力所产生的危险还要大”的原因就在这。因而战争形成了对新闻自由传播的巨大威胁。美国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战争是新闻自由的天敌”，应是对这种威胁的形象反对。但换而言之，若一切信息任由你自由传播，那么谁来承担战争失败的风险，谁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传播者都有这样高的觉悟和素质吗?

战争不仅挑战新闻传播自由，也威胁到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早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就指出:“每当战争来临，真实性总是第一个受害者。”^[7]保守秘密是战争成功的关键，而公开报道是新闻报道成功的关键。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导致战争往往成为限制媒体活动的动因。那么战争怎么会构成对真实性的威胁?因为战争发动者总是挥着“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大棒将新闻传播系统纳入战争系统，使之丧失独立性，使之只为战争服务。于是新闻传播行为质变为宣传行为，宣传明确的目的性使得传播者无所不用其极，一切的谣言谎言、辱骂恐吓都成了他们常用的手段，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在这里被驱逐棒杀也就成为必然。

2003年3月份的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子。曾因越南战争和首次海湾战争报道而获普利策奖的彼德·阿内特被NBC和微软全国广播网解雇，因为他在接受伊拉克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说，“由于伊拉克的抵抗”，华盛顿的“第一个战争计划失败”。另一名FOX新闻网的知名战地记者捷腊尔多·里韦拉被取消随军报道资格，军方指责他在战地报道中太具体，危害了美军部队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国BBC的战地报道也受到了公开的指责。英国工党主席里德指责BBC的战时报道就像是在为阿拉伯做宣传。在巴格达市场做报道的BBC记者奥马尔被指责像“巴格达的朋友”。与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被取消、被指责，相反，扭曲的虚构的宣传被提倡。比如，英国媒体报道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叛逃，美国媒体报道萨达姆在第一轮轰炸中毙命以及两个儿子被炸死的消息、攻占乌姆盖斯尔等新闻，后来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因为这些传播都属于宣传，宣传在于致效不在于真实，其目的在瓦解伊拉克士兵的军心斗志，因而要能达到扰乱对方军心的目的，是否真实就成了次要的问题。

在战时，赢得战争是最终目的，为服从这一目的，对不利于己方的信息封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出于整体利益上的考虑，虽不利于传播自由，却是情非得已，两害相较，只能取其轻，任何当局都会这样做。也就是说，面对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保存现存社会结构的一个有力手段就是集权控制。这点也是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但有一点要提的是，在一个社会或阶级趋于没落时，经常会有各种进步阶级的起义战争，对于这样的消息，要维持既存秩序的统治阶级必然会对此类传播严密封锁，以防煽起尚处于未知状态的不满者与之联合或也举行起义，而这种控制的极端即是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

由于传播能引起战争或使战争提前结束，这一战争和传播的特殊关系也促使军事当局严格控制传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对越南战争的电视现场报道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反战情绪、促使越南战争提前结束这一事例，后来引起了军方和一些学者的反思——如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把越南战争的失败之因归结于电视传播，他们从对越南战争的电视报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电视报道达到饱和状态的覆盖，使得公众转过来反对战争。因此所有被电视报道的战争都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于是军方以越南战争的失败为教训，通过一种军事当局严格控制下的中心化系统来排列被审查的信息，执行一套合法化的官方控制程序。英国人在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对私营电视台的报道实行严格限制。美国在进行海湾战争(1991年)时也对媒介进行审查。多国部队军事当局批准总数为11个的新闻中心，即人数为5到18个人的新闻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特殊单位。这些在作战现场的中心或小组成员的现场活动由一个军官陪同，由他负责选择进行采访的部队，并进行“指导”，控制拍摄、审查，取消所有敏感信息。所有这些材料被送往多哈，然后再分发给新闻单位。军事当局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使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性合理性无法辨认，使战争的进程玩转于他们的手里。这样的控制对国家这条大航船必然会带来潜在的巨大威胁。

总之，战争与新闻传播自由和真实性传播的关系，就如同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一样，当战争代表的是民族国家利益，那么新闻自由传播和真实传播就得屈从就是必然，若战争违背国家人民整体利益还继续屈从，那就是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军事当局怎样控制、传播者什么时候反控制，就看他们能否站在国家、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去权衡。

五、战争为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战争促进了传播的发展，战争也加剧了对传播的控制。但二者不可等同而语等量齐观，如果说战争导致传播控制的加强是呈算术级提升的话，则战争对传播发展的促进就是呈几何级的飙升。因为战争决非只是军队对军队，而是全阶级全民全国性的，只有利用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体民众贡献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赢得战争。这动员的过程就需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组织调动尽可能多的传播手段方法劝服人民，使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是就内部而言。对敌方而言，则需己方的各种传媒和传媒组织尽可能设计创造更多的传播方法传播工具，乃至增加传播组织和人员，利用传播去瓦解敌军，获悉敌方军情。科技越发达，时代越前进，传播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越显著。现代战争几乎可以说是一场传播战，谁在传播上赢得了主动谁就赢得了战争。相对以上巨大促进作用而言，对传播的控制虽可指责，但也得承认它为传播发展搭建了平台。

就传播学的产生而言，它也是战争催生的产物。若没有美国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宣传传播行为，若没有想利用传播为现代战争服务的动机，实证派传播学的问世恐怕就得延缓。战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利益的冲突。扩而言之，所有有关利益的冲突都可以称之为战争。在此意义上，现代传播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都是为广义的战争服务的。所以传播和战争的关系实在是难解难分，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兄难弟。

【注释】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3]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4]［美］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第551页。

[5]转引自［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2页。

[6]同上，第121页。

[7]［英］苏珊·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张毓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